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市物化最为彻底的国家之一。纵观其发展历程，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具有四大特点：准确的市场定位、创新的营销模式、完善的质量保证和越的法制环境。与此同时，其进一步发展也受到三大问题的掣肘：政府的过度干预、弱化的教育属性以及单一的资金来源。其成功的经验可为我国大学的国际化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跨国教育；高等教育；澳大利亚；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G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1-0154-0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作为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理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把教育服务出口作为赚取外汇的重要手段，并在教育市场营销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跨国教育产业也以超常规的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赢得了“教育出口大国”的美誉。据统计，目前澳大利亚已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学生目的地，海外学生人数已从1986年的2330人，增长到2008年的543898人，国民经济的贡献也从不足4％上升到25％，充分显示出澳大利亚教育产业在全球教育服务业和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探究澳大利亚大学开展跨国教育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对我国国际性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程
从发展阶段来说，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对外援助、出口贸易、法制规范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的海外学生政策以“援助”为主要特征。出于政治利益考虑，澳大利亚政府于1951年7月启动“科伦坡计划”(the Colombo Plsn)，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赴澳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对海外学生的人数进行严格的限制。1974年，工党政府整合教育资源，修改资助政策，取消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境内学生的教育费用。受此影响，海外学生数量大幅激增，非法移民问题也大量滋生。为此，澳大利亚政府于1979年出台了《海外学生收费办法》，规定1979年以后的海外留学生需缴纳占培养成本1／3的签证费，并从1982年开始这笔费用逐年增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跨国教育进入对外贸易时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重新审视海外学生政策，并最终采纳杰克逊报告，将教育视为一种出口产业，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贸易导向性策略，澳大利亚跨国教育也随之从援助型政策向贸易型政策转变。1988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高等教育经费法》，对留学生全额缴费和高校收费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规定。随后政府取消了自费留学生的数额限制，开始实施留学生差别化收费制度。至此，澳大利亚向海外学生完全敞开了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府加大了对跨国教育的法制规范，从1997年至2001年，相继出台了《海外学生服务(注册费用)法》、《海外学生服务(保障资金拨款)法》、《海外学生教育服务实施条例》等法规，对教育服务诸多方面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规定，并且在教育机构和理论界初步达成了保障教育质量来维护教育服务全球竞争力的共识，而这也标志着澳大利亚跨国教育进入法制化的发展道路。在政府和大学的共同推动下，时至今日，澳大利亚跨国教育已进入全面繁荣期，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08～2009年国际教育活动为澳经济出口创汇172亿澳元，相比前一年增长23.2％。教育服务已成为排在澳大利亚个人旅游服务(117亿澳元)和专业与管理咨询服务(37亿澳元)之前的最大服务出口产业。
二、澳大利亚发展跨国教育产业的特点
1 准确定位市场，开展市场营销
同欧美教育强国相比，澳大利亚教育机构在教育质量、教学设施以及师资配备方面并无优势可言，要想在上述领域与欧美名校在海外招生中，展开面对面竞争，并且站稳脚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此，澳大利亚借鉴企业经营理念，运用差异化策略，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在国际教育竞争中谋求发展。
为此，澳大利亚大学始终将开拓市场放在优先地位，依据本国教育质量上乘，社会稳定，且毗邻亚洲，亚裔众多等地缘和文化优势，做出了以亚太国家为中心，以中国、印度等教育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为重点的市场定位，积极设立咨询机构，举办展览，加强宣传，千方百计吸引海外学员。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际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澳大利亚各高校不断细化市场，发展多元的教育形式。在学校类别上兼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TAFE)、英语专修学校(ELI-COS)等多种类型；在教育方式上采纳了境内高校、海外分校、联合办学、特许课程、远程教育等模式；在层次上覆盖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各个层级。
如此多样的教育种类，不仅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间，而且在市场自由贸易的导向下，这些遵循市场规律的做法有利于为澳大利亚高校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贸易机会，推动其教育出口产业化发展。
2 革新营销模式，加速市场进程
从市场营销的视角来看，产品销售的通行做法是产品最先在国内投入市场，在销售的过程中不断改良，待商品成熟后再投入到国际市场。但在效率优先的理念下，澳大利亚教育以全球教育市场为着眼点，越过教育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充分磨合，直接将其推人国际市场中进行历练，教育出口明显呈现出“前后倒置”(back-to-front)的特点。
为了保证市场反应的快速和准确，澳大利亚高校不断研究留学市场的最新变化和趋势，以市场为导向，实时调整课程设置，使教育产品始终能够反映海外学生不断变化的求学需求。课程的设置主要依赖对三种市场信息的及时收集、分析和反应。一是学生的兴趣指数，主要通过对不同课程注册人数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来获得。二是就业市场的需求方向，主要通过汇集学生就业境况和市场职位需求信息来进行研判。三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通过跟踪各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发布的产业动向来寻求开设新专业课程的机会。在完成前期数据分析后，教育机构统一对课程做出调整，引进一些就业前景广阔的全新课程，同时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市场需求的课程则予以取消。例如，澳大利亚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就为了适应市场变化，每年更新课程2～3门，每门课程从上报审计部门核算盈利前景，到报请执行校长批准，再到学校试点、全球推广仅需短短数月，充分反映出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实践证明，澳大利亚这种非常规的销售模式不但提高了教育机构对市场机制的快速反应，避免了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的现象，而且也极大地加快了教育贸易发展的市场进程，在短短十几年内就使教育产业从投资领域转化成为“赚钱机器”，成为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3 完善质量体系，提供优质服务
压缩市场进程，并不意味着忽视教育规律。为了提高澳大利亚教育的国际声誉，进而扩大销售业绩，澳大利亚高校积极实施“质量立教”战略，发展多元保障主体，逐步建立 了内外结合的质量保障体系。
目前，澳大利亚大学都已建立了包括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在内的专职评估机构，如悉尼大学的教与学研究所，莫纳什大学的高等教育质量中心，昆士兰大学的教学质量研究与发展部等。虽然各所学校的制度和程序各具特色、不尽相同，但其核心职能却基本一致，即通过教学质量调查，如问卷、访谈与评估工作等形式，对各院系的教学质量从计划、课程、教学到最终取得的成绩进行评估，并结合学生的就业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以确保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质量。
同时，为了提高质量保障体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还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社会外界对教育质量的关注，充分发挥联邦政府培训局、国际评估网络以及行业协会、合作办学企业等社会团体力量对高等教育进行外部评估。评估的结果不但要跟国内的其他院校进行比较，同时还要同国际其他大学进行比对，以检测澳大利亚现行的教学方式是否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学生能否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
可以说，这种内外结合的“立体”质量评估体系不仅彰显了澳大利亚教育机构参与国际教育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也使质量保障体系从管理工具转变为竞争手段，有效地推动了澳大利亚教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营销。
4 建立政学联动机制，实现法制护航
作为国家教育的资助者，教育改革的推动者，澳大利亚政府历来在澳大利亚教育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此，澳大利亚大学依托联邦政府，将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与跨国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提升了跨国教育的立足点和发展空间，使澳大利亚跨国教育发展得以摆脱自发发展的缓慢进程，实现了在政府辅助下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吸引海外学生，澳大利亚政府采取包括简化签证手续，允许兼职工作，提供高额奖学金等一系列举措，其中，完善法制环境最值得一提。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敏锐地察觉到教育出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于1991年颁布了《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对澳大利亚大学在市场性行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见性规范。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对法律体系进行修补完善，有效地保障了法律的先进性和可适性。目前，该法律体系主要有两项职能，一是保护海外学生的经济利益。根据《海外学生服务(保障资金拨款)法》规定，教育机构必须加入“学费保障计划”(Tuition Assurance Scheme)和“海外学生服务保障基金”(The ESOS Assurance Fund)，并缴纳保证金。在办学机构违约的情况下，如果教育提供者无法按规定退还相应学费或者提供替代性课程，那么责任将由该基金承担。二是严格管理教育机构。根据《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规定，所有提供跨国教育的机构都须参加“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CRICOS)，并要详细说明该教育机构在每一个州开设的每一门课程的详细信息，以防在营销或提供课程时产生误导性或欺骗性行为。
三、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
1 政府过度干预，弱化大学独立性
在管理过程中强调自治，但在结果上实现政府集权是澳大利亚大学管理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种管理体制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跨国教育的发展过于依赖政府这个“指挥家”的安排，不但跨国教育的开展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而且贸易对象也往往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以及政府行政、司法的限制。
所以说，联邦政府的推动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澳大利亚跨国教育的发展过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政府的过度介入却使得澳大利亚高校变相成为了联邦政府的直管部门，妨碍了跨国高等教育依据自身和市场的规律进行循序渐进的演化，弱化了各大学在开展贸易行为、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束缚了大学真正的“自由”。
2 追求经济利益，淡化教育属性
澳大利亚跨国教育对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从根本上转变了教育产业的发展宗旨和模式，淡化了其本应具有的教育意义，为澳大利亚跨国教育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唯利主义盛行、教育层次弱化等一些隐患。
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教育机构以牟利为目的招收海外学生，忽视教育培养人的本质属性。采取不诚信行为，谋取利益。他们或以明确的商业动机招收海外学生，或为满足海外学生的移民诉求，提供大量移民课程，并通过遍布世界的教育代理大肆兜售。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跨国教育产业中的诸如黑中介、不合格私立院校为海外学生出具伪证等问题纷纷曝光，大大损害了海外学生的个人利益，并威胁着澳大利亚跨国教育的国际声誉。随后澳大利亚政府加大了对国际教育产业的整治力度，出台了“跨国教育质量战略”(Transnational Quatity Strategy)，强化管理，堵塞漏洞。尽管此举有助于确保澳大利亚跨国教育的声誉，但由于澳大利亚跨国教育产业涉及的相关利益者众多，如何在维护澳大利亚跨国教育发展的长远利益的同时，协调各方关系，也成为了澳大利亚政府和教育机构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3 资金来源单一，制约教育品质
目前欧美大学的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即政府资助，大学在投资、服务、培训方面的商业化收入以及校友的捐赠、筹款等。
但纵观澳大利亚教育发展历程，澳大利亚大学的发展历来缺少私人基金以及校友捐赠的支持，并且由于长期受到资源经济影响，澳大利亚高校科研商业化收益尚不足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国家大学平均水平的一半，再加上政府资助的严重不足，这使得跨国教育贸易收入成为了澳大利亚高校快速获取收入的唯一手段。但矛盾的是，来自跨国教育的大部分收入又不得不以市场营销、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元文化服务等形式重新投入到跨国教育运营中，致使澳大利亚虽已成为世界上跨国教育提供方的领跑者，但苦于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连年下降和科研资金的匮乏，无法凭借高额的奖学金和一流的科研实力吸引高学历的海外学生，因而在跨国教学的发展层次上依然不高。一方面，表现为学历层次偏低，接受跨国教育服务的人群多集中在本科；另一方面，大学层次偏低，在参与海外跨国高等教育项目的近40所大学中，二星级大学开展的跨国教育合作项目最多，而五星级大学参与的项目很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院校的科研创新能力，限制了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品质。
四、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1 实施跨国战略，转变办学模式
目前，我国大学正面临着诸如国家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经费筹措渠道有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生源危机日益显现等诸多新老问题。面对相似的困境，澳大利亚经验证明：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也是高校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潮流。因此，中国高校必须以教育国际化为契机，以国际规范和标准为尺度，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借鉴教育强国的教育思想，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培养出具有全球性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上。转变运营机制，借鉴企业经营理念，通过市场意识和机制的引入来优化运营模式，提高绩效成绩，并促进大学的营利性行为向国际方向发展。
2 遵循市场导向，提供特色教育服务
同跨国教育强国相比，我国在经济、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上都处于劣势，无法向欧美国家的市场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因此，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起步阶段，我国应效仿澳大利亚经验，采取差异化策略，充分挖掘我国大学市场行为国际化的自身优势和条件，以培育我国教育产业的效益增长点。首先，在语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需要汉语的人口越来越多。各国工商业、企业、文化等各行各业的人士，只要与中国有接触，就有必要掌握汉语。因此，我国大学应以此为突破口。提供相应的语言教学服务。其次。开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专业，如中医、中国传统工艺、中国餐饮业、儒家思想文化等，这些课程不但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而且也可以在教育的国际交流中扩大我国的文化影响，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
3 营造有利于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
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充分表明了教育贸易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以及教育产业发展的大环境。鉴于此，发展我国的国际教育需要营造一个官、学合作互动的外部环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推动者的政府，应出台全国性的高校国际化战略和政策法规，指导和鼓励符合转型条件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开展跨国教育贸易，并进一步完善教育市场法制环境，构建公平竞争平台，切实保障高校和留学生的合法权益，为高校的教育贸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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