编者按：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如今商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纸币的流通，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本文让我们重新回到宋元明清时代，寻找存于史书中有关纸币的产生、发展，以及通货膨胀与纸币发行和国家财政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通货膨胀是以纸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经常产生的问题，无论是在封建社会经济体系中，还是在现代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体制中都会出现。因此，对于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研究，重要的不是讨论通货膨胀是否可以避免，而是在于如何结合通货膨胀产生时的特定社会经济活动背景，找出导致通货膨胀产生的纸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社会生产、交换与消费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保持基本匹配，从根本上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或者说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范围之内，避免通货膨胀演变成为间接剥夺社会公众财富的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妨以史为鉴，以纸币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脉络，从历史的维度探究中国宋元明清时代通货膨胀现象，找出通货膨胀与纸币发行和国家财政之间的关联，为分析今天的通货膨胀现象确立一个历史参照系，以裨益于今天我们对通货膨胀问题本质和本性的分析认识。
宋朝的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
北宋时期
北宋的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设立了益州交子务，开始正式发行官方交子。北宋最初对于交子的发行确立了一系列的规则。交子采取分界发行的办法，每界到期时，用新发行的交子替换旧发行的交子。每界交子发行以1256340缗为限，并以铁钱作为钞本。
但是，这些规范交子发行，稳定交子发行量的规则并没有能够维持太长时间。首先是交子分界发行规则被破坏，交子开始新旧两界并行，发行量倍增。神宗熙宁年间，交子第二十二界即将到期，由于已经安排了诸多财政支出事项，以新交子回收旧交子会导致财政困难，宋朝官方于是增造第二十五界交子125万。从此，便有了交子两界并行。
其次是交子每界的发行定额屡屡被突破，交子发行数量不断增加。宋仁宗天圣年间确定每界交子发行以125万余缗为限。但据《宋史》的记载，宋哲宗绍圣年间，每界交子增发的数量少的有几十万缗，多的已达数百万缗，远远超出了天圣年间确立的发行限额。由于缺乏发行额度的控制，最后交子的发行量居然变成没有一定之数。宋徽宗崇、观年间更甚，崇宁元年在每届定额之外增造200万缗，崇宁二年增造1143万缗，崇宁四年增造570万缗，大观元年增造554万缗。由于交子发行量太多，宋徽宗改交子为钱引之后，居然不肯兑换旧有交子。
第三是放弃交子发行需要发钞储备的要求，发行无钞本的交子（钱引）。交子的发行原需备有金属货币作为“钞本”，依惯例每造一界交子（钱引）需准备铁钱36万缗作为钞本。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造钱引已经完全不需要有金属货币作为钞本。失去了钞本的制约之后，交子的发行数量急剧增加，较之于天圣年间的发行定额超出了20倍之多。
北宋交子发行规则未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北宋财政开支浩繁，政府需要仰赖发行交子（钱引）以弥补财政之需。据史料载：北宋外患连连，边事不断，由于军事形势严峻导致军费等财政开支十分浩大。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北宋政府遂采取了增发纸币的做法。如前所述，宋神宗时期交子并界发行是因为财政已预支交子发行所得。至于宋哲宗绍圣年间大幅增造交子，则是为了陕西边境招募军队和购买军粮。宋徽宗大观年间滥印钱引，也是要为湟、廓、西宁等西部边境的军事行动筹措军费。
由于交子（钱引）发行量的不断扩大，交子（钱引）的购买力自然不断下降。这一方面直接反映在纸币与金属货币的比值上，钱引一缗原本应相当于1000个铁钱，大观年间滥发钱引的结果就是最后“引一缗当钱十数”，即钱引一缗实际上只能相当于十几个铁钱；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新旧交子的兑换比例上。大观年间，四川新旧交子到了兑换之时，新交子与旧交子的兑换比例是一比四，这等于直接宣布旧交子贬值四分之三。
南宋时期
南宋由于大幅国土沦丧，铜、锡等铸钱所需金属短缺，而商品经济又十分发达，货币需求量大，因此纸币成为了主要的流通货币。南宋的货币发行规则承袭自北宋，但与北宋一样，南宋同样无法遵循本朝的货币发行规则，最终也走上了增印纸币的道路。
南宋的纸币有多种，不同地区有不同纸币。以通行于大部分地区的“会子”为例，南宋一朝会子的发行量不断膨胀。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确定每界会子的发行限度为1000万贯。这已经是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所定的交子发行限额的八倍。然而到了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又将发行限额进一步提高到了3000万贯。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政府发动北伐，又以大量发行纸币来充做军费，会子的发行额急剧增加，发行量达到了14000余万贯。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十一界会子除已收换外，尚有1360万余贯流通在外，十二界、十三界会子除烧毁外尚有10200余万贯。宋理宗绍定年间，山东战事再起，会子发行量达到2.9亿余贯。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两界会子的数额已经达到3.29亿余贯。
再看通行于四川地区的钱引。由于北宋宋徽宗大观年间钱引增印无数，导致钱引大为贬值。北宋不得不于大观三年重申钱引印数以天圣年间的限额金额为准，从而逐步恢复钱引的币值。南宋之初，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四川守将靳博文以军需不继为名，自行增印钱引62万缗。建炎三年（1129年），四川守将张浚增印100万缗。其后四川的军事主帅也相继自行增印钱引。虽然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曾下诏四川不得泛印钱引。但是由于边备空虚，四川钱引泛印如故。绍兴十年（1140年），因为军费短缺，朝廷下令增印500万缗。绍兴十三年（1143年）增印400万缗。绍兴三十年（1160年），烽火再起，钱引增印170万缗。第二年又增印100万缗。至绍兴末，四川钱引累积已达4147万余贯，而所贮铁钱仅及70万贯。
从南宋会子和钱引发行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出，南宋增发纸币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财政支出刚性需求，特别是军费开支巨靡。对此，南宋时人已是洞若观火，宋高宗时的大臣李迨就指出，“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绍兴四年，添印576万道。五年，添印200万道。绍兴六年，添印600万道。”宋宁宗时的大臣王迈也明确指出“国贫楮多，弊始于兵”。
纸币发行量的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纸币贬值。会子币值在乾道四年（1168年）一贯还能合铜钱770文，咸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为75文，已跌至不足十分之一。嘉定二年，宋朝兑换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的时候，更是强行按新旧会子一比二的比例进行兑换。民间形容纸币之轻，称之为“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在此情况下，会子在日常生活与交易中逐渐不被认可。所谓“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嘉熙三年（1259年）大臣李韶概括说：“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
通观两宋的纸币发行，可用“自坏钞法”四个字来加以形容。宋代的交子（钱引）发行，貌似很有章法，既有发行限额，又有发行界别，还有金属货币作为发钞储备。然而由于军费等财政开支庞大（宋代财政中，军费之用在平时即要占到一半以上，而到了战争年代就高达十之七八甚至更多），两宋政府最终都放弃了自己设定的发钞规则，采取了滥发纸币此一下策，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元朝的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
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元代货币计有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银钞、至正钞四种。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是元朝主要的通行货币。
有赖于《元史》的记载，后人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朝大部分年份的印钞数目。从中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元朝货币发行数量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元初十余年，元中期和元末十余年都出现了急剧攀升的情况。至元十三年，元入主中原，中统钞的发行数量开始突破百万。此后几年，中统钞的发行量一直在100万左右。但到了至元二十二年，也就是中统钞成为全国货币不到十年，中统钞的年发行量就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200万之多。至元二十三年的发行量略超二十二年。到了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发行至元钞。至元钞当年的发行量虽然只有100万左右，但由于至元钞与中统钞的比价是一比五，实际上货币发行量已经又翻了一番还多。至元二十六年，至元钞发行量甚至高达178万有余，差一点又翻了一番。
此后几年至元钞发行量下降并保持了十年左右的稳定期，每年发行额大体在50万左右，期间大德三年至元钞发行量摸高接近百万。到了大德六年，至元钞发行量首次突破200万大关。至大三年，发行至大银钞，虽然发行量只有145万有余，但由于至大银钞与至元钞的比例为一比五，因此换算做至元钞的发行量已超过700万之巨，接近于至元年间至元钞最高年发行量的四倍，若按中统钞计算的话，则已经是中统钞最初年发行量的数十倍。其后至大银钞被废，但从至大四年到至正元年共有二十五年发钞数量有历史记载，期间至元钞发行量在100万以上的有十一年，并有四年在200万以上。
元末顺帝至正年间的印钞数目尚不完全清楚，但从已有信息看，至元钞发行数量基本上都在百万左右。从至正十年起开始发行至正钞。至正十二年、十三年的至正钞的发行数量都在190万以上，由于至正钞与至元钞为一比二的比例，当年的货币发行量按至元钞计算接近400万。至正十三年以后的发钞数量根据史书的记载，则是“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可见其发行量之大。
正因为货币发行量失控，元朝政府不得不屡屡整顿“钞法”，实行币制改革。元朝只有九十余年，却曾三度改革币制。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中统钞，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由于“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于是进行币制改革，发行至元钞。元武宗至大年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元顺帝至正十年，又以“钞法偏虚”为名，改革币制发行至正钞。每一次币制改革，都是新币币值远高于旧币。至元钞的币值五倍于中统钞，至大银钞又五倍于至元钞，至正钞两倍于至元钞。因此每一次发行新币，事实上都等于承认旧币的大幅贬值和物价飞涨。
元朝政府大肆滥印纸币并非是因为经济生活所需而是由于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元初世祖至元年间，连年征伐。除了征讨南宋之外，元初还大举征讨日本。从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三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建造海船，整军备战。远征日本虽徒劳无功，但却需要元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来筹措庞大的军费。
元成宗时期，大德二年，丞相完泽就对成宗说，元政府的年收入计有“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但财政仍是入不敷出，需要借用至元钞20万锭。也就是说需要采取增发货币的方式来应对财政赤字。元成宗大德三年，中书省又奏明，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浩大，而财政收入居然不足支出的一半，剩余不足部分只能依靠增发货币。中书省虽然自知这会导致币制动荡，但是在沉重财政支出压力之下，似并无其他良方。大德六七年间，由于云南战事，至元钞的发行量一下子达到了200万之巨。大德年间被史书称为元朝大治的时候，因当时政府尚知道节制用费而得以留下美名。然而，所谓的大治年代尚且如此，其他年景的情况可想而知。
元武宗时，至大元年中书省又奏明，由于皇帝犒赏无数，支出繁多，乃至财政空虚，因此虽然知道依靠增发货币会自坏钞法，但仍然需请增发货币数百万锭，以敷急需。元宁宗至顺二年，大臣陈思谦指出，元政府至顺年间的财政支出较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前，已经增加数十倍，至顺年间的财政经费缺口高达239万余锭。到了元末，义军群起，军储供给急剧膨胀，加上皇帝赏赐犒劳开支无度，自然更是需要依靠增发货币来填补财政窟窿。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元政府忙于到处镇压人民起义，军费开支紧张，元顺帝直接要求户部在至正十六年印造至正钞600万锭供给军需。至正十七年，中书省以陕西军事吃紧，军费开支紧迫，而陕西离大都路途遥远，因此便在当地设立机构直接印钞，以助军需。
纸币发行量激升的后果自然就是币值大贬，物价飞涨。元顺帝至正十年改革币制的诏书中就不得不承认“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至正币制改革之后，物价腾跃，上涨幅度超过十倍。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大都，钞十锭竟然买不到一斗粟。在各地，人们又回到了物物交换的原始阶段，政府所发行的钞票已然失去了交易中介的功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概而言之，元代的发钞史可以说是一部“权宜嬗变”的历史。元代只有短短九十年历史，却三度变动币制。每一次变动币制都是因为旧币发行量过多，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于是试图通过改革币制减少名义上的货币发行量，但是单纯改革币制而不及其他显然管不住货币发行的笼头，随之而来的就是下一轮货币过量发行。由此，元代也就陷入通胀和币制改革的循环之中。究其根底，在于缺乏规范的货币发行机制，货币发行完全服从于政府财政的需求，演变成为应付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事已至此，就注定只能走上通胀的不归路。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法规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