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日》诞生记 1957年，曾亲历孟良崮战役的军旅作家吴强以涟水、吐丝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日》。1960年初，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红日》搬上银幕，并成立了由汤晓丹、汤化达、沈锡元、瞿白音组成的影片创作小组。
负责《红日》剧本创作的是著名作家瞿白音。他很快就拿出了《红日》剧本的初稿和二稿。在《红日》的剧本创作上，文化部认为应该描写战争失利过程中给解放军高级指战员带来的压力和内心痛苦，表现战争的残酷性。军委则要求，要直接表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将原小说中“调子消沉”的描写全部删去。瞿白音对剧本进行修改，直到写了第五稿，才得到军委、上海市委、电影总公司等各方一致认可。
导演在选演员时尽量使用“大牌”演员：张伐饰沈振新、康泰饰陈坚、杨在葆饰石东根、舒适饰张灵甫。
1962年8月，《红日》杀青。文化部电影局有关领导看了片子后说：“人物性格不连贯，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不够。人物情绪没有展现。”军委方面则比较赞赏，陈毅说：“拍得不错。可以公开发行。”电影局于是签发了审查通过令。
《红日》公映后，广大观众反响强烈，然而，江青却大为不满。“文革”中，江青将《红日》打成“大毒草”，小说作者吴强及导演汤晓丹等参与该片制作的许多人都遭到迫害。“文革”结束后，《红日》才再见天日。（摘自《党史纵览》，袁成亮/文）
陈布雷“尸谏”蒋介石
素有“文胆”之美名的陈布雷，自从1927 年春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起，直到1948 年自杀身亡，一直是蒋最为信任的心腹。然而他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儿子陈远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 年2 月27 日、28 日，国民党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 月5 日前全部撤回延安，宣布和平谈判失败
在国共和谈时，陈布雷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他对周恩来钦佩不已。周恩来对陈布雷也有赞赏之词。一天傍晚，陈布雷来到周恩来办公室。陈布雷在楼上坐了两个多小时，才和周恩来一起下楼，两人走到楼前花园左角，又继续交谈了约半个小时，陈布雷才向周恩来告辞。临别时，两人紧紧握手。原来陈布雷是为儿子、女儿、女婿的事，前来周恩来这里“托孤”的。
陈布雷眼看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失望之极。他选择了传统文人参政的惯用方式――诤谏，多次向蒋介石建议罢兵休战议和，让其拿出藏匿的美金，用于国家建设和改善民生，招致了蒋的反感。就在赴死前几天，陈布雷还向蒋介石上谏，蒋很恼怒，打了他一个耳光，训斥他“教子无方”，儿女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陈布雷在绝望之余选择了 “尸谏”。1948 年11 月13 日，陈布雷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自尽。（摘自《文史博览》，钟汉成/文）
鲁迅与沈从文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这两位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交恶的直接起因是缘于一场误会。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生活困苦，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赚些零星稿费。此间沈从文认识了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处境困窘，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
当时常有无聊的人写信骚扰鲁迅，此前不久就有人用“欧阳兰”的名字给他写信求助。鲁迅托熟人打听。当时做报纸编辑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孙伏园说，周作人那里也有一封信，笔迹也很像休芸芸。实情是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关系亲密，字迹也相似。
鲁迅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很生气。恰恰这时胡也频来拜访鲁迅，先递名片到鲁迅处，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将名片印上了“丁玲的弟弟”字样。鲁迅更生气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丁玲的弟弟”。
鲁迅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沈从文也很生气。后来，与鲁迅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便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才解开。（摘自《民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王凯/文）
聂耳改名
聂耳这个诞生于苦难年代的人，却做着世界上最浪漫的事，留下了传唱至今的34首歌曲。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名聂守信。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开了一家叫“成春堂”的药店。守信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和天分。
1930年春夏之交，即将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守信由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的黑名单。7月10日，守信不得不顶替他三哥聂叙伦来到上海，在一家叫“云丰申庄”的小商号做小伙计。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倒闭了。聂守信在报上看到了联华影业公司“明月歌舞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报了名。在考试中，他表现得很一般，连五线谱都还不认识。幸得主考人黎锦晖看出了他潜在的音乐素质，录取了他。
在明月歌舞剧社，由于聂守信的耳朵听音符特别敏锐，人们叫他“耳朵先生”。也有人说因为他的耳朵能上下耸动，做出许多滑稽样子，大家干脆就叫他“耳朵”。聂耳幽默了一把：“他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是像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就正式改名聂耳。（摘自《文史参考》，雷蕾/文）
“独立思考的硬骨头”陈独秀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曾经五进监狱，实践了他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1932年10月15日晚，陈独秀被以“危害民国罪”最后一次被捕。法庭上，审判长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陈独秀回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大律师章士钊为其辩护说：“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当章士钊辩护完毕，陈独秀立即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因为在陈独秀看来，章士钊的辩护词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合，且有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嫌。
陈独秀晚年曾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这些话说明，陈独秀有着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则缺少了妥协和中庸的品质。”学者姚金果说。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摘自《京华周刊》，郭田珍/文）
溥仪告别紫禁城后高价租房
溥仪退位后，按照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仍然在紫禁城里居住。直到有一天，冯玉祥派兵包围了紫禁城，让他搬出去。
溥仪先在一座王府里暂住，随后又逃到天津，躲进日本设在天津的公使馆。公使馆太挤，溥仪出去租房，在一个前清军官的邀请下，住进了“张园”。那个军官叫张彪，张园是他在天津的别墅，位于日租界。
溥仪在张园当了6年房客。张家刚开始不收他的房租，后来张彪去世，张彪的儿子认为满清早亡了，没必要向溥仪尽忠，于是按行情收租，每月200块大洋。从购买力上看，那时候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块钱左右，200块大洋就是两万块钱，如果从收入角度分析，200块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10万元。
溥仪花高价租房是有原因的。第一，他非常有钱，从宫里出来时携带了几十箱财物，包括金银珠宝、名人字画、满清皇帝的传国玉玺，他在东北还有大批不动产没有被没收，张作霖不时会帮他卖一些地皮，再把钱汇给他；第二，张园面积很大，光花园就占地20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张园位于日租界，享受治外法权，时局虽乱，但溥仪在那里比在紫禁城都安全。（摘自《中国经营报》，李开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