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仍然需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重点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以及剧烈波动会抑制FDI流入中国，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资本,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全球FDI流动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式流动，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向性全球流动。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历程，截至2010年9月，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达10,600亿美元，FDI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备受国外投资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后，流入我国的FDI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见图1）。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FDI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萎缩。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球FDI流入量比2008年同期减少了49%，中国市场也同样受到波及，2009年上半年中国吸收FDI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9%。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1至2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FDI）同比增长27.09%，2月份当月同比增幅达32.2%。
一、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的划分
根据跨国公司投资目的、生产地和销售地的不同，可以将FDI区分为市场导向型FDI和成本导向型FDI。市场导向型FDI是指跨国公司在目标国进行直接投资，并把生产的最终产品在目标国当地市场销售；成本导向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寻求低成本，在目标国进行直接投资，并把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回母国或者第三国或地区。基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按照行业的分类，可进一步将其处理为生产制造型和服务型两大类，其中生产制造类行业的外商投资属于成本导向型FDI，服务类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导向型FDI，分类见下表：
二、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因素
关于经济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这一问题，学者和专家有着诸多的观点：Broadman(1997)运用计量模型对影响中国不同地区FDI流入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决定FDI流入的主要因素为国民生产总值、基础设施建设、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还有学者通过对流入中国的FDI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汇率、利率、工资水平以及市场开放度与外FDI的流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因素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实际汇率水平、汇率的稳定性、市场规模、潜在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基础设施、通货膨胀率、全局性经济稳定性。
（一）市场规模是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因素之一
市场规模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的因素，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现有市场规模和潜在市场规模。总的来说，一国的现有市场规模或潜在市场规模越大，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越有利于FDI的流入。大的市场规模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而稳定成长的市场使投资者对外来目标国的经济走势有着良好的预期，从而使得该国的FDI增加。
（二）劳动力成本、市场份额分别是影响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流入的因素
对于成本导向型FDI，由于此类FDI的投资者最看重的是寻求低廉的成本，而对于在目标国市场份额的敏感性较弱。因此对于此类FDI，劳动力成本因素将是影响其流入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市场导向型FDI，此类FDI的跨国公司利润等于在目标国产生的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并且其收益受到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的敏感性较强。因此对于此类FDI来说，市场份额是其敏感性变量。
（三）通货膨胀率也是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因素之一
通货膨胀率可以看做是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一个信号，高的通货膨胀率显示政府在短期内在平衡预算上出现了问题，并且长期的通货膨胀会引发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例如滞涨。这会使得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增大，从而影响国外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选用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通货膨胀程度，并预测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不利于FDI的流入。
三、汇率水平对FDI流入影响的分析
在分析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时，涉及到汇率的成本效应理论和财富效用理论。两理论均认同FDI流入目标国货币相对于FDI流出国货币贬值，有利于FDI流入的增加。
成本效应理论强调汇率水平变动对投资者在目标国生产成本的影响效应。Cushman(1985)指出，不同时期两国汇率水平的不同将引起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当FDI流入国货币相对于流出国货币贬值时，相同数量的外资数额可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购买更多的生产设备，从而帮助货币贬值国吸引外资流入。汇率的财富效应是指当资本流入国货币相对于资本流出国货币贬值时，将使得相同数量的外资可购买更多流入国的商品，从而吸引外资流入。
（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
有效汇率通常被用于度量一个国家商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能够综合地反映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一般来说，FDI流入国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越高，FDI流出国在该国投资的成本越高，相应地使得目标国FDI流入比较少；反之流入目标国的FDI比较多。
（二）人民币对美元加权平均汇率
以往的学者在研究涉及分析汇率与FDI流入的相关关系时，使用的是都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与FDI的关系。但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是由外国金融研究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计算得出，其数值比真实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较小，即人民币被长期低估。因此，一些人为的主观因素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够实际体现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时，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使用更多的是直观的市场汇率。因此，引入人民币对美元加权平均汇率是因为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普遍适用性。
四、实证分析
在这一阶段，本文以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的月度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Excel软件对时序数据的处理，以及E-Views软件对方程的回归分析，着重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得到以不同导向型FDI作为的被解释变量与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多元线性关系。
（一）解释变量汇总
人民币汇率水平:分别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人民币对美元加权
平均汇率（ERUS）表示；
市场规模-现有市场（CMS）：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表示；
市场规模-潜在市场（PMS）：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示；
劳动力成本（LC）：以外资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量；
市场份额（MS）：以外资企业工业销售产值比率衡量；
通货膨胀率（CPI）：以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
（二）数据检验和处理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Engle-Granger的基于残差ADF(Augmented Dickey - Filler)方法,来检验各个指标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和六个解释变量均为非平稳变量，经一阶差分后，变量LnCMS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上均接受非平稳假设，但其二阶差分是平稳的；变量LnLC的一阶差分在5%的临界值下是平稳的；其余变量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非平稳假设。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以为模型，检验被解释变量FDI与解释变量Y之间可能存在的长期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人民币对美元加权平均汇率（ERUS）、现有市场规模（CMS）、劳动力成本（LC）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这五个变量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并且FDI不是这五个变量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这五个变量分别对流入我国的FDI有着显著的影响；市场份额（MS）既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同时FDI也是市场份额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市场份额与FDI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潜在市场规模（PMS）在这十年的时间内与FDI之间没有表现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剔除潜在市场规模变量（PMS）。
（三）描述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本文先对人民币汇率与FDI流入量之间进行描述性的检验，以获得初步的直观结果（见图2和图3）。
（四）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1. 模型设定
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FDI，回归方程中的变量选取也存在差异。
成本导向型FDI回归方程：
a.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变量：
LnC_FDI=C(0,1,1)+C(1,1,1)×LnREER+C(2,1,1)×LnCMS+C(3,1,1) ×LnLC+C(4,1,1) ×LnCPI+ε
b.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ERUS）为变量：
LnC_FDI=C(0,1,2)+C(1,1,2)×LnERUS+C(2,1,2)×LnCMS+C(3,1,2)×LnLC+C(4,1,2)×LnCPI+ε
市场导向型FDI回归方程：
a.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变量：
LnM_FDI=C(0,2,1)+C(1,2,1)×LnREER+C(2,2,1) ×LnCMS+C(3,2,1)×LnLC+C(4,2,1)×LnCPI+ε
b.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ERUS）为变量：
LnM_FDI=C(0,2,2)+C(1,2,2)×LnERUS+C(2,2,2) ×LnCMS+C(3,2,2)×LnMS+C(4,2,2)×LnCPI+ε
注：回归待定系数的下标（n,j,k）中，n=0〜5表示第一个至第四个变量的回归系数，0表示常数项；j=1/2分别表示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k=1/2分别表示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为变量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
2. 成本导向型FDI回归结果分析
OLS回归结果如下：
a.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变量：
LnC_FDI=16.574-5.216×LnREER+6.058×LnCMS
（t统计值）（1.075）（-3.126）（4.642）
-3.453×LnLC-3.507×LnCPI+ε
（-2.604）（-1.206）
=0.542 F统计值=36.228 DW统计值=1.608
b.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ERUS）为变量：
LnC_FDI=-42.872+8.872×LnERUS+8.188×LnCMS
（t统计值）（-3.357）（4.873） （6.218）
-4.789×LnLC-2.184×LnCPI+ε
（-3.894）（-0.877）
=0.565 F统计值=38.807 DW统计值=1.278
两回归方程的R2分别为0.542和0.565，显示方程拟合情况良好。在置信度为95%的条件下，F统计值分别为36.228和38.807，方程能通过F检验，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四个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LnFDI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在置信度为95%的条件下，解释变量LnREER和LnERUS分别对被解释变量LnFDI有显著性影响。因此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的增加和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ERUS）的降低对成本导向型FDI流入的影响是负面的，即人民币升值会抑制成本导向型FDI的流入；反之，人民币贬值会促进此类FDI的流入。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人民币的贬值使得相同数量的外资数额可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购买更多的生产设备，从而帮助我国吸引外资流入。但是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说明此类FDI的流入对于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的水平高低较为敏感。
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于我国成本导向型FDI的流入呈现显著性的负面影响。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得跨国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在收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润将会减少。这会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对于此类FDI流入的影响也是消极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使得跨国企业因为商品或者服务价格增高而引起的收入增加小于通货膨胀导致工人工资或者原材料价格增加引起的成本上升，从而使得企业利润减少；还有可能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国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信号，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引发滞涨等一系列危机的出现，从而加大投资者的风险。
3. 市场导向型FDI回归结果分析
OLS回归结果如下：
a.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为变量：
LnM_FDI=-17.262-1.484×LnREER+3.327×LnCMS
（t统计值）（-1.408）（-0.858） （1.597）
+0.945×LnMS+0.247×LnCPI+ε
（1.379） （0.095）
=0.693 F统计值=33.803 DW统计值=1.249
b.汇率因素以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ERUS）为变量：
LnM_FDI=-26.151+0.645×LnERUS+3.280×LnCMS
（t统计值）（-1.479）（0.260）（7.448）
+1.140×LnMS+0.528×LnCPI+ε
（1.364） （0.174）
=0.690 F统计值=33.225 DW统计值=1.241
两个回归方程的分别为0.693和0.690，说明方程拟合情况较好。F值分别为33.803和33.225，方程能通过F检验，回归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强。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人民币兑美元加权平均汇率对于市场导向型FDI流入的影响方向与他们对成本导向型FDI流入影响的方向相同，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此类FDI的流入。但是他们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小于其与成本导向型FDI回归得到的系数绝对值。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升值对成本导向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的影响程度的不同：成本导向型FDI对于汇率水平的变化十分敏感，并且该影响是显著的；对于市场导向型FDI对于汇率水平的变化并不敏感，同时汇率升值所带来的此类FDI减少并不显著。
第二，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对于市场导向型FDI的影响是正面的，即随着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份额的扩大，此类FDI的流入也将增加。这个结论很好理解，市场份额的扩大代表着需求的扩大，从而使得跨国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商品的生产或者服务的提供，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增加。
第三，通货膨胀因素对于市场导向型FDI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市场导向型跨国企业的利润对于成本的敏感程度没有其与收入的敏感度高。也就是说，物价的升高给企业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大于劳动成本或者原材料价格的增加。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2001年至2010年的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即使出现短期的通货膨胀，其强度也是处于温和通胀阶段，并且市场导向型国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稳定增长的预期没有发生改变，从而使得此变量对于市场导向型FDI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FDI与包括汇率的水平和波动以及其他经济因素变量的回归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均为负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两类FDI的流入；
（二）对于成本导向型FDI，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其流入的因素之一，劳动力成本与此类FDI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三）对于市场导向型FDI，跨国企业在我国的市场份额是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之一，市场份额于此类FDI呈现正相关关系。
我国正处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仍然需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重点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以及剧烈波动会抑制FDI流入中国，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使得FDI能够持续稳定的流入中国：
首先，在无法直接干预汇率水平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干预使得汇率的波动稳定在一个较窄的区间内，避免人民币再次在短期内出现剧烈的波动，这样会降低外国投资者所面对的汇率风险，从而使更多的FDI流入中国市场。
同时，对于不同导向型的投资者来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激励性的外资政策分别是吸引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不能长期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是需要合理分配产能，尽早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流入资金的质量。除此之外，还需要我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改善投资环境，为外资的进入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后，在促进FDI流入我国市场的同时，还要加大对热钱的监管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FDI长期、稳定、有序地增长，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FIC
参考文献
[1] 高璐，《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金融经济, Finance & Economy，编辑部邮箱，2010年第10期。
[2] 于津平、赵佳，《人民币-美元汇率与中国FDI利用关系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World Economy Study， 2007年第12期。
[3] 黄静波、曾昭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0，第05期。
[4] 毕玉江、朱钟棣，《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基于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第32卷，第07期，2006年。
[5] 胡再勇，《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实证》，外交评论，pp (6):89-95，2006。
[6] 王寿庚、滑战峰，《全球FDI发展趋势及因应背景分析》，价值中国网原创，2005年。
[7] Cushman,“Real Exchange Rate Risk , Expectations and the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 .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 tatistics ,Vol. 67 , No. 2 , pp. 297 - 308, 1985.
[8] Harry G. Broadman and Xiaolun Su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p.339- 361,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