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讲一下我在马家队伍里吃粮当兵的事，我那时岁数小，不识字，可能有许多时间、地点和人物都搞错了，请你不要笑话！不过，我讲的都是亲身经历的事情，这些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它回答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为啥国民党败了，共产党胜了？
我是青海省乐都县人，名叫李德玉，1932年出生于本乡本土。七岁那年，我爹把我送到村办私塾里去上学。老师的报酬是有学生的人家给老师装粮食。我那时很顽皮，不好好学习，光想玩耍。一次，我开玩笑给一个藏民娃娃的书上吐了唾沫，那藏民娃娃在老师那儿告了状。老师对我说：“德玉，你把左手伸开，我把你款款（轻轻）地打一下。”
我把左手伸给他，谁知他猛力狠劲地在我手心里抽了一板子。本来我是站在炕头跟前的，我疼得一下子跳到炕沿上。自此之后，我就再不到学堂里去念书了。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西宁去住。在我十二岁时，我爹把我送到城南全门街的一个碗匠铺子里去学碗匠。你看，我现在的这驼背就是当时学碗匠造成的。我在碗匠铺子里干了三年后，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乐都县老家了。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那年十一月，我哥哥结婚娶媳妇，我哥十七岁，我嫂子十四岁。他们结婚才几个月，我哥就被抓了兵。兵营在民和县的大路边上，离我们乐都县不太远。自从哥哥被抓兵后，我嫂子就天天哭闹，她的衣裳袖子都被泪水泡湿了。我妈妈像哄娃娃一样劝解我嫂子，一家人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不得安然。
新兵训练时，我哥哥左右分不清，班长说向左转他往右转；班长说向右转他向左转。气得班长把我哥哥不是扇饼子，就是用脚踢，我哥哥被打得晕头转向。哥哥是个老实人，班长越打，他越糊涂。一天夜里，我哥哥偷偷地从伙房天窗里爬到房上，又下到营房的围墙跟前，从水洞里跑了出来。
一天，我阿舅来到我们家。妈妈擀上长面，端来三碗放在炕桌上。以往，妈把饭端来，都是爹先吃，今天，爹的脸黑沉沉的，连我阿舅都没让一让，就先对我说：“德玉，你先吃！”
我觉得很奇怪，就先吃起来。
“德玉，你哥跑了，惹下天大的祸了！马家队伍要爹的命哩。你说怎么办？”爹愁眉苦脸地望着我说。
“我顶我哥去当兵！”我一边吃饭一边说。
我爹听了我的话，原本阴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活泛了，眉开眼笑地对我阿舅说：“尕舅，你也吃！”
“德玉还是个娃娃呀！”舅舅说。
我说：“我不怕，我在西宁见过当兵的。”
舅舅和我爹都高兴了。
我和我哥都是爹的儿子，对我爹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为啥我哥当兵我爹就泼烦，而我当兵我爹就高兴呢？原因是我哥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了，家里的什么农活都能干，而且他干活很踏实，也很主动。我呆在家里不会干农活，而且还怕苦怕累。另外，如果我哥当了兵，我嫂子就有变化，她要跑回娘家再嫁人，我们家送的彩礼钱就白花了。
西宁东关，驻扎了马步芳的一营兵马。我的碗匠师傅有个亲戚在那里当连长，师娘让我经常去送东西，我爱看当兵的出操训练，那些人腰扎皮带身背枪，好威风呀！有一次，几个当兵的练习射击，还把我的帽子抢去挂在墙上当靶子，他们每人打了好几枪，也没有打中我的帽子，其中一个人还骂道：“驴日下的，这尕娃的头啊硬得很。”
我把帽子上的土抖掉，大摇大摆地走出操场，那几个当兵的还望着我笑呢。
我爹把一块好水地典给别人家，典了四十块白坨子（银元），另外还拉上三只大羯羊，把我送到民和的兵营里，四十块银元，给营长二十块，给连长二十块。自那天以后，我的名字就变成我哥的名字李德存了。
在民和兵营里，我们简单地训练了一下，比如站队列、跑操、投弹、打靶等。打靶时我打了个良好，排长很满意。和我同班的袁世家打了三枪后子弹推不上去，气得排长直骂：“日奶奶，刚来两天的尕娃啊打完了，你来两个月了，上不了堂！”
排长就手从步枪上抽出钢条探杆,在袁世家的沟子（屁股）上狠劲打了一探杆,疼得袁世家跳了起来。我们还练习在地面上挖喂马的马槽，在土坎上挖吃饭的锅灶，用假动作练习和面、下面片，要求在十分钟内要把饭做好，就连抬水都要练习。还练习“下帐房”，就是扎帐篷。这种小圆帐篷，能住一班人，我们班是十七个人，刚能挤得下。我在军营里总共呆了十天，上面就派了八十辆汽车来拉我们。汽车开到军营之后，我们又练习上、下汽车，练习装、卸军事装备等，共计三天。第四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时，乐都军营大门外人山人海，汽车缓缓地开出大门，车上车下，车前车后，大路两边，哭爹的哭爹，哭妈的哭妈，哭媳妇的哭媳妇，哭娃的哭娃，泪洒一路，声震满川。我们家没来人，我看着车上车下都嚎成一片，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流淌，但没有哭出声来，我记得那是1947年的农历七月。
我们先在兰州东关住了一夜，住的是我们自己下的帐房。
华家岭弯弯曲曲的长得很。
往平凉走的路上，要不是帐房杆子挡一下，几个兵的脖子会叫电线割断哩。
一路上老天爷尽下雨。我们被八十辆汽车拉到西峰镇一带，雨下得更大，我们就在泥地里搭帐篷，身上都湿透了。把地上的泥铲掉，将一条青灰棉毯铺在泥地上，身上盖的是一件黄棉布大衣，就这样在泥地里睡觉。
我们班是十七个人，大家轮流做饭。轮到我时，我擀面，另一个人烧锅。擀面、烧锅，人都不怕，那地方狗日的吃水艰难得很！山上头平得很，就是没水，要到山下很深的涧沟里去抬水。
一天夜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晚上找不着井，看见大路边有一大摊水，就抬来做饭，这天晚上大家还吃了个香。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到那个地方取水时，才看到这摊水的四周都是成堆的马粪和牛粪，鼓蠕鼓蠕游动的红蛆儿，把水都染红了，叫人由不得恶心呕吐。
第二天轮到我做饭，我擀了七张面，没有下饭的菜，只是水兑面，一把盐。我想，都是小伙子，饭烂了肯定不喜欢，我就把面条下得硬硬的，大家吃了之后都很高兴，班长还夸奖说：“德存做的饭真香！”
一个当兵的没听班长的话，班长生了气，要把我们每人打三木棍。班长先在我的沟子上打了三棍子，我疼得直咬牙，还不敢呻唤。班长还要打其他人时，恰好团长和营长走过来，营长问：“干什么着呢？”
班长回答：“开了个会。”
过了一年（1948年）的三月，我们在三和镇呆了一个月。这时麦苗有五寸高，当地百姓天天盼雨，老天就是不下雨。当我们又往宁县开拔的那天夜里，我们走了一夜路，老天下了一夜雨。我们穿的是羊毛绳子编的毛鞋子，鞋底是牛皮做的，羊毛绳子在雨水里越泡越紧，我的脚越走越疼。营长、排长有手表，我们光走路不管啥时间。到了半夜，我越走越瞌睡，忽然，我觉得我的头疼得很厉害，原来是我走路睡着后，头撞在树上了。
我们到宁县驻地后，马步芳派韩启功率领慰问团来慰问，每个当兵的分给十块钱的纸币，十个小饼子，一双手工做的布鞋。还有西宁来的文工团给我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后来，我们又在火神镇、三河镇、罗汉洞分别呆了五天、三天和十五天。在这儿能听到打炮的声音，说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与共产党的军队接上仗了。我们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折腿的伤兵，那伤兵对我们说：“班长们，给个快心（痛快）！”
我们谁也不敢开枪打死他。又走了一段路，我看见金黄金黄的麦子地里有很多兵，趴的趴着哩，躺的躺着哩，我就问：“他们怎么不跑？”
班长说：“都是伤兵，怎么跑？”
一天，我们班集体擦枪时，班长的枪走了火，当场打死了一个兵。班长从当地百姓家里买了一张芦席，把打死的兵埋掉就罢了。那时，我们部队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流：“循化的官，乐都的秘书，大同、互助的一二三。”意思是马家队伍里当官的大多是循化人；当秘书当司务长的大部分是乐都人；大同和互助县的人都是普通兵蛋子。我们班长打死一个兵，连个尕处分都没给，班里有人悄悄说：“他的亲戚当官着哩！”
我们在泾川呆了五天，过泾河时水很大，河底都是光石板。我们还到过长武、长庆桥，游玩过花果山水帘洞。那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把碗放在院子里，被太阳晒热，喝开水时把我的嘴都烫烂了，十几天后才慢慢好转。
后来，我们又在彬县呆了五天。彬县的石崖上有泥佛。
第三年（1949年），我们的部队开拔到离宝鸡不远的地方，上头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大衣，一条棉毯，四枚手榴弹，二百五十发子弹，还有吃的饼子。
团长给我们讲话：“尕娃们！今天和共产呵接仗哩！接仗不能发洋财！你们记好哩！死人的身上不能取东西！老天爷长眼着哩。驴日的，谁拿东西谁就吃枪子哩！”
团长这话说神了――有个排长被共军打死后在地上躺着哩，我们一个尕娃兵去脱排长的新皮鞋，他正跪着脱鞋时，一颗子弹飞来，从他的眼睛里穿过去，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他的双手还抓着皮鞋，好长时间跪在地上没有倒下去。
那几天，我们把老百姓的门板全部拆下来，做了战壕的栅栏。
开始打仗时，两边的枪声像鞭炮一样密密麻麻地响起来，共产党的兵我一个都没看见，我们的两个兵就先把自己的班长在背后开枪打死了，原因是这两个兵平素与班长结了仇。
我们的一营冲上去又退下来，二营又上了，我们是三营，早上十点时，三营给当兵的每人发了两包人丹，我随手吃了几颗含在嘴里，到太阳落山后，我把人丹吐在手心里一看，还是早半天刚吃进去的那样子――干干的，红艳艳的。原来开仗后，我的嘴和舌头都被吓干了，一点口水也没有，人丹在我的嘴里干放了一整天。
我们班的一个兵吓蒙了头，拿的枪不知往哪里打，就向天上乱开枪，嘴里还说：“你们（解放军）往我的沟子（屁股）软肉上打，不要把我的腿骨头打折！”
他说的话恰好被营长听见，营长就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我们一排人藏在四间房子的后面，狗日的炮弹像是长了眼睛，端端的落在我们人伙伙里，一发炮弹就打死打伤我们四十七个人，排长也被打死了，排副虽然没有死，但是，他的气管被打断了，鼻子里不出气，脖子上的一个孔眼里冒血泡。有个叫海文明的兵，头皮被爆炸的弹片击中，医疗队治伤时要做手术取弹片，他怕疼没让取，胡桃大的一片头皮上再没长出头发来。1962年，他在生产队里当伙食管理员时，因多吃多占，受到群众的斗争批判，他低头站在院子中间，向社员们做检查。大家围了一圈，给他提意见，一位女社员一时激愤，拿她的鞋在海文明的头上打了一鞋子，竟然把他埋在头皮里的那块弹片打出来，溅落在地上。满院子的人见了之后都觉得很惊奇。
那一次，我们排五十多个人就剩下十二个人了，墙里面的地上到处是血，墙外面子弹头堆了一大堆。
我听当兵的说，有一天夜里打仗，马鸿奎的部队打马步芳的100师，打了一夜，原来是自己打自己。
第二天，我们来到一个庄子上，老百姓全跑了，我们做饭找不上水，却在一个人家里找见了一坛子醋。没办法，我们就把醋倒在锅里当水，下了一锅面片子。谁知，我嚼了一口面片，全都又吐出来，那酸呀，简直酸到人的心里了。全班人谁也吃不下，就把煮熟的饭全都倒掉了。大家也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呀，就又用醋和上面烙成饼子，意思是面多醋少，可能比醋里下面片好吃些。可是，烙成的饼子仍旧酸得倒牙不能吃。
还有一天夜里，解放军进了屯字镇，我们的军队把镇子围起来，当时宣布了口令，站岗的是“豹子”，查夜的是“虎”。围了一夜，结果，解放军从地道里跑了。
我们在三合镇驻防，马步芳派了十辆卡车，拉来了电影队，那时的电影只有图像没声音，还有杂技团，还有姑娘们的文艺表演队。我记得有个节目叫“八大光棍”，八个姑娘拿的扇子扭着哩。还给我们每个当兵的一人发了十块银元、二十个饼子、五板子美国的巧克力，总共慰问了三天。当官的在大会上讲了话，说这都是马主席给的，你们要安心打仗。说是十块银元，班长贪污一块，他只给我们发九块。我们每人又主动给班长送一块。
那时，那地方柿子树上的柿子红熟红熟的，我们就摘了吃，结果把人们的嘴巴都吃肿了。我们青海人不知道，其实树上的柿子要经过火烧或是开水烫才能吃。
我们班的李尕才，在三合镇看罢节目就偷跑了，他家里来人顶替他，名子还是叫的“李尕才”。若是家里再没有弟兄可顶替，那就让他家里人出三百个银元，再雇一个人也行，只是名子还是要叫“李尕才”。
一天，我与一个名叫“荣乃德”的人到老百姓家里收柴禾，“荣乃德”给我说：“德存，我们跑吧？”其实，这“荣乃德”也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姓王，他是荣乃德跑了之后，荣乃德的家人用三百个银元雇来的。我把柴禾背到驻地，班长问：“‘荣乃德’哪里去了？”我说：“没看见！”
我们到肖金镇后，都换成了美国军装。这衣服和裤子的样式倒也能说过去，只是帽子难看得很，不但没有帽沿子，头顶上还开了一条长口子。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子。所有的人都把它装在裤兜里，谁也不想戴。不过，这既难看又难听的帽子没过多久就全部换成有沿的帽子了。
由于我们的排长被炸死，排副受重伤，上面从一营又调来一个外号叫“哈吧”的新排长。这排长是个大好人，专打班长不打兵。原先，我以为这外号的意思是他会巴结上级军官。其实，“哈吧”是他讲话时反复出现的方言口头语。我们青海人把“大概”、“大约”、“可能”都说成是“哈吧”。
那一年的端阳节，郑家沟的老百姓给“孙猴子神”过庙会，我给“神弟子”献了一毛钱。“神弟子”上嘴唇插了两个小刀刀，下嘴唇上插两个小金箍棒，双目微闭。代神言望着我说：“这位官长，你现在是胡思乱想着哩。你――你是桥断路死了……”我们当兵的不忌讳“贼”，也不忌讳“抢”，就怕个“死”字。“不过――”那“神弟子”拉长声调又说道，“你对神有敬心。我还能给你禳解一下。”
我就又给他献出一块银元。“神弟子”眉开眼笑地又对我说：“不过，这几天你就有好事――有人要提拔你哩。”
也不知是“神弟子”给我算准的，还是我时来运转，过了七天，裴德昌营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说：“打炮的人不能走，其他人都到新建的190师去报到。”
裴营长是我的乐都县乡亲。我们一个班里，打炮的是四个人，抬炮架子的、背炮坐板的、抬炮筒的与抬标杆仪器的射手共四个人。
和我们一起到190师报到的，还有从甘肃临洮县抓来的十卡车新兵。那十个卡车臭气熏天，让人近前不得。黑压压的苍蝇爬在车篷上，一受惊吓嗡嗡飞动的响声特大。原来是在路上解手时逃跑了两个人之后，押运的长官再不让他们下车解大小便，这些人一路上只好就在自己的裤子里大小便。那时，天气又炎热，身子单薄的人都在车上熏晕过去了。
从临洮拉来的人里，把我们排的人数补齐，这些庄稼人穿上新军装就成了兵了。后来又把我们排调到师部值勤。我被分在师部电报翻译组里扫地、打开水，还帮助喂养十一匹马的马夫饮马，铡草。从此以后我才吃饱了肚子。
电报翻译好了之后，就派我去送。如果要发电报，有时还叫我用双手摇手摇发电机。这些活都很轻松，我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无忧无虑。有时，当官的走了，李排长让我又摇发电机，他在电台里听美国歌曲，唱的啥我听不来，就是好听得很。
一天从青海拉来了羊，给我们班分了一只山羊，一只绵羊，当天下午就杀了，罗锅里煮着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又找了五斤粉条，把羊肉切碎与粉条合炒上，撒上碾细的青盐，谁知，炒下的羊肉粉条不但苦着吃不成，而且还烧嗓子。就把这一锅羊肉都倒了。二回炒熟的羊肉里没有放盐，吃起来虽然不苦，但没味道，又试着放了些盐面子，还是苦着不能吃。班里有人怀疑我和做饭的马夫陶正明把毒药放在盐里了，大家群情激愤，要陶正明一个人把这一锅苦肉都吃了。排长知道此事后前来问我，我就把在碾槽里碾了大颗粒青盐的经过如实地说了一遍，原来那个碾槽先前碾过炸药。班长也说：“事情明白就好了。”结果又把那锅肉全倒了。
有一天，我给特务连送罢电报后，在街上买着吃了两个水晶包子。这地方的人老实得很，我买了四个，先吃了两个，把剩余两个存到第二天来吃，他们也不说胡话。吃罢包子，我又在街上胡乱窜着浪了一阵子，回去之后，翻译组长非常气恼，他大声呵斥：“日奶奶，你尕娃屁股胀着哩！急着送电报哩，把你呵找不着。”
他用鸡毛掸子的竹把子将我的两个手心打得肿成了两个小馒头，十几天疼得不能端饭碗，放在桌子上扒着吃。
一天我到医院送电报，路上遇见了参谋室做饭的炊事员老孙，他说：“德存，我们两个人浪一下窑子走。一回才花两毛钱。”
那时，一块银元要换二百八十个铜元呢，一个铜元是一毛钱，我虽说身边带钱着哩，但我给他说：“没有钱，我不去。”
我是怕被值勤的抓住打死哩。
我的一个姑舅哥哥在工兵连当兵，丢失了十发子弹，他让我想办法给他找上些。由于我经常送电报单子，各处都跑熟了，我就跑到军械库给他偷了三排子子弹，共十五发。把他高兴得跳了三蹦子。由于他已是大小伙子，他就弯下腰抱住我的头，亲吻我的眉梁（额头）：“尕兄弟，你救了哥哥的命了！”
原来，他们的班长曾经宣布过：谁丢了子弹，一发要赔一块银元！
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兵因丢失子弹给班长赔了银元。我哥哥们的军饷，听起来是每人每月六块半银元，其实，当兵的真正能拿到手的只有两块半钱。他真要赔十发子弹的钱，就把他四五个月的军饷都赔光了。他怎能不高兴得跳蹦子呢？其实，他们班丢失的子弹，都是班长偷的，那些当兵的谁也不敢说，只能忍气吞声。我姑舅哥班上的另一个兵，丢了一颗长把子手榴弹，他也央求我给他想个办法。我给军械官送电报时，把一颗长把子手榴弹装在我的袖筒子里偷出来，解决了他的难心。
有一天上头来通知：凡是连级以下的人，都不能擅自出师部大门。有个名叫李家文的传达班的兵，借了一套连级长官的衣服要出门，门口站岗的挡住不让他出。他把站岗的扇了两个饼，站岗的报告副官主任，副官主任叫来传达班的人，把李家文压倒在师部大门口。副官主任骂道：“日奶奶，你驴日下的，胆子呵大过天哩，你打站岗的就是打师长着哩。”
传达班来的人在副官主任的监督下把李家文打了四十棍子，开头还“阿大，阿妈”的疼得叫喊着哩，后来被打得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他把脸下面的平地，用嘴啃了一个大土坑。
其间，我接到了家里的来信，每接一封信，我就哭嚎一回。没有家信时，我就傻乎乎地到处乱跑。
我们在当地驻防时，发生了一件伤人事故。一个工兵连的士兵，肩上扛着一个地雷从街上走过。一个愣头小伙子在地雷信管上用手指一捣就把地雷捣发了，一下炸死了八个人，不但连累了走路的人，而且连街道两边的铺面也炸塌了。我们师长听到后大骂道：“这个大愣棒，往地里埋的时候才放信管哩！怎么早就把信管放上了？”
后来我们又转移了好几个驻地，我们到哪里，那里的老百姓就都跑光了。后来才听有的百姓说：“不但马家兵吃人，就连马都吃人哩！”
我们100师在咸阳与解放军打了一仗，死了很多人，团长马德胜也被炸死了。我记得在礼泉县我们的一个大长官给马步芳打电报，说：我们折了很多人，我们想给解放军投降哩，以保全兵士的性命。
马步芳来电说：“你沟子呵松得很吗？100师打后围，190师撤退，撤到兰州来。我给你们再调人，五十岁以下，老的小的都给你们往前线调来。”
他们发电报时我正在摇动发电机。只听到他们说：艾克思，哇衣，艾克思，哇衣，艾克思，哇衣……
大部队撤退时乱糟糟的，当官的也难管当兵的了。我们骑着马天天撤退。我们庄子上的曹英才、袁文英两个当文书的把脚走肿了，挪寸寸步着哩。在六盘山下的蒿店，我们的100师与解放军又打了三天。翻华家岭，拐了七十二道弯子。大路上都是我们的败兵，有的倒背着枪哩，有的爬着走哩。我骑着马走路都觉得很乏困，就在六盘山偷偷摸摸地爬在一个汽车上，第三天在静宁街上才遇见师部翻译组的人。组长要打我，李排长说好话才没打。组长给我和马夫各给了三块银元，叫我们到老百姓家里买马料。我们找了几家，家家都没人，他们都跑了。在一户人家发现了黄豆和麦麸，我们就把黄豆和麦麸全部驮上，马夫在这人家的桌子上放了一块银元，我放了两块。院子里跑着一只鸡，马夫一枪就把鸡打死了，他就在这家的锅里把鸡炒上吃。由于没有炒烂，我们只吃了几嘴，怕时间过长，就赶紧回来了。从静宁撤到定西。定西河里的水苦得不得了，下的面片子苦着吃不成。城墙跟里有老天爷下的雨水，我们在老百姓家找了一个罗面的罗，隔去水里的红蛆虫才做的饭。第二天到甘草店才吃上好水。
到兰州后，师部先住在西门九间楼下。这时已到农历润七月了，夜里枪炮声响着睡不着。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了我认识的一个兵，他的头在狗娃山被解放军砍伤了，他向我要开水喝，我就给他倒了一缸子水。我们在兰州与解放军打了十天。一个小兵给我说：昨晚我的轻机枪打了两千发，枪没热，今晚才打了一千发，枪就热得打不成，我偷跑下来了。
在狗娃山与解放军打仗时，我们的一个副官主任叫自己人给偷偷打死了。师里派兵把他的尸体一直抬到青海的家里。
师部是从火神庙开始从兰州撤退的。译电组长骂我：“德存！你想死吗想活？赶紧把帐篷驮上，把马都备好！”
我个子小，骑不上马，就把马拉在庙门外的狮子跟前，站在狮子石座上才骑到马上。
过兰州铁桥时，人们疯狂拥挤，有军人，也有百姓，穿什么衣服的人都有。一路上斗大的西瓜和铁皮罐头成堆成山，谁也顾不得拿。解放军把住铁桥，在喇叭里喊：“不要跳水，不杀你们！”
但是，100师的人，有的抱上门板过河，都被淹死了，有的抱上圆木过河，还有过去的人。我看见成千上万的枪支都被扔在黄河铁桥下。
我们在夜晚退到大砂沟长官公署，师长说：把灯拉灭！我看见机枪子弹打在房顶上冒火花哩。
第二天麻麻亮，我们就从大砂沟往上跑，一路上马不停蹄。我的尿憋了，就骑着马在马镫上撒尿。
当天夜里，我们跑到永登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跑到岔口驿，住了三夜。我们的师长在岔口驿给全体官兵讲话说：“我们呵败了，你们各回各家吧！走二十天到家的发给三十块白元，十五天的二十块，十天的十五块。”
他说罢就坐小车去新疆了。五辆汽车上拉的都是银元。在路边草滩上发了银元，大多数人就在岔口驿散伙回家。
那些临洮来的新兵不知道家在哪里，急得哭鼻子。
我们190师的一部分人又走了一天，来到金强驿，晚上买了几只羊杀了吃。我们传达班把吃剩的肉装在帆布拉子里，准备路上吃。第二天我才听说，我们传达班的李家才半夜里偷跑了。他是我们一个庄子上的人，回家后见了我爹。我爹问他：“我们德玉怎么没回来？”
他哄我爹说：“我叫了，他不回来。”
其实，他根本没叫我。我们离开金强驿，把枪炮、子弹都扔在路边的燕麦地里。我的马驮了两杆枪、两铁箱子弹，我把两百发零散的子弹也扔在燕麦地里。看着这些明光闪亮的子弹，我心里发疼哩。
190师的大部分人就是从金强驿各回各家的，少数人兵分两路，一路人沿兰新公路上了新疆，另一路人从金强驿分路向西，走山路过炭山岭煤矿到天堂寺。一路上骑马不好走的地方，我们的头头也下马步行着哩。从天堂寺过大通河时，桥塌了，只能过单人，马过不去。由于过河后还需要继续骑马走路，所以我们不能把马丢在河东，当官的从桥上走着过，当兵的包括我都是骑马过河。我骑的马困乏极了，驮的东西又多，除了两杆枪、两箱子子弹，还有一顶帐篷和一袋面。大通河不但水流急，而且水又深。我过河时，水淹没了马的身子，光是马的头伸出水面。我的双手紧紧缒住马鬃，双脚悬浮，胸部以下全部浸泡在水里。过到河心，我的马也在水上漂着哩，我看着马就要被水冲倒了，吓得我大声喊叫了一声：“天爷！”我的马就游稳了。
以前我在战场上没遇过什么危险，这次过河，我的命差一点儿撂在大通河里。这次过河时淹死了一些人和马。
过了大通河之后，当官的都到附近牧场里去睡觉，我和马夫陶正明两个人睡帐篷。半夜里我给陶正明说：“我们跑吧！”
陶正明说：“我不跑。到了大通桥头上给我们每人发一百块银元哩。”
我说：“我的马上驮着几百块哩！”
陶正明不听，没跑成。到大通桥头后，副官主任把我叫到背人处说：“德存，你跟上我们，到三角城我给你说个藏民姑娘当媳妇。把陶正明叫共产党杀掉去！”
说罢，他把陶正明叫出门说：“今天你就回家去罢！”
给陶正明一块银元也没给，只叫他骑了一匹瘦马。陶正明走时我把他送了一截路，他就这样无可奈何闷闷不乐地走了。过了大通河，我们往西走了几天，又翻越大板山。从大板山往南去西宁城是一条又宽又平的大道。这时，我很想念父母和家乡。我们的马上驮的都是银元，如果我早几天偷跑的话，我还能偷上马和银元。等到我想跑的那天晚上，我们的翻译组长看出苗头来了，晚上我睡觉后，他把门从外面扣住,我出不来。
第二天夜里，我才瞅机会偷跑出来，只是我没有偷上银元和马。在我逃跑后来到的第一个庄子上，和一伙妇女一起拔大豆的一个老奶奶把我叫到她家里，给我烙了一个大锅盔，切成四牙子，叫我带在路上吃。她哭着对我说，她的儿子也当兵去了，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无话可说，就编谎说：“你儿子在后头走着哩，过两天就能回到家里。”
平时积攒的三十元军饷，我早就缝在我穿的一件西式马甲里，这件前蓝后黑的缎子马甲还是电报组长的太太给我缝的呢。我身上多穿了几套“人字尼”军官服装。天亮后，我来到一个叫银山堂的地方，遇见了一个人，他对我说：“你穿的马家队伍的衣裳，还敢在大路上走吗？你是不想要命了？共产党在西宁杀了那么多人，你的胆子大得很哪！”
一听这话，我吓坏了。那人又对我说，“快把你的军装脱下来，我给你找一套百姓的衣裳穿上。”
我就把摞在我身上的七套“人字尼”军官服全部脱下来给了那人，他给我找来一件姑娘们穿的大兜巾衫子，胸膛上还粘着做饭时面糊糊结的干痂痂。一条膝盖上打了补丁的破毛兰布裤子，一件半截子破皮袄和一个破毡帽。我真舍不得我脱下的这些新军官服装，我凑这么多衣服也不容易呀！要不是为了一路上少惹麻烦，我穿到家里让我爹和我哥哥穿，几年都穿不烂呢。换罢衣裳之后没走多远，又遇见了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对我说，共产党在西宁杀人那是胡编的，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一听，想回头向那人要我的军官服去。一位老奶奶劝我，说：“那人是当了十几年兵的‘兵痞’，你去了他把你杀掉哩！你爹妈想你着哩，快快回家去吧！他们不在乎你的衣裳好坏。”
我来到小桥马步芳的“八大工厂”，从这儿到西宁还有十多里路。听说，这些厂子以前能织布、制皮鞋、编毛鞋、做军装等。我进到一个厂子里，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到西宁时，天已经黑了，我就睡在东关马步芳兄弟的公馆大门口。稀稀疏疏的枪声响了一夜。第二天街道上躺着十几个老百姓的尸体，也不知是怎么打死的，所有铺面都关得严严实实，连街上卖小吃的摊子也不见一个。后来遇见一个小兵背了许多饼子，我就用一块银元，买了二十个饼子，并和他结伴同行。我们走到西宁下面的上罗家湾兵营里，文工团的房子里不见人，库房门大开着也不见人，墙脚下堆放着毛鞋、圆头小铁锨，还有小十字镐等物件。我就随手拿了一把小十字镐，那个小兵扛了一把小圆头锨。我们走到下罗家湾兵营里，也不见一个兵，院子里躺着几个被打死的老百姓。
我们在小峡饭馆里吃过饭，走到红庄。一个老汉给我们说：“你们两个兵还在大路上走着哩，共产党上来把你们杀掉哩！”
我就给那个老汉说：“我们是枪子窝里跑下的人，我们不害怕。”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走到我的伙伴家里。他们父子抱头大哭，哭过之后，他爹说：“来了就好。”
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没有睡着，一眼没眨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我怕我爹妈见我穿得这样破烂，他们心里不好受，就把破皮袄扔掉，给这老汉一块银元，得到他的一件黄军服。这军服很粗糙，上面缝的纽扣是黄铜的，它比我原先的那七件人字尼军官服差远了。我刚把这件军衣穿在身上，他就把我推出门外，说：“解放军来了，快跑！”
出了村子，在大路上就碰见了解放军。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见解放军。他们围着我站了一圈，一个人指着我的脸笑着对其他人说：“你们看，马家兵的脸黑不黑？像是背炭的煤娃娃。”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几天没有洗脸的缘故。
另一个人问我：“带刀子着没有？”
我双手把小十字镐举起来，让他们在我身上摸一摸，他们没对我搜查，就又走他们的路了。
一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扛着一个小十字镐往东走，往西走的全是背枪的解放军。大路上、树林子里、庄稼地边上，漫山遍野全部都是往西宁去的解放军。
我走到大峡，看见一个小伙子在木桥上趴着哩，到跟前一看，是我哥哥接我来了。原来我爹在有名的瞿坛寺喇嘛那里去算了一卦，卦上说我在西面子哩。我们庄子上的朱家老爷子给我爹说，那就到大峡口子上等去！谁知，这一等竟就等着了。我们弟兄两人就在大峡桥头上哭了一场。
走到马莲湾和山城，我们都是在人家屋里要着吃的开水馍。树上的沙果子都红着熟透了，怎么没人去摘呢？翻过磨面岭，我就把戴在头上的破毡帽抛在沟里，在路边歇缓着吃了些在地里拾上的沙果子，不一会儿就到家了。我爹我妈都在大门外等我，我们一见面，就哭成一团。
我妈边哭边说：“昨晚我梦见我的娃在树后头藏着哩……”
在马家队伍里当兵的人，有的升了官，有的发了财，还有人送了命。我给我爹妈双手捧上了树底下拾上的六个沙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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