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公司价值观的局限，不单给他们带来了财富的损失，还带来了价值观上的困惑，这正好对于传统文化上强调以信为先以及和谐社会的中国带来了难得的机会。 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写道：“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紫气东来”这句成语就出典于此。在发达国家爆发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国际人才的流动可望有些逆转，只要抓住机会，作为新兴经济体也可能走出自己的后发优势。
人才之所以流动，一是人才越来越国际化了，二是越来越市场化了，人才流动一是为生活环境和条件，二是为专业环境和条件，三是为事业环境与条件，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说至少生活环境是较好的，其次是专业环境也多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对于留学生来说，发达国家的专业环境往往比较具有吸引力。最后是事业环境，事业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般来说，事业环境是最高环境，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才事业环境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尽管是最重要的，但是却往往排在现实考量的后面，毕竟国际人才移动比较成本和机会成本也是不小的，但是对于一些事业心特别强的人来说，往往不管怎么艰苦，他们都具有很重的理想主义，会克服很多困难，适应事业所在地的环境。
除这部分杰出的理想型人才外，当然大部分人才还是通过一种市场机制来发现、配置的，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展速度超过东方，人才流动主要从东方向西方流动，从不发达向发达流动，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恰遇2007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发展的势头大有逆转之势，这个时候，如何挖掘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开发人才战略，形成后发优势，就成为当务之急。
西方这轮金融经济危机，不仅是他们的经济危机，而且也是他们的价值危机，这给了东方价值张扬一次机会，不要忽视张扬价值理念对人才的吸引力。
2007年之后发达国家的颓势不光在经济上，主要在其民主自由的市场理念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刻背离上，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虚拟金融过分地放任、过分地放大、过分地投机冒险、过分地抛弃监管，促使泡沫经济铺天盖地，深刻地消沉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
主张信用与和谐的东方价值观无疑赢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市场经济的普适性，纷纷检讨从里根一撒切尔主义以来的自由市场理论，其实市场的特点就是自由民主，但是企业制度却不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尽管企业股份化体现了民主原则，但是股东中关键的少数还是存在着支配权，而且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董事会的代理权、管理层的经营权超越了股东代表大会的权力，超越了全部股东的权力，而且往往是少数控制多数，比如金融机构任意提高管理层分红比例、奖金比例，至于广大劳动者分配却是占比越来越少，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在财税第二次分配中，政府不断地给富人减税，事实上造成第二次分配的弱化，每次金融危机都推波助澜，加大了分化。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如果拥有信用和和谐约束机制，就会一定程度地矫正市场，目前的公司制，没有信用与和谐的自然约束、道德约束，在追求效率中失去均衡，最终失去信用，当泡沫破裂，危机就铺天盖地而来。
留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在理念上大多可能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但是当他们了解到西方公司制度的实质，了解到市场是需要自由和民主的，而资本主义的公司制度目前还不能扭转这个不自由、不民主，就形成了一个根本的悖论，对于留学生来说，这都涉及到他们自身的价值与追求，包括生老病死、富贵与贫穷，只要认真地思考都会有所顾虑。
相反，如果中国制度真正搞得好，完善国家对资本的制度约束，构建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把公有制集中起来的财富，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搞好分配，矫正公司制度部分扭曲，加大财税第二次分配的矫正力度，实现一种效率和效益圆满，长远看，这岂不是更具有竞争力优势?
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公司价值观的局限，不单给他们带来了财富的损失，还带来了价值观上的困惑，这正好对传统文化上强调以信为先以及和谐社会的中国带来了难得的机会。这为引进人才奠定了根本的价值基础，为后发优势提供了极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