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我一直与《诗刊》同行。1957年我考上开封市第一中学，在学校阅览室里第一次看到《诗刊》，便爱不释手。从那个时候起我养成了摘抄诗歌的习惯，日积月累，数十本诗歌笔记成了我学习诗歌写作的最好老师，其中，有很多好诗、好句子都是从《诗刊》摘录下来的。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我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收入，我便开始订阅《诗刊》，虽然工作多次变动，多次搬家，每一期《诗刊》我都精心保存着。读诗、写诗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诗刊》1957年诞生那天起，一直到1981年初，差不多25年时间里，我都没有敢给《诗刊》投稿。在我心目中，《诗刊》是一座神圣的诗歌殿堂，那么多令人仰慕的诗神端坐其中，他们头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可望而不可及，我只能站在远处顶礼膜拜。当然，我很期望有一天走近他们，当面聆听诗人的教诲指点，并取得真经。至于何日才能“修成正果”，能在《诗刊》发表几句小诗，也只能是一种梦想而已。
没有想到，1981年1月，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我正在中央首长身边做秘书工作，突然身患胃癌，在北京医院作了胃大部切除手术，接着便是为期5年的化疗。我被迫离开了秘书工作岗位。在我得知不幸患上癌症的最初那些日子里，焦虑、消沉、烦躁、失望，真是一筹莫展、痛不欲生。一想到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将离我而去，爱情、诗歌、理想、希望，转瞬间就要化为泡影，仿佛天崩地裂、山呼海啸般把我投向万丈深渊。面对癌症疯狂的魔爪，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突然看到窗外的枯树枝上摇曳着一片树叶，它在寒风中颤抖着、旋转着，任凭狂风呼啸，百般摧残，却顽强而执著的依附着树枝，傲视苍天，以优美的舞姿和窃窃私语面对凶残，似乎在期盼着春天的来临。我想，它一定是在痴恋着那哺育它成长的大树，和眼前这明媚的天空，它一定是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和闻到了花草的芳香，所以，才这样坚强而勇敢地面对冰天雪地，无所畏惧地瞩望明天。顿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正是这种诗意的奇妙启示，给了我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我的心胸骤然豁然开朗起来，进入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我才39岁，不能这样轻易地被癌症击倒，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我喜爱的诗歌，去充实我的精神家园。诗歌，能够净化心灵，诗歌，可以陶冶性情。生活是这样美好，这样值得珍惜，这样叫人依恋。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多做一些事情，就等于延长了生命。于是，我又一次萌发了写诗的冲动。就在这时，我从《诗刊》上看到一则关于诗歌学员培训中心招收学员的消息，便报名参加了《诗刊》学员培训中心，在老师的指点下，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学习结束后，我鼓足勇气给《诗刊》寄去了两首习作《游子吟》、《我回来了》，没有想到竟得到诗人寇宗鄂的赏识，在1981年11月号《诗刊》发表后不久，又看到诗歌理论家吴思敬先生在一篇诗歌综述文章中，对拙作给予了热情的赞美。他们的鼓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力量，我相信，只要用心，我是可以写出好诗的。随后，在诗刊社举办的全国诗歌征文比赛中，我的一首题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你好》，又获得优秀作品奖，进一步增强了我写诗的信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当时《诗刊》副主编雷抒雁还专门光临寒舍探望，鼓励我同疾病斗争，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百年诞辰时，李小雨副主编还特地约我创作歌颂周总理、邓小平的诗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2004年4月，《诗刊》常务副主编叶延滨、副主编李小雨，诗歌评论家朱先树亲自出席我的作品研讨会，对我的诗歌创作思想与艺术给予很多的鼓励，我一直铭记在心。《诗刊》主编高洪波在来信中说，我与郑培明创作的《科学精神颂》“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力度，用诗意光芒和充满激情阐释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使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最近出版的诗集《精彩人生――人民科学家颂》，正是由于他们的鞭策和鼓励，填补了用诗歌演绎科学家精彩人生的一项空白。北京的20多位艺术家在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举办了人民科学家颂专场诗歌朗诵演唱会，全部选用了我的作品，在科技、教育及文化艺术界，反响热烈，近百家媒体作了报道。
回想25年来我写诗的道路，我很庆幸，我终于用诗歌撞开了《诗刊》的大门，并有机会结识了诗刊社的许多诗人，与他们近距离亲密接触，并在以后25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面对死神的威胁，是诗歌给了我生活的欢乐和美丽。在走进诗歌、走近诗人的同时，我也用自己的作品证实了生命的价值，体味到人生的意义。25年来，我出版了17本诗集、3本散文集、10余本文学及理论著作，不仅战胜了疾病，而且，还能以微薄的奉献报效自己深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我应该知足了。
与《诗刊》同行，与诗友并肩，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我期待着新的收获。
2006年2月15日于北京南沙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