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的话：重构群体记忆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是重要的，而且在当下，也是很迫切的。 历史哲学告诉我们：鉴往方能知来。昨天是今天的序曲，明天是昨天、今天的“三重奏”。在人类社会踏进知识经济时代的门槛时，知识信息的爆炸，使得以往不曾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日这样，有数千倍新、奇、特的怪异之物诱惑，吸引着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充塞着人们的心灵空间。高频率的影像交替更迭，以至于人们的大脑没有了收藏记忆的间隙，古希腊神庙坍塌式的群体失忆成了今天社会的流行病。一切都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记忆本身就以遗忘、涂改和否弃为代价。然而，在否弃与忘却的过程中，人们连故事与故事之间穿行的灵魂也已漠然，甚至呈现出溟朦和迷茫，不知我之为我，从何而来，又将何往？！于是乎，重构群体记忆的大厦，继往开来，便成为现今一个关乎民族活力、国家命运的迫切命题。对此有着远见卓识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曾向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并且身体力行，编写出版了洋洋51万言的乡土文化教材《贵州读本》，且奔走多所大专院校，举办“乡土文化教育”的讲座，解读曾给他以滋养的贵州文化特点。微言大义，阐释乡土文化背后的底蕴、神韵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即终极关怀问题。他中肯地指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有一种脱离自己土地的倾向，对自己生长的土地上的文化、人民，在认识、情感乃至心理上，出现陌生感和疏离感，这有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危机。当年轻人缺乏和母体文化的血肉联系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无根’的一代”。的确，全球化不等于听任一种强势文化君临天下。全球化前提下更是应允许各民族文化存在的多元化格局，这样世界才会更精彩。年轻一代是担负我们民族文化续存重任的承载者。重构民族文化记忆，要从乡土（地域）文化教材和教育着手，这正是不容迟缓的事情。
如今，我们业已进入了一个商品化的消费时代。物化的速成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便捷的生活需求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内随之而时兴的是精神文化“快餐”消费。昔日自然经济条件下，那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式的恬静、肃穆、潜识默想、飘忽不定的客观实在，将人们的记忆像随风凋零的树叶一样，迅速撕碎、消解。记忆与遗忘、学习与否弃之间，没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企业的卒生与倒闭，股市的潮起潮落……作为自然人的命运，有如挂落在荒漠草茎上的纸片，变得捉摸不定，倾刻浮于云端，俄尔又化为乌有。人们浮躁不安，焦虑不宁，对过去的健忘症胜过对生活的回味，对未来的祈福远胜过对往昔的追忆。群体失忆甚至失语，成了无须默许的共同的麻木不仁。当人们来去匆匆，为了生计、生存奔波之际，对脚下这块赋予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精神滋养的土地，不再是“相看两不厌”。那种诗意的隽永、欣赏、体味淡去了。在这块热土上，那些曾经演绎过大手笔历史篇章的旷世人物，那一则则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那一个个沁入我们血脉，至今仍在左右或影响我们行为方式、心理习惯的历史幽灵，被时间的手抹平了，被岁月的季风风化了。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脑海里，呈现出历史断裂式的空旷和空白。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与脚下的土地疏离了，以至于失魂落魄，犹如一株无根草，随风飘散，没有了厚重，没有了底气，丧失了活力，逃逸了自我和尊严。群体主观无意识的失忆、失语，使得村落与城市，乡下人与城里人，统统表现出思想精神上的水土不服，整体消化不良。不是吗？往昔那一张张个性鲜明，民族特征突出而又多样化的脸，被涂抹得千篇一律，呆若木鸡，失去了灵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的风暴，业已把我们民族风格凸显、神情十足、浸透着诗意、保持着永恒的审美意趣，凝固为别致的一个个物化的城市，雕凿、搅拌成一盘神情模糊、惨不忍睹的沙拉，不再是昔日令人留连忘返、乐而忘忧的“人生的盛宴”！我们若能忙中偷闲、稍事驻足沉思，便会羞愧难当，不敢再直面祖先的灵堂。那是因为我们在求新求快的历史阵痛中，将婴孩和污血一同泼掉了。随之而来，按捺不住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游子情怀，是盛世浮华下无所归依的精神悲哀――倘若我们的良知还像希伯来先知耶米利写就《哀歌》，在骷髅的山丘下的石洞独自哭泣时那样，依旧对个人的记忆保持诚实的话。
基于上述的情思和意绪，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关学之乡的后生晚辈，历经“十年文革”的洪荒年代，欣逢改革开放，注重文化建设的盛世，纵是孤陋寡闻，政务缠身的我，也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硬着头皮上阵，参与其间。然行文走笔虽不敢说涉方家理路，却也遵循一己之俗见。将关中书院、关中学派的来龙去脉，出处归宗，作了粗线条、巡礼式的梳理。愚以为张载是关学的鼻祖，其学术思想是影响和主导后世历代关学发展的主线。虽然江山代有人才出，张载身后学派纷生，各有秉赋，其理路、风格尽管打着不同时代的凝重烙印，可万变不离其宗。此其一。其二，关中书院是明、清时期关学续存发展的辐辏，透过关中书院这扇历史的门窗及其历史人物画廊，其间代表人物的智慧之光为伞状辐射，泽被三秦大地乃至整个大西北，衍化影响十分久远。其三，本人才疏学浅，加之历史资料匮乏，凡所述人物，颇难做到与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为了不影响公务，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时间的“边角料”精心拾掇起来。于是，在蚊虫叮咬的夏夜，在鞭炮齐鸣的节假日，在万家灯火的温馨之时，自闭斗室，在书海中漫游，在青灯黄卷中求索，悉心寻觅脚下这块热土中思想文化巨子们不灭的幽灵，体味他们于当时当代历史文化困境中的喜、怒、哀、乐、爱、恶、欲，企图求证今人的思想、文化、习俗、德行、性情的出处渊源。可情虽难却，终力有不逮。张载、冯从吾、关中三李、刘光贲……每当我满怀钦敬之情，触摸每一位乡贤先哲时，他们的学问人格、铁骨血性、儒雅风流，都使我宛如翻越一座座大山巨川，高不见顶、深不着底，陡生卑琐之感。其间历史的隐秘，曲折的故事，主人翁那不屈不挠、特立独行的人格和胆识，以及国家恨、民族情、道义心与社会责任感，千折百回、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幅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历史画卷。这画卷时而黑云压城，令人胸闷气短；时而酣畅淋漓，有如醍醐灌顶。历史更像一面镜子，它毫不留情地映衬出时下人们的俗气、浮泛、卑微、渺小甚至丑陋！尽管管中窥豹，也约略能探寻出今天陕西人伦理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追求、性格特征，其来有自的蛛丝马迹。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指出：在当今社会，“‘人活着’正处在双重异化中，异化的感性使人成为纵欲的动物；异化的理性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人是什么’变得很不清楚了。”（李泽厚《课虚无以责有》）这的确是人类的悲哀。今天，我们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强调文化（包括本土文化或地域文化）重建，重构群体记忆，并非要开历史倒车，而是旨在自觉深入地探究我们所在的文化本原，亦即“溯源于本始，致用于当世”，以期唤醒人们的“文化原我”意识，从而以一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并重的文化理性姿态去面对异彩纷呈的社会现实。不要说追求关学先贤们所倡导的“大儒”、“真儒”的境界，最起码也要具备“雅儒”的节操，而不至于去做以曲学阿世为能事，武大郎开店式的排斥俊杰、扼杀英才的“俗儒”，守住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底线。毋庸置疑，我们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在人，即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人的文化语境，人的终极关怀，包括人的形而下（物质追求）和形而上（精神追求）追求在内的全部生活真实。我们会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借鉴、启示和感悟，进而去自觉地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找准自己人生的坐标，守住人内心的神性和尊严，并超越自我，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书院门街：西安的琉璃厂
书院门街，是西安的琉璃厂。一座城市的商业氛围再浓，如若没有了文化的内涵和滋养，那表面的繁荣、喧嚣、扰攘，就缺少了历史的厚重感，如纸扎的花，徒具其形，失了鲜活的生命质感，也就失去耐人寻味的审美意趣，从而显得苍白无力。古城西安的厚重感是不言而喻的，她的传神之处有许多处，而书院门街是西安的集大成，且是“雅集”。从文昌门到南大街不足一公里的地段，文物景点排列，屈指数来，有明城墙、碑林孔庙、三学街、关中书院、于右任故居、宝庆寺遗址，等等，有十多处。这些文化遗存，将古代与近现代的文化凝固定格在那里，留待今人的观瞻和玩味。如今西安师范学校、西安师范附属小学，在原关中书院、宝庆寺的遗址上，衔接古今，继续这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于“古琴弦”上弹奏着现代文明的乐章。沿街门点内陈列和兜售着的不是吃穿日用的生活必需品，而是颇具民族特色的“文房四宝”之类以资文化和精神生产用度的消费品。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庶几令游人沉醉。于是有人说书院门街就像是北京的琉璃厂街，虽说此话不错，可在我看来，琉璃厂街是北京味的，书院门街是汉唐味的，是地地道道的西安。时地不同，浓淡殊异。就像北京烤鸭到了西安就变了味，西安的羊肉泡馍到了北京，同样变了味一样，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化。西安的书院门街与北京的琉璃厂街，虽都从过去的历史岁月中走来，但彼此是不可替代的。
西安的书院门街，自古以来即是司书者的圣地。它依托古都西安的龙脉――南北大街、长安路，毗邻雄伟壮观的大南门（永宁门），与正对面道教圣地湘子庙街隔南大街相望。相传，唐德宗年间（780－805），韩湘子与妻子曾住此处，后得道成仙，为“八仙”之一。后人为纪念韩湘子，特修此庙。一度也曾香火旺盛，信徒云集。而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神仙不知何处去，斯地空余湘子庙。历经“文革”浩劫，庙宇宫观尚存，但香火已断，变成了市容清洁大队的办公室之所。书院门街口北边的宝庆佛寺历经沧桑已荡然无存，惟留一尊砖塔，兀然矗立，宛如镇街之神，忠实地在街口守望。但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复兴，湘子庙又翻修一新，香火再起，人气日旺。
沿街东去不远，就是与岳麓书院、衡阳书院、白鹿洞书院齐名，被誉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关中书院。它坐北面南，昔日风貌犹存，现为西安师范学校所在地，而此街正是因关中书院而得名。沿街继续东行就到了碑林博物馆，这是古代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是孔庙或曰“文庙”。从时间上追溯起来，碑林始创建于北宋元佑二年（1087），对书法、碑石文化有着真知灼见、功莫大焉的漕运使吕大忠（蓝天诸吕之一），为了保护开成石经及其它唐代碑石，于府学街北修碑房、碑亭、碑廊，使碑林初具规模，迄今已有900多年历史。“现馆藏自汉迄民国各代碑石、墓志1600余种、2500余石，展出1100余石。共有4座碑室、8座碑廊、8座碑亭及石刻艺术室和4座文物陈列室，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984平方米，陈列面积4900平方米”。（见《碑林区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碑林馆藏石刻文字之多可说是世界之最。它几乎汇集了中国秦汉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法的代表作，本身就是一部体现古人精、气、神 的书法艺术史。说到碑林博物馆之所以能够使今人大饱眼福，我们尤其得感谢两个人：一位是北宋时的蓝天县人吕大忠，一位是现代的三原县人于右任老先生。前者是碑林的奠基者，后者则是碑林的拓展和完善者。于右任于民国时期的1924年前后，一次性捐赠给碑林博物馆他个人所收藏的石碑就达290多块。
由碑林博物馆出西门为三学街的府学街和长安学街；出东门为咸宁学街，这三条街都连着一个“学”字。虽昔日风光不在，几经演变，已成了民宅、店铺，但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却韵味幽长。三学街是当年长安、咸宁、万年三县莘莘学子前来科考温习功课和留宿之地。透过历史的烟雾，我们仿佛看到士子学人燃烛攻读、昼课夜赋的情景，那金榜提名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恃才傲物，以及那科场失意、名落孙山时的沮丧、茫然和困惑。古往今来，在历史的尘封和记忆中，不知导演过多少出人间的悲喜剧。府学街（府学巷），则是宋代崇宁二年（1103），始置京兆府学之地。金、元、明、清各朝代均沿置府学，因此而得名。那么何谓府学？即当时为地方官办的最高学府。它聚精选萃，能到府学就读者，均非等闲之辈。
由碑林博物馆出东门，是文昌门。文昌门东不远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陵寝――下马陵。历代儒生们路过此地，均要下马，以示对这位耆儒的尊崇和敬意，于是，约定俗称，便得名下马陵。而距下马陵向东不远据传是汉代的太学旧址。
书院门街文商交融、庙市合一。宝庆佛寺始兴建于隋代，又于明景泰二年（1451），由安仁坊移建书院门街。从一代名相冯从吾在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前后创办关中书院起，街以“书院”名，书院可说是街的“眼睛”。细思量，街是物化排列的门肆，书院则是该街的精、气、神，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辉映。
始建于隋代的宝庆佛寺，香火旺盛，游人如织。隋文帝、唐文宗也曾先后巡幸入寺，气满云翳，好不辉煌。移建书院门街北口后，从聚众诵经到祈雨求佛，再到借佛说世，设坛畅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统，师生弥众。宋元以后，书院文化兴起。关中书院从佛寺中疏离出来，独立门庭。一时间饱学名士往来如梭，激扬文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莘莘学子云集，指点江山，书生朗朗。河流千载，冷暖百年，风云变幻几多秋，皇朝走马灯，刀光剑影何惨烈。书院门街历经风雨，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荣衰变易。昔日的宝庆寺惟留一座砖塔，定格在街口犹如一尊巨大的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