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中国经济加快转型惠及国民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说，中国应继续支持增长；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依靠内需拉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使全体国民可以分享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拉加德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所作的贡献。
拉加德说，“3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绩一直为全世界瞩目。我们惊叹中国年复一年地刷新经济增长纪录。中国创造了3.7亿个工作岗位，有5亿人脱贫。全球危机到来时，中国是20国集团中率先推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国家。”“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为经济增长和稳定提供的动力，全球经济局势也许还会更糟糕。”□
《经济学家》：“中国制造”廉价时代结束
《经济学家》在3月10日文章《廉价“中国制造”结束之后》中认为，廉价的“中国制造”时代可能要画上句号了。
文章中进一步分析，廉价的中国制造正在消失，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贫穷国家仍不会替代中国制造的地位。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增长，但中国有可靠的供应链和其他基建设施，这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同时，中国沿海地区还具有其他更多优势。比如，沿海地区的消费需求更大，工资增长也带来中国生产力增长，劳动力市场足够巨大且灵活以适应周期性行业，供应链成熟且反应灵敏。
另外，中国的内陆工厂也可能超越沿海工厂，因为劳动力更愿意在家门口工作。但内陆劳动力成本较沿海地区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将工厂迁移至内陆还面临着一系列未能预测到的成本。比如，出口运费更贵，高技能人才更缺等。如果中国要继续兴旺，制造企业必须向产业链上游走，必须摆脱加工，开始创新和设计。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的老模式过时了，中国面临的下一阶段是，要么创新要么减速。□
欧洲时报：外界分析差异大 中国经济需搞好平衡
法国《欧洲时报》在2月的一份评论中，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和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的焦点都指向“2012年，中国该刺激经济”的诉求，倘若再联系市场微观主体――一些中小企业――对经济前景的悲观、对宽松政策的渴望，理论与实际都似在表明刺激经济的必要性。
当前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差异很大。悲观、乐观、观望，三种观感，各占其一；宏观切入，微观视角，得出的结论很难统一。对于决策者而言，今年的政策实施恐怕更要处理好“平衡”。在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上，平衡对欧战略与自身利益，在保护好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与引进技术来源地的同时，确保中国在欧洲投资不遭受损失。当然，最大的平衡要属宏观政策松与紧的平衡。是否应当、在什么时机刺激经济恐怕也需取决于此。□
刘业进：“充分就业”观点应严肃批判
近日，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刘业进发文对凯恩斯“充分就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刘业进认为，充分就业首先是对一种结果状态发言，这超出任何人、组织和政府的能力，超出人们的理性能力。就业涉及的是劳动力的配置问题，而劳动力的配置是一个交易的结果，而给定交易是自愿的。要想达到对一系列交易的结局理想控制(充分就业)，除非强制企业主购买所有劳动力，或者政府开展短期的、长期的政策操作吸纳就业。生活在自由企业社会的凯恩斯选择了后者。对结果事态发言，从来是浪漫主义思想家的专利。
刘业进进一步认为，就业其次是一个结构。作为一个结构的就业，在某一个时期和地区，很难在结构和总量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分工(通过科层命令和市场交易以及各种居间的协调形式)和合作是人类组织经济的显著特征。既然是分工，那么就必然存在分工的结构，由此就业就是一个就业结构，如果不顾这种必然存在的结构，把某个就业总量作为命令遵守，这是无视结构，双重的资源滥用和低效率就会出现，一是没有满足作为技术要求的就业结构比例分配劳动力，一是盲目生产市场评价所不需的“产品”。
刘业进最后指出，作为对结果事态的人为目标(不是每一个事物都可以作为人为目标，刮风下雨就不是人为目标可以追求得到的)，要维持质疑目标就需要持久的外力干涉。“自由打乱模式”，就算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系统的自由运行自然会打乱充分就业的局面。只要遵循自由企业制度，就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局面。相反的情形虽也会发生，比如特殊时期的用工荒，但经济学关注的不是理想就业数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没有持久的外力干涉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袁东：银行高盈利具有负面性
针对中国商业银行巨额盈利引起的公众讨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袁东对这一现象发表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袁东认为，历史地看，银行似乎从来就是个盈利丰厚的行业，但银行并不是纯粹的私人机构，不是纯私人行业，银行经营的对象是货币，是准公共产品，尤其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因此银行业是一个严格的特许经营行业，银行牌照具有稀缺性和很高价值。
袁东进一步指出，银行及其经营的产品都带有明显外部性特征，因此，银行经营要靠国家权力和相应公共制度的保障。银行不仅应受到相比一般企业更加严格的监管，而且，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盈利，并不完全甚至主要不是银行家及其职员的能力和劳作的结果。当银行业出现重大危机，威胁到整个货币秩序时，国家权力及其掌控的公共财力，不可能不救援，这是由其强大的负外部性所决定的。
袁东认为，银行的负外部性使银行盈利应受到限制，或者将盈利的大部分纳入国家财政；银行管理人员和职员的薪酬与奖金应受到限制，否则，其付出与所得不对称，危害社会公平；不要指望国家救助彻底撤出银行业，但可以对银行实施严格的监管，不能再让造成危机的那些人染指经过公共救助而新生的机构。
对于银行业的巨额利润，袁东认为银行是附着在实体经济上并为之服务的部门，前者的盈利就是后者的成本。银行盈利过高，会加重经济负担，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平原则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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