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二年来，我走过三十多个国家，欣赏过一百多个城市。每到异乡的一城一池，总会联想起故土大地上的北京与上海。这才知道， “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名字已在自己的血液深处扎下根了。我在北京居住了二十七年，在上海则逗留不到二十七天，然而，拉开时间与空间的长距离之后，这两个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却同样深刻，同样难忘。不管世道如何沧桑，人生如何曲折，“上海”再也挥之不去了。
我常用“是否有灵魂”这一眼光来看城市。因此，总是把城市划分为“有灵魂的城市”和“没有灵魂的城市”，或“灵魂微弱的城市”。《忏悔录》的伟大作者、中世纪宗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写过《上帝之城》一书。在此书中，他说上帝之城包括精神之城与世俗之城。我引申一下说，凡是精神之城非常发达的地方，都可称作有灵魂的城市。香港可以说是地球上最繁荣、最发达的世俗之城，但其精神之城却不够灿烂，以致让人们视为“文化沙漠”。我虽多次为香港辩护，但也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灵魂微弱的城市。至于澳门、拉斯维加斯(美国)等处，尽管赌场的灯火格外辉煌，但我还是把它们划入没有灵魂的城市。分类，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操作，不免独断，因此朋友之间聊起来也不免会有争论。可是，对于巴黎、罗马、伦敦、北京、京都等城市，朋友们总是一致认定这是有灵魂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太丰富了，那些教堂的尖顶、先贤的慕地、天才的名字、博物馆的珍品，样样都不容你否认这个城市是个巨大的精神存在。对于上海，则常有争论。
“上海是伟大的世俗之城”，这一点没有争议。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上海就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齐名”，成为地球上稀少的“城市恐龙”之一，世俗生活丰富多彩到了极致。可惜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上海却陷入了萧条与贫困，霓虹灯下只有哨兵而没有夜市，甚至连霓虹灯本身也失去了斑斓的色彩。恐龙失落了血肉，只剩下了空疏的骨架。一九八。年我首次见到上海时，只拜访了我的散文诗习作《雨丝集》的责任编辑谢泉铭先生。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可是他的住房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狭小和简陋，谢先生就在这一小“蜗居”的灰暗灯光下一页一页地阅读那些无名作者的手稿，包括我傻乎乎地投给出版社的十分幼稚的诗集。我与他素昧平生，可他却在阅读中发现我有写作的“底气”――他在信上这样激励我，让我高兴得彻夜难眠。没有谢泉铭，就没有我后来的《读沧海》和《再读沧海》等，所以我到海外浪迹天涯时，总是对友人说，上海有个默默无闻的、无私的“神瑛侍者”，他的名字叫做谢泉铭。可是他在破落的上海却几乎没有安居之所。从他身上，可知上海这一城市恐龙已消瘦干瘠到何等地步。幸而转机来了。一九八五年我到上海参加“文化战略”讨论会，看到的还是恐龙骨架，但那时恐龙之魂已经觉醒，正在翻身重吟之中。那之后的二十年，恐龙又长肉长肥长胖了。如今上海再次成为强大的世俗之城，其辉煌绝不在香港、东京、纽约、伦敦之下。
“那么，上海是不是伟大的精神之城?”关于这一点，朋友之间则总是争论不休。说“不是”的，理由很多。上海没有卢浮宫，没有先贤祠，没有大英帝国博物馆似的博物馆，没有罗马斗兽场似的历史遗迹，没有西敏寺那种埋葬着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的大教堂，没有剑桥、牛津、哈佛那样的现代大学，甚至没有北大、清华这种老牌大学。原先比较深厚的“圣约翰大学”已经消失，一九四九年后才浮上地表的“复旦”、“华师大”、“同济”等，历史毕竟太短。“交大”资格较老，可是分身一半到西安。上海虽然曾经“阔”过，但没有建设国家博物馆与城市博物馆的传统，艺术的珍品善品只是个人收藏，私藏者的“家”也许有魂，但公共的“城廓”还是没有魂，比不得北京故宫博物院耶种长悠悠、沉甸甸的气象。
争辩中我总是属于“保海党”的一方，总是竭力论证上海乃是有灵魂的城市。一九八五年我到上海时曾接受上海电视台的采访，畅谈上海。那时我就说，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打破海禁，即最先打开门户的城市，是聚集着管理精英和工艺精英的中国现代化先锋城市。上海“敢为天下先”，所谓海派文化便是敢开风气之先的文化。这一基本认识，我一直坚守着。在海外与朋友的争论中，我还说，别小看上海的“租界”与“十里洋场”，没有这些租界与洋场，就不会有张爱玲，甚至也不会有完整的鲁迅。不是吗?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就得益于半租界。整个左翼文学所以能蓬勃发展，也完全是借助上海的生存夹缝、社会氛围和心灵的温热。鲁迅被誉为“民族魂”，而这一魂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磅礴跳动的。鲁迅时代上海那么多文学刊物，其辐射的时代光芒覆盖全中国。这些刊物为什么能生存?因为有读者。那时的上海聚集着无数苦闷而有理想的中国青年，他们渴望读书，渴望新知，渴望真理。这种渴望，便是灵魂的骚动。在论辩中我也承认，上海的灵魂在上世纪下半叶之初的二十多年里受到摧残，多元文化变成一元文化，连原先左翼文化的首领潘汉年也被送进牢狱，而我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写作课老师、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也被送上十字架，更不用说张爱玲彷徨无地，只能逃亡到海外了。上海呵上海，我能理解你，大有大的难处，大就让人注目，让人不放心，让人不能不看得更严，管得更紧。可是一旦严紧，灵魂就难以拥有活力，才子才女们就难以拥有天马行空的精彩了。
二
我所以竭力为上海辩护，还因为我和上海文艺界，尤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段富有诗意的“因缘”。“因缘”里蕴藏着我终生难忘的激励之情。
去年五六月之交，我应《东方早报》所属的“上海书评”陆灏兄的邀请，前去上海参加由“早报”主办的十年文化成就奖颁奖活动。很荣幸，我被尊为“颁奖人”，给文化英雄们颁奖。除了参加颁奖活动之外，我还到上海图书馆讲述“《红楼梦》的哲学阅读”，到华东师大文学院讲述“《红楼梦》与西方哲学”，到译文出版社评述李泽厚的《答问录》新书。就在出版社的座谈会上，我和阔别了二十三年的好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郝铭鉴相逢。这一相逢真让我喜出望外，高兴了好久。
郝铭鉴兄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上海出版家。让我“暴得大名”(胡适语)的《性格组合论》正是他推动出版的。他当时身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亲自来到北京，向我约稿。说他正在组织一套名为“文艺探索书系”的丛书，以探索为手段，以开拓为目的，一定要让我的论著打先锋，作为丛书的开山之作。他还运用手中的“权力”，说出版社租了旅馆，可让我在上海躲藏起来写作几个月(我果然也到上海躲着读清样)，其真诚的态度令人感动。在他的敦促下，我很快写就最后三章，完成了这部理论著作。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之间，我接到郝铭鉴兄许多电话和信件，每封信都是“你可放开写”一类的鼓励与叮咛。那两年，我从铭鉴兄身上，得到最多的温暖和力量，并通过郝铭鉴，感受到来自上海的助我思想飞扬的暖流。除了铭鉴兄，还有一个让我永远难忘的 友人，那就是已故的徐启华。他那时在《文汇报》担任副刊主编，出国后他英年早逝，真让我的伤感伤到心底。我在二??四年所作的悼念文章《文学殉道者的光明》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文字：
正是这个低调的《文汇报》副刊主编，在八十年代用他的全副心力支持我的探索，毫无保留地为我推波助澜。他对我说：“你的文章，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散文诗，我都一律发表。”这种绝对态度，使我深受鼓舞。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应他所约，写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他接到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他将立即发出，并加编者按语，组织全国性讨论，声音是兴奋的。果然，七月八甘，文章就见报，接着便是牵动人心的热烈讨论。在他的推动下，我进一步把中心论点学术形态化，写了《论文学主体性》，进一步引发更大范围的论争。今天国内外学界都知道我是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学案的主角，却很少人知道是启华拉开了“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序幕。一九八六年秋，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新时期文学十年”大型研讨会，我做了“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报告，篇幅一万字，他竟然决定要在《文汇报》全文刊登，我说《人民日报》已决定刊登了，他却说，他们登他们的，我们登我们的。就这样，出现了南、北两大报同时刊登我文章的特异现象，而制造这一现象的正是那个腼腆的上海编辑。读了《文汇报》我才明白，这个说话声音柔和的启华很有大将风度，很有独撑灵魂的内在力量……
《性格组合论》刚一出版，《人民日报》就在第一时间中报道“一抢而空”的消息，这之后，便一版再版，直至第六版，发行量近四十万册，成为一九八六年的十大畅销书，还得了几个主要报刊联合颁发的“金钥匙奖”。对于奖项和外部评语，我历来不在乎，觉得自己不受批判便是凯旋，最重要的是能够发出自己内心真实而自由的声音；但“金钥匙”这一名字实在很美，也很切合我喜欢打开思想门窗的心灵走向，所以就记住了。
《性格组合论》第一版发行时，郝铭鉴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郑煌等其他负责人，特在上海举行发布会，还要我作个“讲话”。面对一千多个好学的听众，我以最坚定的语言颂扬巴金所作的“忏悔录”(原书名《随想录》)。说明忏悔乃是民族新生的第一步。我们曾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文化大革命)，在错误中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份责任。对这份责任的体认，便是良心。“受蒙蔽”而进入“共犯结构”没有法律责任，但有良知责任。演讲后我收到几百张字条，其中那些感人的语言除了给我震撼之外，还让我感到上海这个伟大城市显然跳动着一颗集体性的伟大的良心。演讲后，我开始签字，队伍排得很长，一些拥到讲台上的性急的年轻朋友差些把桌子挤例。签书半小时后，“拥挤”现象愈来愈烈，我坐不住了，郝铭鉴诸兄怕我不“安全”，竟把我“架走”，匆匆逃离会场。那一天，我感到八十年代的上海真是一团火，烧得我浑身是热，也烧得我思想更为动荡更为活泼。所以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后，我便立即撰写《论文学主体性》，一发不可收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天，钱钟书先生急着找我，说他得知《性格组合论》印数已超过三十万，让我要“知止”，说“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不要再印了”。钱先生一言九鼎，我立即写信给郝铭鉴兄，请上海文艺出版社不要再增印了。出版社尊重我的意见，也就止于第六版。钱先生是个极有智慧的大学者，他深明“知止不殆”(《道德经》)的真理，劝阻我完全是为了保护我。
《性格组合论》让我“暴得大名”之后果然也让我进入多事之秋。而在此“秋季”里，又是上海把我推得愈走愈远。首先是《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带着梅朵和肖关鸿的好意到北京采访我。开始时我还是逃避，但最终扭不过绪源兄的“执着”，从而对他回应了姚雪垠先生的批评。姚先生在《红旗》杂志写了两篇数万字的长文，对我进行“炮轰”。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回应，便会演成一件大事。果然，刘绪源的采访录在《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二月号)以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之后，引起了姚先生的愤怒，他声言要到法院起诉我。剑拔弩张之势形成了，事态严重化了。尽管那时我收到无数“声援”的电话与信件，包括律师的“自告奋勇”，但我还是略感不安，觉得自己可能犯了和姚先生一样的错误：上纲上线。“文化大革命”的毒汁固然在姚先生身上有所反应，在我身上也有所反应。姚先生说我“反马克思主义”，我还以姚先生“顺‘四人帮’路线”。尽管双方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各显“政治正确”的姿态，但都没有在学术上进人真问题。不过，由上海《文汇月刊》发动的这场半论争半官司的戏剧，却让我更深入地思索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即让我更彻底告别文学顺从意识形态的悲剧，也更清楚地认清了把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丧失审美自性，正是当代文学最根本的伤痛。出国后我和林岗合写的《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其论说主题及其彻底性的审美判断也得益于这场论争，所以我还是要感谢绪源兄，感谢梅朵、肖关鸿兄主持的《文汇月刊》和它立身的大上海。
出国十年之后，又是上海最先记起了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敢为天下先”向我约稿。此次是出版社的资深老编辑高国平先生向我发出热情的约稿信，说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在海外所写的《共悟人间》与《独语天涯》两书。我遵嘱把书稿寄给国平兄。不到半年，两书的简体字版一起问世了。每本发行量一万八千册，而且很陕就售完。二??二年，国平兄通知我，出版社决定推出第二版。那时出版社的总编是陈保平兄，副总编是郏宗培兄，两人都积极支持。宗培兄还代表他主编的《小说界》向我约稿，而保平兄到香港时也特别约见了我。可是没想到第二版未能出版。此事让真诚正直的高国平非常伤心。但我还是依然如故，因为我早已学会用平常之心对待一切，包括对待成就与苦难。但国平兄在电话上对我说的话，却让我落泪。他说：上海一直怀念你，你的书已长存在上海的心里了。这几句话出自一颗朴实而憨厚的心灵，它让我相信。他本是在安慰我，没想到，这句话却在我内心激起强大的思想波澜。近十年来，我每天黎明即起，笔耕不倦，思想进入新的飞扬时期，个中有许多原因，但有一原因便是上海助我――上海的朋友助我。天地人间，情感毕竟是最后的实在。上海友人们给我的正是最值得珍惜的、助我思想飞扬的真情感。此刻我想起给我激励之情的国平兄、启华兄和谢泉铭、梅朵先生已经去世，再也无法向他们说一声感谢，实在难过得难以自持，写不下去了。
不过，最后还想说，倘若此刻我站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门口，那我一定会面向东方充满感激地说：“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你是一个有灵魂的城市。”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注：此文乃应郏宗培先生之约，为纪念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