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诗人――是不是每天出来时都带着诗情画意。我知道，你是在用小学教育程度提出了一个幼稚的问题。但我能嘲笑你吗?你19岁，却工作了至少5年，从14岁起，你背井离乡，一直在这个城市――我居住的城市的楼盘做力工。
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每天都带着我心中的诗意出行，那是过于浪漫、不切实际，是一种对诗歌、对自己、对你天真的夸张，是我们在生活中至今还没觉醒前的蒙昧。但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每天都带着几个句子、带着我遭遇到的人们和景色、带着一小块天气出来，并在路上听见自己灵魂偶尔的低语，笑和哭泣，那我是诚实的。
我经常忘记带上自己出行的必需品，但我每天都带着自己心中的一大块北方，带上自己心中那块游移着的泪水，土地，思考，句子和诗篇。她们不必非得写出来，不必发表，不必被人读到，甚至，不必在这里告诉你。
在见到你之前，经过市府广场。我心中的这块北方好像也开始有了寒潮。天越来越冷，有的人，心里越来越悲伤。这是你在给我们的信里写的。
走到太阳鸟下，我听见一个声音，从高倍扩声器里循环播放着。那个声音是一种尽量的柔和，尽量的理解，甚至不失于真诚。语气也很从容舒缓。再近些，注意地听。这回听清了。是一封政府给金廊拆迁带居民的一封公开信。大意说，附近某小区的居民们，你们好。你们已经和政府签署了同意拆迁的协议，并接受了政府按照标准付给的补偿金，但仍有部分居民在协议规定的日期到来后没有搬迁，这样会发生滞钠金，并要承当违约责任：经济责任，还有法律责任……
一小时后，我头戴一顶头盔，与十来个农民工挤在一部运输电梯里，到你工作的楼层找你。你的伙伴们散发出劳动时的气味，人体的气味，衣服的气味扑面而来。随着电梯升起，脚下的水泥屑随风腾起，很快云散。脚下钢板之间寸余缝隙中，地面很快矮下去，然后是周围黑色的楼台楼顶，和越来越接近的天空。
这是你每天都要有的程序，而我是第一次乘。临上电梯前，陪同的男士问我，有恐高症吗?因为所谓运输梯，只是一个电动载货、载人升降机，边框只用带网的钢板做封闭。这时，还有因为某症而自我赦免的可能吗?当然有，只是不能做。
那时我想，你有恐高症吗?恐高症不是哪个人群的特权。如果你有，你会因此不去工作吗?
升到5层左右，电梯好像变得吃力了，显得速度很慢，以至于我怀疑还有没有力气升到17层。无人说话。10到17层更是漫长。而楼盘有24层高。楼盘还只是一个水泥框子，没有门窗。站在17层的走廊里，看见你从走廊的另一端走过来。风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有时衣服向前鼓动，有时向后招摇，头发也左飞右飘的。使你看起来
像和两三个你一起走过来，一个你怀疑，另一个你相信，还有的你无所谓。你和你生活中一些互相矛盾、互相质问的事物一起走过来，和纠缠在一起的、不好不坏的命运。
那时看着你，我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们的采访、发表，包括结束后对你说的那句“谢谢”能弥补你的孤独――但这是可能的吗?在你们那独一无二的境地，在起伏不定的生活中。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你那么年轻，还没有像真正的成年人那样被贫穷吓倒，还没有把贫穷和受压迫看成一种精神上的羞耻，看成一种命运的侮辱。你在我们采访结束时，竟笑着总结式地说了一句话，你说，我还是相信党和政府能给我们做主，不会总让我们农民工吃亏。然后你说，你“在工作之余，也偷偷写过诗。”
然后你问我，诗人――是不是每天出来时都带着诗情画意。
这回，我说是的。我看见你裂开的嘴唇上沟壑一样的小血口，看见你年轻脸上，灰白色的粉尘粘在眉头，和脸上细小的汗毛上。看见你衣服已经没有颜色。看见了你和所有那些在无人歌颂、贫病交加下死去的人们。看到那些好的结局离从前、现在、将来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