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虽然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其在播出伊始发挥出来的大众传播效能已然显现，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视谈话节目中的娱乐元素、人文理念更是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沟通功能，同时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本文主要以传播学理论为主要基础，探讨在当今时代下电视谈话节目在社会上的功能及作用。
关键词：谈话节目 传播学 舆论
历数当今的中国电视节目，谈话节目似乎是当今节目的幸运儿。以1993年上海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为开端，到1996年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而“一举成名天下知”，随后，电视谈话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同时，我们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看到了电视更犀利、更尖锐的一面，电视谈话节目里的主持人和嘉宾什么话都往外说，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电视传播观念的改变。到了21世纪，电视谈话节目更是细分为多个类型，以满足不同文化，不同需求的人群。“谈话”已不再仅仅依附于广播，通过电视画面的传递，我们不仅能听到交流，同时通过交流者之间的肢体语言、外部形象符号等，也给予此类型节目更好的传播效能，可以说是以一种老百姓的普通生存方式的形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里。斯克特在著作《脱口秀》中所说的那样，“电视和广播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新权威。它们像是城镇议事厅或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我们集合在一起。”如今，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就更有必要去研究其社会功能，以此作为研究电视谈话节目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传播的社会功能。这一论述最早见于拉斯韦尔（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他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三项功能：监测环境的功能，即准确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再现周围世界的原貌及发展；协调社会功能，即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以应对环境变化和挑战；文化传承功能，即延续社会的文化传统。
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一个社会学的视角》一书和《功能分析与大众传播》（1974年）一文中，对拉斯韦尔所提出的观点上做了重要补充和阐述，指出传播的第四大功能――娱乐功能。至此，传播功能的基本框架已然成型，后人的诸多论述，亦难出其右。本文关于当今谈话节目社会功能的论述，也是基于上述理论的思考及研究。本文主要针对社会话题类和情感类节目进行比较和研究。尽管这两类节目也有监测环境和文化传承功能，但本文认为，当今谈话节目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强调平民意识，构建大众沟通平台，及对于娱乐化功能的追求。
一、建构大众沟通平台
在我国，大众文化并没有构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是以其与生俱来的优势具有某种民主色彩，同时，还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做了一种合理性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肯定。”而收视率的压力也是导致并促使电视谈话节目向平民化发展，形成“关注普通人”、“关注民生”等传播理念为指导。节目选题的平民化，嘉宾观众的平民化，都使电视谈话节目构建出一种以大众为主体的沟通平台模式，强化其社会沟通功能。
我们说《实话实说》节目很成功，其实就是指其选择的嘉宾生活化，平民化，让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参与话题的讨论，尤其是选题的社会化，更是能激起场外场内观众的共鸣，从而搭建起一个公众对话的平台。诸如《实话实说――该不该减肥》，《实话实说――王海打假》，选用的都是一些日常关注的话题，嘉宾用毫无修饰的话语与主持人进行交流，正是开创了这一平民化沟通的先河。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模拟普通谈话状态，通过电视艺术的二度创作进行的大众传播活动，其社会功能的一大突出特点正是还原其“普通”，搭建大众交流的平台。
让我们在看看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这档由李一虎主持的辩论式谈话节目，一经播出即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构建了大众交流平台。这一档节目让参与者“实话实说、直话直说，广开言路，言者无罪”，以及其选题的时效性，结合每周热点话题进行辩论，如“校车安全谁来负责”、“货币政策是否转向”、“北大教授孔庆东是否超越言论自由”等极具争议和对抗性话题进行辩论，从学者到专家，从记者到当事人，普通观众在看到这样一些思想的交锋碰撞的同时，也会引发一些思考与启迪。就人类传播活动本身的意义而言，传播行为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分享信息、思想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维系的基本形式。电视谈话的人际性，通过电视“谈话”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使其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沟通的双方，都能发挥其理性，自主而又真诚地在沟通过程中追求真实，而避免陷于被扭曲的情境里，发挥公共领域公平表述之精神。谈话节目在选题上兼收并蓄，嘉宾选择上群贤毕至，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节目的各个阶段都体现出观众的广泛参与，为民众建构了一处交流的平台。
二、娱乐功能
豪泽尔在其《艺术社会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娱乐、放松、无目的玩耍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心理学和生理学上说，是保持旺盛的精力，刺激和强化活动能力所必需的。”戴格理(曾担任凤凰卫视高层领导)认为：“电视的最高境界就是尽情娱乐。”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各样压力的存在，种种外在条件的变化和限制，已经很难使人们像以往那样纵情欲某类文化创作中。“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往往被冠以其他名堂，诸如金钱、名誉等。这似乎是我们这一消费时代所不能回避的现实。于是大量以娱乐观众为主的节目堂而皇之地受观众追捧，就连广电总局也不得不颁发“限娱令”，目的在于广大观众所追求的审美趣味、娱乐功能向着精英化的方向发展。
相比较而言，电视谈话节目从他发展伊始，就有着某种娱乐功能，这种娱乐不是为了“娱乐”而“娱乐”，他可以宣泄我们对于某种的不满，也可以使我们在得到话语权的同时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悠久的谈话传统中看到。在民间文化里，对于“谈话”个地方都有非常形象有趣的语言，如北京人称其为“侃大山”，、湖南人叫“讲白话”、四川人称为“摆龙门阵”、上海人说“吹牛皮”，东北人叫“唠嗑”。我们常见的就是在巷子里、胡同中的闲聊神侃。当这种谈话走向荧屏，衍生出一种谈话艺术和主持风格，借助媒体让我们感受到更多元化的思想交流的时候，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一种多元化思想碰撞，在其谈话中的碰撞中也使我们的情感得以宣泄。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作为20、30岁的青年人正是要开拓事业、奋发图强的大好时机之时，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甘愿做“宅男”、“宅女”，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日益激烈竞争的一种逃避与闪躲，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今谈话节目中所涉及的社会类话题，不是以一种严肃的、专家学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期待观众的参与，目的就是让观众在讨论、思考的同时，对自己的情感有一个宣泄和抒发。
除此以外，主持人的幽默诙谐、妙语连珠也是具有某种娱乐功能。比如《实话实说》节目，其成功之处和主持人崔永元的主持魅力密不可分。
电视谈话节目在我国发展时间尚短，经验尚不丰富，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才能将其构建的大众平台和娱乐化结合，吸引观众观看兴趣，同时还可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切实反映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将使节目兼具积极健康的内容与生动活泼的形式，都需要进一步摸索和探讨。
参考文献：
[1]《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 苗棣 新华出版社
[2]《优秀电视节目解析》 魏南江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3]《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