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经济关系。政府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决定其能否获得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万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国家主义学派认为国家全能，强调全面干预经济，而折中主义则主张二者的协调。一部经济发展史就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斗争史。与此相随，国家与市场经历了一个合作一竞争一合作竞争的演变过程。然而，国家的逻辑是权力，市场的逻辑是财富，财富本身又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从历史来看，各种思潮的实践各有得失，所以，进一步研究二者关系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国家；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022-05
收稿日期：2011-05-06
作者简介：易文彬(1969-)，男，江西吉安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三条研究进路
纯市场研究是经济学，纯国家研究是政治学，然而国家与市场是内在统一而不可能分割的。“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与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上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线从14世纪-15世纪的早期重商主义开始，以英国的海尔斯、马林，法国的博丹、孟克列钦为代表；经过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的晚期重商主义，以英国的托马斯?孟，法国的柯尔培尔为代表；再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新重商主义，以美国的汉米尔顿和德国的李斯特为代表；最后演变到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1924年11月，凯恩斯提出“自由放任的终结”，认为只有通过扩大政府职能，增加政府投资，才能促进社会的正义和稳定。这条研究路线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利益高于经济利益，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可称之为“国家倾向的国家与市场关系论”。用赫尔舍的话说，即“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第二条路线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开始，经由19世纪初萨伊庸俗经济学和20世纪末马歇尔新古典经济的过渡，发展到当代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从“守夜人”理论到“最小政府”理论，其基本主张是限制政府干预经济，认为市场自身能实现均衡发展。我们称之为“市场倾向的国家与市场关系论”。第三条路线从马克思开始，经列宁的发展，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保罗?巴兰的依附论，学术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条思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与国家关系辩证统一论”。当然，西方的有识之士，比如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也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建立了调和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二者关系的“新古典综合派”。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展开的，改革开放前对市场基本上采取完全排斥和否定的态度。除了介绍和引进西方相关理论外，与西方的研究路径相似，我国也是沿着三条路线研究下来的：第一条路线是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市场或市场主义进行彻底否定，认为市场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在1992年以前表现为“姓资”与“姓社”的争论，现在这种论调还不时发出声音，我们称之为市场排斥论。第二条路线我们称之为自由市场论，它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一切失败和挫折都是政府干预之过，要通过市场化实现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第三条路线也就是居主流地位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论。它主张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②我国的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以上三条路径展开的，在此不再赘述。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判断；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败的根源。其关键在于国家如何处理自身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好自己的行为边界。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重商主义重视国家的作用，它们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国家的逻辑是权力，市场的逻辑是财富，财富本身又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从历史上看，国家与市场经历了一个合作、竞争，既合作又竞争的演进过程。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视角，跨越国内与国外政治经济的传统分界，通过历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和剖析二者互动的内在规律，为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国家与市场的合作阶段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市场是相伴而生的。国家与市场处于合作互利关系的时期有两个：
(一)从地方市场过渡到民族市场阶段，民族国家诞生。波拉尼说：“西欧的国内贸易实际上是由国家的干预而被创造出来的。”“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这就要求突破地方市场的封锁，建立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小市场小交换小公司，大市场大交换大公司，新兴的商业资本为了开拓和扩大市场，积极参与世俗君主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而国家也需要市场及其代理人的力量，同时商业资本家也需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统一的民族市场。15世纪，欧洲处于从领地制、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变，商业资本与君主相互联盟的阶段。“君主们拥有的力量，源自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商人的利益与君主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实现中央集权政府比较早，它是第一个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的国家i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地方性的贸易限制相对来说是极少的”。而且，“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而且国内河流密布，运输便利，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形成”。“16世纪，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显露出不同的特色，各地区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使各地区的地方市场逐步向统一的民族市场发展”。
这个时期市场与国家反对封建专制的经济思想武器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自由平等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美国一位开国元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美国。其道理在于，“美国宪法(1789年)还是一个经济宪章，它规定整个国家是一个共同市场，对各州之间的贸易不得征收关税，并制定了有关专利与版权的条例等，为美国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与稳定的经济秩序提供了法律保障”。历史证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就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二)从国家市场过渡到国际市场阶段，世界市场形成。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处于垄断竞争阶段，国 内市场已近饱和，生产过剩，资本必须跨出国界寻求出路。但是，要打开外国的市场，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国家用殖民战争开拓世界市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国家始终是推手和后盾，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资本主义用廉价的商品和炮舰打开了世界市场，把一切国家的生产消费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合作的实例。对落后民族和国家来说，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是同舟共济共同御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过于强大而殖民地过于落后，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用沃勒斯坦的理论说，就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一外围”的依附体系。这种建立在国际市场垂直分工基础之上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剥削落后国家为基础的殖民体系。“市场必然成为取得并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国家则能够被用来并且正在被用来获取财富。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国际关系中权力与财富的分配。”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竞争经济理论是其主要理论工具。它有利于工业化强国凭借廉价的商品摧毁一切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并使后者依附于前者，形成一种控制与反控制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客观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是一种强者的经济学说。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而商业资产阶级要开拓世界市场，实施对外扩张，也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大力量。国家基本的对外经济政策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目的是谋求国家利益，谋求权力与安全。所以说，重商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也有为其国家服务的一面。
三、国家与市场的竞争阶段
“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进程。”市场的私人经济原则与国家经济原则是极其不同的。“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一样。理由极为简单，缝衣匠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也并不是缝衣匠，一个家族与数以百万家族计的一个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与一片广大的国家疆土在性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一个个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它所竭力促进的也就是这一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由它自行设法，他一定总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正是因为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差异，国家与市场不仅有合作，更有竞争。在历史上，国家与市场明显处于竞争的历史阶段有三个：
(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市场占优势阶段。当国家统一市场建立后，市场就会极力排斥国家的约束，追求价值增值。市场是天生的自由派，而国家要维护其正常运转需要市场的配合和支持，不能放弃对市场的控制和索取，因此，国家与市场处于竞争之中。客观地讲，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国家间的经济与生产差异极大而又没有补偿机制，这会导致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来说，则是极为适用和有利的。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社会分工体系，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个国家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国家要获得持久的发展也必须首先建立和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与国际市场不同，国家拥有一个权威中心，它可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弥补市场的不足。正因为如此，英、美两个国家一直没有放弃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与实践，但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生态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占优势阶段。当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自由竞争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和限制。特别是，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时，国家不再是过去的“守夜人”，它不仅在宏观上强化了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而且直接投资建立国有垄断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现象上看，国家几乎渗透到市场的各个方面，无所不能。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这时的国家权力完全由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所控制，国家为垄断资本服务，国家行为实质上是背后金融寡头的经济行为。但不管怎样，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基础没有变，还有若干的中小企业在市场大潮中竞争图存，所以，这个阶段可以认为是国家占优势的市场经济阶段。
(三)20世纪30-4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种政府统制经济，国家占绝对优势。这是一种特例。国家消灭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高度计划的指令性经济体制。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都由政府计划，国家统购统销，几乎完全取缔了市场。这种体制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知识和信息问题，政府包揽大小经济事务的成本高昂，最终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失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最后被迫改革，放弃这种政府统制经济，逐渐引进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和作用。
四、国家与市场合作竞争阶段
分别经历了市场占主导的完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和政府占主导的统制经济失败的教训，人们对于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把市场优势与国家优势相结合的新阶段，即国家与市场优势互补的合作竞争阶段。一是二战后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它充分发挥市场与国家的双重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一)市场之于国家，权力之源。市场之于国家，犹如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是权力之源。第一，市场是生产财富的机制和场域，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之本。第二，财富可以转换为国家权力，它是国家立足于世界并影响世界之基。基欧汉指出：“潜在的权力也可能源于某国出口市场的规模。切断某一特定国家进入自己的市场，而允许其他国家继续进入，是一种‘有力的、在历史上的确是重要的经济权力武器’。相反，为了换取对方的妥协或顺从，向其开放自己国内巨大的市场，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影响手段。某国内部的市场越大，该国政府对关闭或开放其市场的自由度越广，那么其潜在的经济权力就越强。”
换言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市场关系”在他国获取实力地位和影响。经济政治化或经济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政治与经济互相渗透的客观现实。克林顿时期，美国将对华最惠国待遇同人权挂钩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一个国家国内市场规模大，经济自主性强，其受外界影响就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潜在市场，拥有相对优势。亚当?斯密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 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多次经济制裁，中国都能挺过去。今天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相信我们也能挺过去。
(二)国家之于市场，财富守护者。国家之于市场有如下的作用和意义：第一，国家是民族利益或整体利益的合法代表，它必须保护这种公共利益的安全。当市场私人行为对公共利益构成伤害时，国家有权对市场加以管制，使分散的市场行为符合或不违背国家的整体利益。“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当这种利益受到他国侵害时，国家必须予以制止，甚至不惜诉诸战争。第二，国家必须保护有效的财产制度，保护个人财产自由和身份自由。“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一些根本性的竞赛规则……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后的一千年间创造出的国家，仍是以后一切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国家的强制力才能保护个人合法所得的财产和宏观经济的均衡稳定发展。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政府也是弥补市场缺陷，调节分配和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第三，国家要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创造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国家是财富的真正守护神。
(三)国家与市场，携手前行。市场的真正优势在于，它的相对价格机制灵活，能起到资源优化配置和刺激经济竞争的作用。国家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制力，能集中资源办大事。自由主义偏好市场，对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持否定的态度；现实主义或重商主义则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它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国家利益；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会导致剥削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该摒弃市场而采取国家统制经济。历史证明，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时它的扩张性如果没有很好地驾驭，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所以，国家始终面临一个能否很好地驾驭市场的问题。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国家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如果一个国家能拥有巨大的市场，同时又能驾驭好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好地施加影响和发挥作用，并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由于历史的惯性，当前中国还处于一个政府强势而市场弱势的状态，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的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五、结语：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
国家的核心是权力，解决谁获得什么，如何获得的问题；市场的核心是财富，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罗伯特?吉尔平说：“市场的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开展经济活动，而国家的逻辑是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以便增加本国的权力和经济福利。”对于国际市场来说，“资本主义的逻辑意味着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全球性的流动。而民族国家的逻辑则意味着民族自决和社会团结的维护”。
国家与市场的差异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性质不同。国家作为主权象征，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拥有暴力潜力垄断优势。“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中，国家追求的是以领土完整和社会秩序稳定为目的的安全与和平。而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组织，它是基于自主平等竞争而形成的水平型的组织，它追求的是利润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国家较之于市场，其政治文化、政治组织、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较强的行为导向作用。第二，实现方式不同。国家依靠暴力强制实现其权力控制之目的，形成垂直型的层级秩序，而市场则是基于自由选择行为而形成水平型的自发秩序。国家的权力是集中的，市场的权力是分散的，但市场是一种持久起作用的力量，而国家却因政府的更替常常是呈阶段性的强力。第三，成本不一样。国家要谋求领土安全和对社会的控制，包括对市场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必须付出控制成本，即占有和消耗一定的资源。行政支出和人员工资，以及国防开销等，几乎占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50％以上。这些成本通过税收筹集，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力量发育成熟就能制衡国家的过度侵权，形成一个公共品成本收益的均衡状态，即合理的税收边界。而市场的成本是由单个市场主体分担的，依据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而作出。第四，受益主体不同。国家的直接受益者表面上是全体国民，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或公共选择学派所说的利益集团。而市场的直接受益者是分散的生产者或消费者，间接有利于国家，所谓民富国强。第五，扩张力道不同。国家的扩张受制于国力，过度扩张会导致国家衰败；而市场的扩张没有这种限制，是跨国性的，从地方市场一民族市场一地区市场，乃至全球市场。
但市场与国家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第一，市场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体系和制度之中的。“市场扎根于较大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政府、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历史经验决定了经济的目的和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苏珊?斯特兰奇著名的权力结构理论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安全、生产、金融与知识四个权力的来源是相互依赖的，但是“任何一面都不会始终或必然地比其余三个面更加重要。每一个面都受到其余三个面的支持、参与和阻碍”。国家为市场提供制度框架，不仅提供公共品、秩序与法治，而且通过产权制度界定规则，以保护市场的有序运行。第二，市场激活经济，创造社会财富，为国家提供稳固的基础。“国家权力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它所在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和生产率的高低。”因此“国家与市场密不可分：国家需要市场，市场也需要国家”。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国家一方面要积极保护有效的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想谋求税金最大化，榨取更多的经济收益。所以，国家对于市场，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市场对于国家，既需要它的保护，又要抵制它的过度侵权。国家与市场之间需要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当前中国，关键是市场的发展及其市民社会的培育，以期改变国家过于强势而市场过于弱势的局面和状态。
(责任编辑 王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