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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丢失与寻找_人本主义理论对我国改革的意义

时间:2019-01-2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要:人本主义教育观的核心内涵是发现人的价值与潜能,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自我实现,培养理性和美德兼具的全面发展的人。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在追求“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内涵渐行渐远。为此,应该从调整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式、推广通识教育、去除高校行政化等多方面来寻找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复归。
  关键词:人本主义;高等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138-05
  一
  人本主义的教育传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尚武,雅典人尚文,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与其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同步,希腊人建立了较完整的学校制度,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为西方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起,雅典就开始实行全面的“文科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和自由人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理性和美德兼具的全面发展的人。古希腊雅典的教育对其工具性、利益性和实用性并不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教育能够使人本身的素质提高,并得到最终的自由,也就是培养一个高素质的公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启蒙老师的重要性,孩子七岁左右就要开始跟着固定的启蒙老师进行学习,正如柏拉图所说,“如羊需要牧羊人一般,孩子亦需要启蒙教师”老师用各种各样的思维来启发孩子的思维,使每一个孩子的思维中都充满了创造性和诗一般的源泉。在古希腊的文科教育中,道德人格教育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接受这样教育的人只是少数的雅典贵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和社会阶层的分明决定的。古希腊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教育观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人文主义的思潮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化形成。意大利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精华,发现了人,发现了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发现了完整人格与充实生活的和谐之美。而人文主义的词源本意就是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前期教育比较重视古典语言和古典科学的教授和学习,其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诗歌的形式推动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发展,而专门研究教育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教育学家弗吉里奥,北欧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弗吉里奥推崇博雅教育,他将博雅教育称之为“是一种符合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一种能唤起、训练和发展那些蕴涵于人心中最高才能的教育,正是这些才使人变得高贵”。而伊拉斯谟是天主教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与意大利教育学家不同的是,他主张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应该根据学生的特性,对学生因材施教,注意学生的自然本性。
  文艺复兴后期教育则更注重从现实的生活出发,代表人物有拉伯雷、蒙田和夸美纽斯。拉伯雷③提出了一种新的个人自由的教育观,他提倡全面发展的教育,在其五卷本小说《巨人传》中揭露了经院主义教育从内容到方法的荒诞和愚昧,主张从维护“人性”和“人权”的原则出发,“随心所欲,各行其是”。蒙田则坚持从纯粹人的角度谈教育,是新教育的先驱者。蒙田认为教育应该适应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则,应该进行启发性、实用性、生活性和探索性的教学。蒙田的教育理论被称为新型绅士教育理论。夸美纽斯则被称为“现代教育之父”,他的思想核心是泛智教育,认为应该把一切事物都交给学习者,实行全面的教育。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理念的核心强调的是以人为出发点,这就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
  而教育与心理正式建立联系是十九世纪初期,瑞士教育家佩斯泰洛奇在《方法》一文中首次提出人的教育应该和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指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和障碍。”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育观被正式提出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代表人物。马斯洛在《走向一门存在心理学》中,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对传统教育进行了一定批判。罗杰斯提出了意义学习论,从成长假设出发,把自我实现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罗杰斯认为:“就整体而言,我们的教育制度是这时代中最保守、最传统性,最僵化、官僚习气最重的制度。它能掌握着现代生活的真正问题吗?抑或它在本身的传统氛围重压下,继续被认同和被退化的社会压力所束缚。”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教育的目的即是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与人有关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丰满人性的形式,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达到被教授者的内心愿望。根据罗杰斯的观点,人本主义教育观的特点主要包括:第一,“教学追求的结果主要是价值的实现”,教育有工具的作用,但教育不是工具,教育本身真正的目的在于育人,在于教人追求真理,注重的应是学生多个方面的发展。第二,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第三,师生的关系应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罗杰斯和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教育观的理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人文主义教育观的缘起致人本主义教育观的形成发展可以看出:重视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教育观最关注的方面,而如何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是人本主义教育观的重要教育手段。
  二
  虽然上述是西方人本主义教育发展的脉络,但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非但不冲突,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明确的教育理念,从先贤孔子的“有教无类”到《大学》开宗明义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清楚的记录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培养理性和美德兼具的全面发展的人是中西方教育的共同使命和核心内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中国大学模式越来越清晰,各高校纷纷扩张、升迁,各类学科在匆匆包装打扮后悉数登场,由单科性“学院”摇身变为“综合性大学”和“研究性大学”。然而,诚如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所说,“一流”所要表达的只是在一定的序列中处于顶端,除此之外,“一流”一无所指。而这种空洞性被理解为了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被夸大为所有大学的生存原则:大学可以抛弃所有,但要处于序列的前列。一流与民族文化无关,与理念无关,与一切无关,只是一个计算。可见,高等教育的维持与发展在全球面临着同样的考验。
  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特征,便不难看出这种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的背离,“一是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主要追求在规模、数量的扩张上,形成各地对于规模、速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激烈攀比,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推力;二是在实现方式上,是政府直接干预,无论高校扩招、高校合并调整,还是建设一流大学,均体现为强烈的行政导向。三是用工程思维、企业化建设来发展教育事业,“211”工程、“985工程”的名称即隐含着这一价值取向。运用专项经费,设置各 种教育、科技和人才“工程”项目,成为一种基本模式。”如此教育的发展看起来轰轰烈烈,教育改革的方向已经离人本主义教育观所倡导的“重视人的价值与整体人格的成长”相去甚远,教育的质量也令人堪忧。
  那么,当前高校的“跨越式发展”是否真的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国大学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谈教育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然而,我们的这种改革,没有从本质的东西上探究到底应该怎么去改革。其实,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地面向“人”,我提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我们也讲“以人为本”,但是我们的教育甚至没有真正对学生开放。”回首近年教育的飞速发展,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不能不说是“教育产业化”思潮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经济主义属性。首先,大规模扩招以后,高校定位和培养模式趋向同一,在片面追求多科性、综合性大学的同时,丧失了独有的学科特色。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平均享受到的资源和经费缩减,师生比例失调,对学生培养关注不足。同时,由于对科研经费数量、论文发表篇数等科研指标的过度追求,高校教师的职业特性已经开始逐渐由以科研促教学、教书育人为主导转向了科学研究为主导,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渐行渐远。正如李培根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还是按照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模式那样做,这是有问题的。大学应该怎样真正地去启迪学生、挖掘学生的潜能?这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花大力气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其次,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严重,忽视人文学科的培育。我国的教育越来越陷入一种教育工具论的误区,从社会角度,教育被认为是为社会提供各个方面的建设人才的生产线,从个人角度,认为教育就是为了就业获得较高的收入。如此“跨越式的发展,对整个教育生态都有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学生厌学,丧失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求知热情与读书欲望,轻视与求职无关的人文学科,对不正常的社会现实宁愿屈从也不愿意思考与批判,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这一宝贵特色正在失去。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大学在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学生无法全身心的关注和选择他们真正感兴趣、有价值的领域,反而花费大量时间去考取各种证书,从而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了学习的边缘者。大学扩招导致的沉重的就业压力挤占了个性成长与特色发展的空间,本应成为学生人格塑造的成型地和沟通交往思想激荡的平台沦为了职业培训机构。
  最后,高校的行政化也有违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高校的行政化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的行政化,前者主要问题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机关不重视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追求短期效益和数量指标的实现。后者则是指政府对高校过度的行政干预,从而使得高校自身的管理没有活力。学校评估的各项硬性指标突飞猛进,逃课,睡懒觉,打游戏,抄论文和很少阅读学术著作等学风浅薄的种种现象却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着中国高等院校的一代代学生。
  三
  让人本主义教育回到大学校园,改革思路不再是争当“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式的“跨越式发展”,改革的动力不再是源于政府或其他社会比较,而是源于大学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与使命,源于学校内部特别是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的人文追求,这种革新需要在岁月延伸中逐渐完成。
  人本主义教育内涵的实施显然很难显现在可评估的数字中,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中、体现在教师的教育思想、人文素养和社会良心中、体现在课堂良好的师生互动、校园传播的博雅文化中。
  课程学习是教育内涵的一个具体实施,课程设置上寻求突破可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师生互动体验的改进和提升。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张课程应分为三大类:学术性课程、情感课程和体验课程。学术性课程即目前我国高校采用的课程模式,这种课程注重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和实际技能的掌握,对于他们走上社会有一定的帮助。情感课程和体验课程则是旨在唤起学生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以实现整体人格的课程,与弗吉里奥所推崇得博雅教育内核一致。这一类课程在目前我国高校要么呈现空白、要么虽有相关设置,却普遍不受重视。也许在我国高校清晰地界定并设置三类课程并不现实,但是这种设置思想可以贯彻到可设置的课程中去,如专业课与通识课的分别。另外,最重要的是,情感教育与体验教育可以通过每一类课、每一节课程渗透,通过教师所能营造的充满关爱与尊重的课堂氛围传播,因为教师的情感不仅影响着自己教学思想和语言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影响着学生的感知、思维、记忆、想象等认识活动以及学习动机、兴趣、态度等;同样,在授课时灌入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深刻体验可以引导学生找到人生的方向,让学生树立自我实现的目标和为之努力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
  人本主义教育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促进青年学生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人本主义健康人格的心理目标是――一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更自在、更幸福、更有价值,达到心灵生活的丰满、自我的完善。社会发展的步伐越快,对人适应能力的要求越高,社会竞争越激烈,大学生们的压力越大,对于人格成长的关注越显得重要。因此,要倡导启发式教育,改变过去那种灌输知识的简单的填鸭式教学,甚至要警惕知识成为创新能力培养的桎梏。此外,针对扩招后课堂人数较多的问题,应努力提高师生比例,创造条件保持课堂的适度规模,以创造一种更好的活跃和交流气氛。还可以设立定期的师生交流机制,鼓励和引导教师与学生建立持续的课后交流机制,英国的政治家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提出了自己对于教育的观点,“人之所以有千差万别,都是教育的原因”,教育义不容辞的任务应该包括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启发好奇心,发展求知欲和探索创新精神,协助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
  学生完善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学校的评价体系密切相关,在人本主义教育看来,长期盛行的外部评价标准是当今教育评价的致命弱点,因此,人本主义极力推崇一种促进性内部评价方法,即自我评价法,认为学习过程应该持续人的一生,学习旨在形成自我概念,促进自我发展,同时,人本主义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作为教育和教学的目标,相信人人都有创造的潜能,强调要给学生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鼓励学生自发自主地积极探索问题的解决途径。这一思想无疑会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然而,现行教育体制尤其是高考制度对学生自主性与创造性一定制度的压制是客观存在的。残酷的竞争机制与机械的应试教育下,升入大学的孩子对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发展潜能尚没有清晰把握的能力,所以高校一年的通识教育,让学生了解各个学科内容是必要的,也可以避免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时目光关注点过于狭窄。一年的基础教育后,应该给所有的学生创造一年级后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学生带有兴趣的进行学习,才能激发 其自发性力和创造力,保护其学习的热情,才能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成为可能,使学生从被动的学习回归到自主的学习。每一个学生天赋个性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诚如人本主义教育观中所注重的保护和发展学生的自然天性,学校应尊重这种区别的存在并且创造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环境,这才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环。当然,这样的措施也可能导致另一个不好的结果,那就是学生们纷纷选择就业容易的热门专业,而使人文学科更加受到冷落。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难以也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外,所以改革必须是全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和谐的共同进步。然而,真正成熟的大学是有内在的信念和使命的,应该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灯塔,倘若一味因噎废食,便难以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
  培育身心健康的人格需要有着生态健康的人本主义教育环境。在我国“官本位”的文化和大背景下,高等院校应尽量采取措施在大学内弱化行政为中心的气氛,更多的关注和吸纳老师和学生对于学校发展的意见或建议,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使老师和学生能够便捷、及时的得到与沟通关于学校的各项信息,尤其是资金入出方面的问题。学者治校能够带动学校形成自由的学术气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现在某些学者在现行行政体制下已经形成的重视上忽视下的官僚思维、适应大于坚持的利益思维,在这种大环境下能否真正达到大学自治以及相应约束机制如何建立也是值得追问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根本问题还在于政府应该尽快界定清楚教育的举办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区别,真正让大学成为教师与学生自己的大学。只有高等院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人本主义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回归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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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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