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201-01 摘要：从证据制度的视角审视胥敬祥案，公、检、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遵循证明标准的要求、不执行法定证明对象的范围、刑讯逼供、收集证据不全面，立法上的有罪推定是造成胥敬祥案错判的主要成因。
关键词：证据制度；胥敬祥案；证明标准；证明对象；证据规则
一、胥敬祥案的基本案情
1991年春节过后，河南省周口地区（现周口市）鹿邑县杨湖口乡接连发生了十几起抢劫案，作案手法非常相似：夜深人静，蒙面入室，手持利刃、枪支、铁棍，疯狂抢劫。由于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当地百姓人心惶惶。但很快，一件绿色毛背心的出现使得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转机”。1992年2月，杨湖口乡小桥村村民卫国良和阎胥庄村的胥敬祥一起喝酒时，发现胥敬祥脱掉外衣后露出了一件绿色的毛背心，他认出这件毛背心是自己的妻妹编织的，而其妻妹正是这十几起抢劫案的被害人之一。这条线索引起鹿邑县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当即传唤了胥敬祥，并于当年4月1日将其刑事拘留。1992年4月13日，胥敬祥被鹿邑县检察院批准逮捕，连环抢劫案“告破”。胥敬祥被捕后，案件移交到鹿邑县公安局预审股审理，承办此案的是二级警督李传贵。当时，李传贵详细审阅了认定胥敬祥犯有入室抢劫罪的全部共151页材料，发现了重重疑问。他认为，以现有的证据来说，根本无法认定胥敬祥抢劫的事实。李传贵向上级部门反映，认为胥敬祥犯罪事实不能得到证实，案件暂时无法移送起诉，建议迅速抓捕“梁小龙”等４名同案人员。1992年年底，警方从山东抓获了胥敬祥供出的同案犯梁小龙。但是，他否认与胥敬祥一起抢劫，更不知道所谓的青龙、黑龙和绿龙是何等人物，并称案发时自己在山东济宁打工。 梁的辩解经查证属实，这更暴露了胥敬祥的供述存在漏洞。但是，在经过长达3年之久、7次补充侦查之后，1996年12月，鹿邑县检察院以胥敬祥涉嫌抢劫罪、盗窃罪，向县法院提起了公诉。[1]胥敬祥说：“1991年春节后，我与同村两个人一起在山东打工，到6月份才回到鹿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而且，家里搜出来的旧衣服是在集会上买的，同村人胥祖国可以作证。”。胥祖国证实了那件绿毛背心是他和胥敬祥一起在集市上购买的，但未见胥祖国的证词。在辨认这些赃物的时候，警方采取的是直面辨认的方法，这并不符合侦查辨认的法定程序。随后，警方对胥敬祥进行了刑讯逼供。经胥敬祥辨认，在十几份讯问笔录中，竟然只有一个是他的签字。他还说：“指印是他们拿着我的手按的，他拉着我的手，你不按也得按。”[2]
二、从证据制度的视角看胥敬祥案
（一）证据的证明标准要求。
所谓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提供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有关主体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3]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就要求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主要证据之间不能存在矛盾。同时，《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公、检、法机关在处理胥敬祥案的过程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并不清楚、证据也没有达到确实、充分，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相反证据主要体现在胥敬祥案发时在山东打工，没有作案时间，同时，绿色毛背心是胥敬祥从集市上买来的，胥祖国可以证明。此外，仅仅主要依据口供定罪，也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能严格遵守证据的证明标准，就为胥敬祥案的错判留下了隐患。
（二）证明对象的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首先就是被指控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事实。主要包括第一，何人――犯罪的主体要件；第二，何种动机与目的――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第三，何时――犯罪的时间；第四，何地――犯罪的地点；第五，何种手段――犯罪方法；第六，何行为――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第七，何种危害后果――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案件中，要求七项中的每一项都不可或缺，只有满足证明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四个要件即可。但是，在胥敬祥案中，何时、何地、何种手段、何行为等犯罪的客观方面都没有得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在此种情况下，仍然对胥敬祥进行了有罪判决，的确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与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在胥敬祥案中，公安机关对胥敬祥刑讯逼供；检察机关与审批机关对于胥敬祥是否因不能忍受刑讯逼供而“招供”，公安机关在预审中是否采用了非法手段来获得证据，这里主要是口供，缺乏应有的详尽审查；从而造成了对胥敬祥的错判。
（四）收集证据的原则与要求。
司法工作人员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必须认真收集证据，并依法通过侦查和调查工作来发现、收集和保全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收集证据必须坚持客观全面的原则；客观是指侦查和调查工作不能从办案人员的主观想象出发，而要从案件的客观实际出发；全面是指既要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最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最轻的证据，凡是能够证明案情的各种证据，都要全面地加以收集。实践证明，收集的证据越全面、越充分，越有利于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各种情节，从而根据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结论。[4]在胥敬祥案中，胥敬祥说案发时间其正在山东打工，没有作案时间，从家里搜出的旧衣服都是从集市上买的，胥祖国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有利于胥敬祥的证据，公、检、法机关都没有进行收集。这不符合证据收集要客观、全面的原则，是造成胥敬祥案最终错判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疑罪从无原则。
疑案是指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证据不足，没有达到证明标准，因而难以决断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或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虽然有一定的有罪证据，但未能查得水落石出，或因案情错综复杂，一时难以查清。对“疑案”的处理，不同的证据制度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确定无罪推定的原则，有罪推定的影响还比较严重，在疑案的处理上，常有“久押不决”甚至“挂”起来、“留尾巴”的情况发生。情况在1996年有了改变，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规定退回补充侦查限制在二次各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胥敬祥案发生在1992年―1996年，当时，有关退回补充侦查的限制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尚未明确规定，就造成了胥敬祥案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退回补充侦查7次的情况，最终法院也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了有罪推定的判决。如果说未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全面收集证据原则，造成胥敬祥案错判，主要原因在于公、检、法机关的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能力缺失。而有罪推定则造成胥敬祥案的错判，则归则于立法指导思想的保守。
参考文献：
[1]胥敬祥案始末[EB\OL]. https://www.省略/xz/yonghong/focuses/5001.htm,2009-6-22.
[2]郑海啸.胥敬祥案始末.[EB\OL].https://www.省略/news/system/2005/04/15/00072
2415.shtml,2009-6-22.
[3]樊崇义.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5.
[4]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4.
作者简介：张文祥，男，1978年生，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干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侦查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