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黔籍学者中，陈田著述颇丰，在明清文坛中颇有影响，他殚精竭虑十七年选编著书《明诗纪事》。此书不仅大量收录有事可纪的名人雅士之作，广泛引用相关各种记载对所录者生平、创作和影响进行总结，且对附会之误加以订正，就是对那些身世不详、无事可纪的诗人亦广为甄录。从明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陈氏所撰各签序、小传、按语与辑评为后来的学者提供的明代诗歌史料比以往任何一部明诗总集所载都要丰富，贯穿起来堪称一部明代诗史大纲。
一、纠之价值
在陈田《明诗纪事》之前，以总集的形式汇纂明诗的著作就已有清初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与朱彝尊的《明诗综》两部堪称权威的著述。故陈田要想在辑录明诗方面有所建树，就必须能超越前人成就，否则，在明诗总集领域就很难有所建树。因此陈田在清末辑撰本书时，一方面积极从钱、朱二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进行借鉴，另一方面《明诗纪事》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广泛甄录明诗，补《列朝诗集》、《明诗综》之所未备，纠前人之所疏误。陈田《明诗纪事》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并没有一味模仿，而是尽可能寻求诗人的原集和原始资料。
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认为诗人韩宜可是洪武年间被贬谪到云南的：“宜可，字伯时……与参政括苍王奎，俱谪临安。”而陈田则来从前人说法，经过考证纠之为安南：“宜可字伯时，会稽人。……後徵至京，授山西布政使，谪安南。”陈田不仅纠正了钱、朱二人在此问题上的错漏，且在按语中对其缘由进行了阐释：“田按：伯时官山西布政时，以事安置安南……列朝诗集、明诗综均云‘谪云南’，误亦。”这不仅弄清楚了韩宜可被贬谪的地点。而且还可以推知其被贬谪的大概时间。安南卫是洪武二十六年才在贵州设立的，故其被贬谪的时间就应该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后至洪武三十一年间，被贬谪的地点不是云南，而应该是贵州。陈氏不仅纠正了前人的疏误，而且为后人研究韩宜可的生平留下了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
又如，《列朝诗集小传》对钱宰生平的撰述多有疏误，《明诗综》沿袭不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以钱氏有重名，熟于明代掌故，故亦步亦趋。陈田则并未盲从，而是据《明实录》等文献详为甄辨，一一指出《列朝诗集》的错讹之处。
田按：子予仕履。各家记载多有错误。列朝诗集?驳尤甚。实录：“洪武六年三月，以儒士钱宰为国子助教。”是年，命建历代王庙，则子予撰帝王庙乐章当在此时。牧斋叙次于修书传之后，误一；
实录：“十年三月国子助教钱宰以年老乞致仕。上敕云：‘助教钱宰学问老成，训导有方，在学数年，卓有成效，年满七十，恳辞还乡。特授文林郎，国子博士致仕。’”而牧斋云：“二十七年召校书翰林，加博士，赐敕遣归。”误二；
修书传时，江东诸门酒楼成，赐百官钞宴其上。宰等赋诗以献。帝大悦，遣礼部尚书任亨泰诸儒年耄思归者遣之。宰年最高，请留。而牧斋云：“公尝口占绝句云：‘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门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明日文华宴毕，上面谕日：‘昨日好诗，朕曷尝嫌汝，何不改忧字。’又日：‘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睡熟矣。’公率诸老人拜谢，皆遣还。”此诗当赋于官助教之时，而叙次于修书传之后。必无去留听便之人，忽赋思归之句，自相祗牾。误三。
类似的考辨在全书中比比皆是。可见陈田治学的严谨。未一味盲从前人之所述而是尽量收集诗人的原始资料对其创作、生平进行全面考证，使得《明诗纪事》不仅是一部诗歌总集更具备了史传文献的价值。
二、补之价值
钱谦益《列朝诗集》共八十一卷，收录元末明初至崇祯年间诗人近两千家。朱彝尊《明诗综》共一百卷，录诗人三千三百余家。钱、朱二家之书均编于明末清初，又身为藏书名家，故在明诗总集领域影响颇大，堪称标榜。但是，钱氏对于晚明诗坛的收录“甄录寥寥”，朱氏对明末忠节遗逸之士的作品收录遗漏甚多。《明诗纪事》成书于清末，收录诗人近四千家，增加了许多钱、朱二家未收录的诗人，而且其中一些诗人的诗集在清初即已经罕见流传了。如明钱子正所撰《绿苔轩诗集》。傅增湘先生说：“考明诗总集以虞山(钱谦益)、竹坨(朱彝尊)二家网罗最富，然于子正之诗均未入选，惟近时陈松山《明诗纪事》始甄采及之，录其《赠术士张柏庭》七律一首，其流传之罕可知”。另外，刘景韶撰《太白原稿》十三卷，《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并钱、朱二家书均未著录，而《明诗纪事》选录二首，陈田在文献收集上所下工夫可见一斑。
在介绍诗人生平时，钱氏和朱氏都对作者履历叙述简明扼要，不求详致。陈田则增加了钱、朱二人著述中所没有的关于诗人身世经历等背景材料，这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的生活环境，作品创作背景，而且也为明诗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如，在甲签卷六叙述了陶凯因“致仕后号耐久道人”而被朱元璋所杀的经过后，又引用了丰富的材料介绍“当时士子以文字受祸”的情况，真实地再现了洪武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因文字狱之祸而莫名其妙地被杀的史实。这在钱、朱二人的著述中是没有提及的。
又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只简要记录了建文时期殉节臣子黄子澄的生平情况，并无其建文靖难时的具体情况，但在《明诗纪事》中陈田不仅增补了钱、朱二人在收录时的缺失之处。对殉节诸人的作品收录齐备，更补充了建文靖难时的诸多史实，殉节诸人不屈被杀的经过，并对于诸人殉节的忠义之行颇有赞许、表彰之意。“时至建文，龙战玄黄遭禁革除，几同?位。今录殉节诸臣诗冠于永乐之首，所以雪十族骈死之沉冤，阐千秋正名之宏旨也。高皇雄猜，诛戮勋臣，波及文士；再经靖难之阪，海内英流，仅有存者。文皇右文，顿改初政，刀砧之余。从事樽俎。”在这里陈氏还增加了靖难前后的情况，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朝廷诛杀功臣，波及甚广的史实。陈氏对于历代文人学者包括钱、朱二人对于建文靖难历史事实和殉节文人作品收录的缺失甚为不满，并以增补前人遗漏为己任，故在《明诗纪事》中对于建文殉节诸人的收录甚为详细。
清代文网严密，明本文集皆属禁毁之列，故诸家收录明末诗作多有缺失，钱、朱二书亦因避时忌，遗而未录甚多。故陈田特别重视收录明末诸家之作，有意增补二人阙漏，对明清之际忠节遗逸诸家收人甚多。如增加了明末抗清文人陈子龙诗作并大加赞誉：“田按：忠裕虽续何、李、王之绪，自为一格，有乔、梁之丽藻，兼盛唐之格调。早岁过浮艳。中年骨斡老成，殿残明一代诗，当首屈一指。”陈田还在辛签收录了大量遗民诗人作品，并对其进行品评，这是在钱、朱二书中所没有的。如李瀚：“遗民诗：士翔有才名，为文奇拔，诗亦超越。甲申后逃于禅，具老人欲授以仗拂，辞不受。”
又如，陈田共收录陈忱诗作二十四首，对其大加赞誉，并对《明诗综》等前人明诗集未能将其诗作收录大为不满。认为“此采诗者之责也”。“田按：遐心苦吟类郊、岛，大节似采桑。集中九歌，激烈悲壮，声出金石。诗综仅录一诗，安足见所长……古今诗人 淹于荒烟蔓草而无只字以传，此采诗者之责也。”陈田特别重视明末诗家，对明清之际忠节遗逸诸家收录完备，而在编次上将他们冠于天启、崇祯诸家之前，彰表之意甚明。
三、评诗标准
《列朝诗集》、《明诗综》的编选者钱谦益、朱彝尊是世所公认的诗学大家。然而钱氏选评诗作多存门户之见，尤其对明代复古之风大加批驳，全盘否定。朱氏的《明诗综》大抵是针对《列朝诗集》而作，故又有矫枉过正，选评失当之处，因此难免存在有失公允之处。陈田选诗评诗，正是着力纠正钱、朱二家之偏颇，不立门户之见，在纯诗学的角度对于诗人、诗作、诗派流变进行品评，故而更加客观公正。
这种差别在对七子复古诗风的诗论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集史学家与诗人于一身的钱谦益在编写《列朝诗集》时并没有单纯从艺术角度去取舍、品评诗作，而是借助辑诗以存明史，“因诗存人，因人存诗”，故他对七子派的批评不仅从艺术成就、文学品评的角度出发，更从七子派对诗歌功用、传统诗教、社会伦理的影响进行审视。对于七子派的复古之风，钱谦益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七子派学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进而走上“模拟剽贼”道路，“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地一味拟古，徒得古人之貌而忘其精神。因此，钱氏对七子的批评尤为严厉。钱谦益对李梦阳的复古主张是全盘否定，大加批驳的，语言犀利毫不留情。这一评价影响极大，几乎左右了后世对“前七子”的看法。
但《明诗纪事》洋李梦阳诗按语则云：“田按空同志壮才雄，目短一世，好掊击人，二受人掊击亦甚。然究一时才杰，亦不能出其右也。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平心而论，茶陵诗文，固自可传，而空同复古之功亦不可没，从古文人相轻。由来已然，论者固不必为之左右袒矣。”
对比一下两人对李梦阳的批评，就会发现钱谦益对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的复古风气、模拟习气，进行了全面的指斥。而陈氏则比较公证、全面地分析了李诗的得失。陈田审视明代诗歌的立场不同于钱谦益。钱氏基本是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总结教训，因此更多地抨击诗风堕落，故对七子的复古之风深恶痛绝，全面否定了其成就和价值。相比而言陈氏更能坚持诗歌批评艺术的标准，从诗歌创作和诗歌艺术的角度进行品评，既看到了李梦阳复古之功，在文坛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其一味复古的弊端。相较而言陈氏之言跳出了历史的局限，更加公允客观。
从中不难看出，钱谦益对七子派的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批评，虽然主要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但明显具有社会伦理、诗歌功能等方面的要求，故在评价时，难免存在门第之见，有失偏颇。明代诗歌具有不容回避的复古倾向典型特征，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诗歌创作的复古主张，在明代诗歌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故全面否定七子派的复古之功也是有失公允的。正是看到了钱、朱二人在这方面的缺失，故而陈田站在公证、客观的立场上，重新省视七子派的得失，肯定了他们在明代振兴诗教的功绩：“今录天顺以后五十年之诗，都为丙集。李、何则另为一集，以见振兴诗教之功焉。”陈氏正是看到了一个文学流派产生有它顺应文学发展趋势的一面，七子派的复古主张也曾在明代诗歌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故对七子的诗作颇为重视和赞许。
陈田对所收录的明代诗人诗作的评论都相当精当，所以《明诗纪事》面世之后，很快为学术界所承认和赞誉。近代著名学者傅增湘先生说：“近者贵阳陈松山给谏撰《明诗纪事》，其主旨在合钱、朱二家之所长，而补其所未备，孤籍逸编，搜罗浩博，旧闻琐语，掇拾阂多。后之研考明诗者，得此鼎峙而三。岂非二家之功臣，一代之巨制也哉。”
总之。陈田的《明诗纪事》更具有诗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它以纠补前人阙误为己任，扭转了明代以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明代诗歌史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评价公允的诗歌总集，而且陈田这种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作风对后世的诗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