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伴随市场经济机制的全面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迅猛推进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貌，其中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城市这个空阔，第一次取代乡村而成为代表中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现实的中心舞台，城市文化终于构成了独立于农业的文化实体，拥有了自己的价值形态和生存方式，由此成为中国文化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轴心……城市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意味着一种与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有着更高意义和价值的文明生活方式，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那根植于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在以现代化的名义重新注解人性本身并鼓励人们张扬个性、赋予社会以新的生存样式与伦理道德。
然而，正如波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所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福柯曾指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社会实践，而任何话语的形成及其实践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钱话语”的兴盛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权力话语强势实践的结果。而基于城市的生存样态及其文化特性，这类“实践”显然更恣意纵横于城市舞台，它“不仅使得都市大众周围的现实以及都市大众感官所及的范围都充斥着消费社会的符号，而且也将文化符号的生产者及接受者裹挟进了这一历史场景”。面对这样的文化现实，以反映商业经济活动为主要题材、以塑造商人形象为基本目的、彰显经济与文化理性的商界小说更以其反映城市生态的天然优势、反思城市文化的独特气度，积极切入生活主题，责无旁贷地开展它对城市文化的一种别样书写――直击并揭示与社会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相伴随的金钱崇拜，演绎城市变革中的“金钱话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品质与文化价值。
一、金钱追逐的理性认同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美尔在他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里曾经谈道：“现代人对幸福的巨大渴望……显然受惠于货币的力量和它造成的结果。各阶级和个体之所以能够发展形成现代独具的‘贪婪’，是因为现在有了一句可以用以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有了一个中心点。它就像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西美尔是深刻洞察到了货币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深层关联的，亦即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它还往往是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关系建构的产物，承载着深刻的、形而上学的精神意义。正因为如此，“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究其原因，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生活”无不与对货币有着绝对依赖性的商业行为相关联，无不以商业活动为表征，它使得前市场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人的物质欲望和金钱需求始终被压抑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已经利落地从既往的道德理性和价值体认中挣脱出来并迅速转向对物质利益、对金钱的狂热追求。特别是当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话语权力的结构布局，当经济权力话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金钱的地位取代了过去政治权利的地位而变成社会与生活中最有力的价值尺度和调节手段，人们的生活习惯、观念与感情完全被更新了，物质欲望及其被满足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商界小说也因而从中找寻到了空前丰富的话语题材和表征空间。
最早热情肯定经营赢利行为的是钱石昌和欧伟雄的《商界》。作者以广州为叙事地点和话语场域，讲述四个所有制性质不同的公司经营的成败得失，书写商人们“逐利”的共同欲望，诠释“金钱是一把双刃剑，不但是罪恶的渊源，而且也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工其”的理性伦理，将许多先哲大师对金钱罪恶的诅咒转奏成了迷人的金钱畅想曲。当然，这样的理念经由何顿笔下的城市游民表述出来，又是一种别样风格：
“要发狠赚钱，”刘建国说着心里话，“你不赚钱，你这一世就只能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下层，死了跟一条狗一样。好多快活的事情，你都看不到，不是冤枉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要发狠赚钱，不然你斗别人不赢。”
――何顿《我们像葵花》
要发狠赚钱!这甚至成为了商界小说勾勒城市舞台上的“成功人物”的基本模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著)的主人公怀揣400美元闯荡美国，在曼哈顿这个每天都在演绎金融传奇的大都市里“发狠赚钱”，数年之间便成为了经营着上千万美元进出口生意的富人；饱受贫穷之苦的王亦凡一头扎进海南开发的“淘金热”(于川著《海南过客》)，尽管遭遇重重困难，备尝人生艰辛，却凭借学识、勇气和吃苦耐劳精神，把握住了与城市变革相伴随的赚钱机遇，在游戏赌博机市场淘金成功。凡此种种似乎都在企图印证，“市场经济的启动不仅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态方式，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摆脱传统集体权力话语的基础与条件”，由此看来，金钱欲在这些作品中并不是作为使人沉沦的因子受到严峻的审视和批判，而是作为人的合理欲望被予以了理性认同，不仅如此，人们执著于金钱追逐所生成的智慧和才能亦获得了出神入化的艺术传扬。
商界小说作者开始积极认同金钱崇拜与实利原则，“时代不同了，一切都不再神圣，人们心中的精神绿洲永远是海市唇楼，真正的现实是金钱意识充斥着所有的空间”(张欣著《掘金时代》)。正如经济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货币经济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孕育了市场主体自我负责的精神，从而催生了个体的觉醒。当这种“觉醒”与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城市相遇，它带来了世俗化浪潮的全面席卷，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城市社会大行其道。“围绕着消费所形成的消费欲望构成了一种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冠冕堂皇，显得非常具有合法性，它把传统生活伦理中的节俭、适度变为普遍的奢靡并冠以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之名，成为个人进取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在这种“控制”的鼓动下，城市文化凸显出背离民族文化传统的显性特征：“高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和合法的或者说是自然的和普遍的”。深受这样的文化和思潮影响，涌现于商界小说作者笔端的人物“一旦从传统世界的归属纽带中解脱出来，便拥有自己固定的地位和攫取财富的能力。货物与金钱的自由交换，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的流动性是他的理想”。金钱和物欲的追逐开始了从未实施过的疯狂，个性和自由的表达抒发着从未体验过的酣畅!
最易点燃人暴富欲望而又最便于获取金钱的途径自然是城市所特有的活动――炒股。当证券市场与货币经济相伴而来，炒股发财昼夜间成了都市里人们的狂热梦想，股票很快成为看不见的商海之风吹动起的欲望之旗，股市成为商战的顶级战场，股市题材则成为了近20年来商界小说创作中最受青睐、 最为集中的选材。譬如，相对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较早表现这一欲望话语的“迷走”性，李其纲的《股潮》旨在告知人们，股市掀动的个体欲望已使“物质力量的消长和货币关系的变动取代情感而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新的纽带和人活着的原动力”。小说虚构了董吉夫妇的故事。随着两个不甘清贫的大学生双双下海，金钱的诱惑和商品经济的丛林法则显示出无比强悍的力量，它不仅足以解构多年的夫妻感情，而且足以建构新的价值观念。卫东方对秦枚――他那经过商战洗礼后走到了一起的情人发出感叹：
一种生存方式，必然有它的价值观，也就必然有它的爱情方式……以前你崇拜陈寅格，我崇拜高斯，而如今，我们曼崇拜的、或者说骨子里更向往的，难道不是李嘉诚、不是洛克菲勒?
――李其纲《股潮》
小说的尾声出现了冲天的牛市，这也不啻在象征，股票交易以其不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在彻底消解整体主义文化传统所构筑的小农意识，从此，国人的生命激情将通过股票交易的形式不断得到高能量释放。而与之相映衬，《股市日记》(沈乔生著)迅速记录了这种“生命激情”的释放景观。小说以日记体形式、独白型的人物言语极力渲染股市带给金钱欲望的巨大刺激和狂热激情，让人在“狂欢化”的话语表征中充分领略了人的本能欲望和世俗渴求自由释放时的那一片“谵妄的激情”。
二、金钱价值的审美批判
以城市为平台，作家笔下的“市情商态”如万花筒般旋转起来：从简单原始的小买小卖、集市贸易到现代化的金融投资、房地产买卖、股票交易，追逐金钱的欲望经由市场的逻辑，更冲破了旧的意识形态的关押，呼啸而出，腾挪奔涌于城市的文化广场。商界小说作者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而耽于金钱与物欲的漩涡，他们开始关注金钱追逐的价值意义。王刚的小说《月亮背面》讲述的是青年男女牟尼和李苗闯荡京城、浮沉商海的故事。在小说中，金钱是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核心线索。在奔腾不息的货币经济的运行中，世间的一切东西，甚至是牟尼和李苗之间的爱情都可以转换成商品，并能精确地计算出它们量值的大小或多少以进行现金交易。至此，金钱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它的本质定义，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它的盈亏变化无不关乎牟尼、李苗的生存与生命，关乎他们的人性的提升与沉沦；金钱已经变成了目的本身，它“如此彻底和毫无保留地变为一种心理上的价值绝对，变为一种统御我们行为取向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意图”。金钱本是人类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一种只作为手段才有价值的对象，“一旦生活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月亮背面》里，当金钱作为终极价值被信仰和崇拜时，人性异化的悲剧也就此次第上演了。
“金钱”已不仅在故事里“发光”，甚至直接“闪亮”在书名上。如《钱途》(倪辉祥)、《钱网》(陈一夫)、《错币》(陈一夫)、《金钱似水》(沈飞龙)、《款爷》(唐文杰)、《皮夹》(王亚腾)，等等。但事实上，面对金钱这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悖论”的人类符号，近20年来的商界小说在客观、冷静地正视城市生态中的“金钱崇拜”的同时，还选择了一种以“商界精英蜕变史”作为叙事焦点的方式来审视“金钱”对于人性的侵蚀。同样是股市题材，老奇的《天尽头》号称“中国第一部股市高智商犯罪小说”。小说以一家全国闻名的上市公司与超级庄家的阴谋为背景，讲述超级庄家华尔投资公司与面临破产的金通股份合谋骗取普通股民数十亿资金的故事。为了攫取金钱，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已经丧失了正义和良知，仅存的人性也常常被实施阴谋的快感所扭曲，其残忍冷酷与异常的冷静理智融合。充分体现出高智商犯罪特征。李唯的《坐庄》中本性善良的“金融骄子”肖可雄，在面对股市激发的利欲时，其聪明果断敢作敢为的气度演化为自私卑鄙、冷酷无情、不择手段，进而一步步走向黑暗，最终成为金钱双刃剑的牺牲品。矫健的小说《换位游戏》讲述了一对孪生兄弟在繁华城市和僻静的海边小镇之间互换生活空间、互换股市交易员和小学教师身份的奇特故事。小说以正义必将伸张为结局，表现了作者对资本原罪的道德批判以及对金钱追逐所造成的人性缺失的鞭挞。简言之，这类作品的主人公都“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他还没有体验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已的力量”，而作品以“商界精英蜕变史”为叙事焦点，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重拾“灵与肉的冲突”之话题，既剖析人的灵魂与行为之间的对峙，点到世人的软肋，又多有发人深省的感悟，对于欲望本体化的后果富有警示作用，相较于那些一味建构“半张脸的神话”却略去其背后污垢的作品，无疑更有思想深度。
城市里的物欲竞逐愈演愈烈，商界小说中围绕金钱展开的搏杀也日益血腥。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吕西安?哥德曼说过：“小说的文学形式。同人和财富，广而言之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同源性。”由此看来，商界小说的金钱物语无疑与现实社会的物欲世态具有“同源性”，亦即如福柯所指出，小说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的物欲世态不仅为商界小说的叙事提供了背景性依据，它还借助社会强势话语(譬如经济的)权力渗进了商界小说内部参与了文本叙事。对此，经济学学者的论述似可提供一种互文性的背景解读：“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的束缚，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这种道德严重失范的状态。……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商界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生长。惟其如此，它的金钱欲望书写更多的是表达了“欲望匮乏”所造成的“生命感觉”。值得欣慰的是。许多作品并没有拘泥于狭隘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对于商业时代的金钱崇拜也并非只予以客观镜像。作者们常选取因城市变革而兴盛且最易于张扬个体主义的生命激情，以新写实的风格叙事，既写出生活表象的活灵活现，也揭示其深刻蕴涵，揭示商业社会来临后的城市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灵裂变，因而让生活尽可能饱满地呈现了出来。对此，《等等灵魂》的作者李佩甫就自己那部以刻画商战中的人性异化为内容、呼唤人们“等等灵魂”的作品所发的感慨，应该颇具阐释力：“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已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如今，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已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心在烧红的烙铁上舞蹈……这部长篇小说，对于我来说，是在精神‘平原’上另开了一个‘窗口’”。
总而言之，基于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变革，立足城市生态的繁复多姿，近20年来的商界小说凭借自己描摹城市的天然优势、表述城市文化特性的理性从容和表达风格的变化多姿，积极刻画推进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中坚力量――商人的个性风采，热情彰显了城市文化中的别样风景。当然，通过对城市生态圈里“市情商态”的描摹，商界小说破译民族商业精神的嬗变密码，演绎商业社会的欲望景观与现代性诉求，引领商人世界从文学叙事场的边缘向中心位移，不仅在文学场域的“争斗”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力甚或符号权力，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同样也较好地履行了自身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