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坚定的元神论者，我并不相信宗教意义上的灵魂。我这里所说的灵魂是指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它是我们的心灵和另一个心灵相遇时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共振现象。这样一种共振把我们的心灵从一种分离的、孤立的状态带入一种复合的状态。就像电流使钨丝发出炽热滚烫的光芒，这种共振催生出世界上最奇妙的存在――灵魂。所以，灵魂的存在总是复数的，它们是人类精神的聚合。死亡使人生失重，而灵魂把我们从死亡那虚无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在我看来，写作就是让心灵进人这样一种灵魂状态的特殊电场，而我们的语言就是拥有神奇能量的自由电荷，心灵则是通电时发光的钨丝。但是，这样一种令人神往的心灵状态并不普遍，并有其特殊的脆弱性。因此，我们的写作必然带有一种看顾灵魂的未来的责任。我认为，这也是它所担负的最重大的责任。
对我而言，写作最强烈的动机起源于恐惧，一种对死亡，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将逝去的恐惧，和对不断流逝的时间的恐惧。在我意识到死亡这样一个事实之前，世界对我曾是无限美好的。我在江南一个风光秀美的山村无拘无束地长到十三岁。那是一个安宁的、与世无争的小山村。在群山的怀抱问，它安静地、悄无声息地哺育着几百口人朴素的、原始的生存。我从小便天天面对着它四遭的青山，日月星辰从山背后升起，又慢慢挪移到山背后去。春天，积云从山南送来丰沛的降雨，冬天，它又从山北送来皓皓的白雪。春天来了，杜鹃染红了高高低低的山岭，田问地头满眼是招展的花枝。一场春雨后，竹笋顽强地从地里拱出来。紫云英织好了又软又厚的紫花地毯，专等着你到它身上打几个滚。自鹭从清澈的水田上空飞过，和白云比着它的白；燕子在梁间呢喃，和人比着它的多情。夏天是繁茂的生长季节，青山更青，禽鸟的呜唱更殷勤。秋天，满山的野菊花酿出一缸浓烈的菊花酒，整个村庄便沉醉在它扑鼻的芬芳里。冬天，皓皓自雪覆盖了屋顶，半睡半醒地，人和村庄都沉浸在温暖的回忆里……
那时候，四季的更迭对我仅仅意味着不断变换的风景，而它们的不断重临更模糊了我对于时光流逝的意识。我觉得自己和周遭的一切都将这样周而复始、永无穷期地存在下去。但是，死亡很快向我显露了它狰狞的面目，驱逐了这种不朽的幻觉，把一种冷酷的、清醒的时间意识强加给我。在我十三岁那年，我的一个关系亲密的堂兄溺水身亡。当我坐在拖拉机上，和堂兄弟们一起护送着他的灵柩回村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彻底无助的感觉。
从那时开始，我便模模糊糊地开始考虑灵魂的问题。那时也是我刚刚开始阅读的年龄。通过阅读，我发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将眼前不断流逝的一切用文字手段加以保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它同时还向我显现了灵魂的可能性。通过文字的媒介，我们既可以和古人，也可以和远方的友人进行心灵的交流，神游于时空宇宙之外。通过这样的交流，灵魂得以产生，并一次次转世再生。它在我内心催生出一种迫切的要求――通过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后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识催促我从中学时代就拿起了笔。
我到现在仍然相信，我那时候的感觉是正确的。阅读的经验不断重复和加强我的这种感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惠特曼……，这些伟人的灵魂无疑仍然活着，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比起很多的活人，哪怕他们权倾天下或是富可敌国，这样的灵魂都是一种更强大、更有力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施加着更加强烈的影响。
但是灵魂的脆弱性在于，它的存在必须依赖一些特殊的心灵作为中介。为了再生，它必须找到一个适合它栖居的心灵，为了保持和加强它的光芒，它还依赖于后人精心的看护。如果没有后人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足够强大的电场、电压，通过钨丝的电流将会不断衰减，他们的光芒就会暗淡下去。
灵魂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的威胁。放眼四周，我看到人正在沦为数字的奴隶，甘心忍受阴险的银行家的奴役；信念像气球一样垂直飘离，不带任何压舱物；爱情遭放逐，友谊被背叛、被蔑视，孤单无助、流落街头；电视、电影、报刊、互联网争先向资本献媚，文学无悔无怨地洗刷着欲望那污迹斑斑的内裤。更令人悲哀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李白的身影已变得越来越缥缈，杜甫瘦损的身躯更加瘦损，歌德在图书馆忍饥挨饿，莎士比亚的舞台上空无一人――灵魂的处境正变得日益艰难。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看顾人类灵魂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诗歌身上。那些来自遥远年代的灵魂，他们未来的命运是无可奈何的熄灭，还是光明朗照，将取决于我们的作为。面对这样一种责任，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已作好了充分准备。当那强大的、炽热的电流通过我们向未来传递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否已经足够强大、足够坚定?它会不会骤然溶断，不是给后世带去温暖和光明，而是黑暗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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