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国外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国外的原因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笑说。
其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
2008年一宗移民美国拒签案让大众对中国富人的美国梦与财力叹为观止。彼时，147名富豪组团投资，每人欲出50万美元，集资7350万美元，打算投入到美国费城会议中心的扩建中，以此办理投资移民。申请因涉及人数众多，有违移民法之嫌，全部遭拒。
这并没浇冷富人们的移民热情。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此外，申请难度最高的欧洲，近两年仍频频有富裕家庭关注。在荷兰一家移民机构任律师助理的黄馨（化名）说，中国富人已成为他们最优质的客户，每年他们都会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和酒店住宿，邀请中国富商赴荷考察投资项目。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彼时资产已达上千万。“投
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告诉本报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马舒学的是国际贸易，加国驻香港的移民官专门为他设了一场长达一小时的英语面试，申请顺利通过。他的履历是中国典型的中产精英：毕业于某名校，三十出头即担任广州某文化公司高管，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后独立创业经商。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992年葛优、徐帆主演的《大撒把》热播时，马舒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三年。这部移民题材电影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热潮，彼时，移到哪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关键。
马舒并没陷入那拨移民狂躁症之中。由于工作的关系，马舒常在国外出差，熟知1978年以来大批偷渡出境的同胞，在海外维生本领仍是卖苦力，这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至今仍占所有华人华侨的绝大多数。1990年代初期冲出去的同龄人，也远未过上光鲜的生活。一名定居欧洲的朋友，工科博士，彼时做着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兼店员，每天最复杂的脑力劳动是计算一双人字拖加两罐卡布其诺等于多少英镑。
拘谨、沉默、没有宗教信仰、畏惧谏言、不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骨子里挥之不去的集体气质加深了黄、白两个世界的隔膜。
马舒的理想是逐渐做到公司高管，而不是出国做超市店员。干了几年，马舒独立出来单干，顺风顺水的生意突然败于一场糊里糊涂的官司。2001年，马舒办理了赴加技术移民。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与本报记者第一次见面的场合，竟然是在他中学同学的家中。尽管在中东经商多年，他身上仍未散去温商特有的熟人社会处事风
格。
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这一群体在技术移民印象中，封闭而光鲜，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参与任何华人社团活动，全都住在当地高端社区，有的甚至把名字都改了。一位移民律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曾被中国某部门要求配合调查他的一名客户，据说此人出境后，被查涉嫌挪用上亿公款，这位律师拒绝了：“保护客户的隐私是律师的义务。”
为了子女的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以他在国内的公司高管背景，“无论如何不算过分”。
当看到一位在国内做IT工程师的朋友，在加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餐馆服务生，三天后还因表现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马舒“心都凉透了”。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没人知道他曾打理过资产上千万的公司，也没人在乎。每次面试时，面试官的态度礼貌而坚决，“虽然你在中国的工作履历很吸引人，但对不起，这不算数。”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
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普通到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也不是每个中国技术移民都想得开。2005年，让加拿大移民圈内轰动的两起事件，一是湖北省前理科状元读完博士后，只在一家工厂找到一份体力工，跳楼自杀；另一名中国博士在被公司辞退后，跳桥身亡。
马舒觉得，这都是让中国的教育给害的，“尊卑贵贱意识太深”，“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在马舒印象中，在餐馆遇到对服务生大声呵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加拿大人很诧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尽管谋生艰难，尽管这两年澳、加开始收紧技术移民政策，申请移民的中国公民不减反增。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共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移居其他国家的移民总数也在4万左右；在新加坡，华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75%。 马舒至今保存着2001年初到加拿大的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当时的加拿大总督（相当于中国公安部长），多用了15000加元（约10万人民币）装修办公室，被媒体曝光，道歉无果，只好引咎辞职。
虽然一度从事蓝领工作，马舒与朋友从未感到尊严因此受到损害，住房价格合理，多伦多居民曾一度抗议当地楼市被大量涌入的中国富人炒高；重新念大学的朋友，享受加国政府的教育补贴，每月2000加元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你现在能理解我不后悔移民的理由了吧？”他说。
中国绕不开？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在越来越多的技术移民家庭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保持中国国籍，以便给自己留条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很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香港掀起的移民高潮，人们把男主人保持香港籍的现象称为“太空家庭”，太太在国外照顾孩子，先生们继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
彼时的香港，一方面在许多人眼中政治前途不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些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成熟完善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
马舒重新开始操起老本行，做国际贸易，最初开始的生意还是与中国相关，即将国内的重型机械销往海外。
马舒承认，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中国是绕不开的天堂。
李兆，普美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移民加拿大，获取永久居留权后，仍然生活在北京。这位留学法国五年的28岁年轻人开车前总习惯性地将ARMANI西装脱下，挂在车后座，扣上安全带，才启动车子。
移民是他“长远布局的战略”，他坚信，与国际合作伙伴交往时，自己身上的欧洲气息与加国身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与谈判的砝码。并且，这样的想法已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为跨国企业的商人的认同。
在他所知道的投资移民中，放弃中国国籍是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要么是全身而退出国养老，要么是嫁人，相夫教子去了”。绝大多数只是需要获取PR，两者之间只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却能保证自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内畅通无阻地做生意。
“获取PR，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李兆说，“对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个人来说，这点至关重要。”相比中国护照的13个免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免签数量分别为125、120、130、122和110。
凌霄君，2007年投资移民新加坡，夫人孩子都迁居狮城，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意。“在新加坡，生意有15%的利润，已经很让人欢欣鼓舞了，可拿回中国呢？太一般了。”“这就是中国的好处，”移民对他来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这些投资移民的商业逻辑中，个人身份与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已经剥离开来，祖国不仅仅只是有着高度文化认同与依赖的政治概念，更是一座奶牛牧场，他们喜欢喝牛奶，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奶牛过一辈子，而是把牛奶挤出来，带走，同时，奶牛场也受益。这样有什么不好？
孙多菲，美国留学生，绿卡持有者，2007年回国与姐姐开创第五大道奢侈品网购站，低于国内专营店的价格使生意很快红火起来。2008年，孙多菲干脆把哈佛毕业的丈夫王征也叫了回来。
在波士顿，王征是一家公司的建筑工程师，小老板也是个中国人，五十多岁才爬到合伙人的位置，他觉得自己再这么呆下去，“闭上眼睛就能想到自己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样子。”
回国后，在正处于急速上升期的建筑业中，王征很快成为一家两千人规模的公司的副总，年薪是波士顿的两倍。“回到中国，你会觉得整个人生都彪悍起来了，”孙多菲说，“那是30年走完人家100年的路的速度。”
对于已拿到美国等国家国籍的王征们而言，仍然实行单一国际制的中国国籍法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生活的障碍。
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钱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在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向东南亚各国承诺过的，以避免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陷入双重政治效忠的尴尬和危险。近几年，多有商界、文化节、知识界高层人士通过与中央高层见面的渠道呼吁实施双重国籍，这一问题也数次被高层讨论，但很快否决，“在身份证问题、户籍问题、迁徙自由问题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没有解决之前，承认双重国籍，仍会带来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实施双重国籍，是国际趋势，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韩国、印度等在转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国家也已开始默认双重国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动、合作的角度考虑，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纠结了两年之后，马舒终于决定加入加拿大国籍，经常在国际间飞行的他需要更实际的安全感，作为加国公民能享受到极其重视与完善的外事保护，另一方面，每次回中国，他又不得不到中国领事馆排队，作为一名外国人申请签证。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仍然同时可以是一名中国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content/45945
一、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身为父母自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前提
篇二：中国人热衷于移居海外的十大原因
中国人热衷于移居海外的十大原因 ……千度神探整理于2012年02月09日
据《山东商报》报道：太原理工大学在其官网上贴出公告，开除该校103名教师公职。该大学人事处介绍，103人全部为公派出国或经学校同意出国留学人员，但在出国后，一直滞留国外，逾期未归，有些人已出国十几年，且出国人员多为“高端人才”。
其实，对于中国人喜欢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么所谓的“高端人才”和成功人士，已经不算是新闻了，因为在电视上可以看到，那些成功的名流，虽然声称自己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挣的是中国钱，但一问他们的国籍，大多数人都是吞吞吐吐，因为他们其实已不算中国人了，已经是他国人了。但象太原理工大学一次开除103名教师公职，而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滞留国外，逾期未归，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移居海外呢？今天，正好和一位“成功人士”在一起吃晚饭，他早年经商发了大财，现在成功移民新加坡，自然聊起了中国人热衷于移民海外的原因。一是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尊重人才，人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
多年来，中国培养的“高端人才”借公派留学或讲学或学术交流的机会，从此滞留海外，逾期未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发达国家特别尊重人才，而且人才能够得到公平的竞争而有展示的机会，更有成名成功的机会。反观中国，虽然政府多次讲要重视人才，但真正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中国讲的是权力，讲的是金钱，是权力和金钱至上(原文来自：wWW.DxF5.com 东 星资源网:中国移民的原因)的国家，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是做了多大的官，挣了多少钱，所以，中国培养人才60多年，既没有憋出一个钱学森，也没有出现一个乔布斯。
而中国的人才在海外尤其在发达国家，往往能得到尊重，更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如先后有四位华人获得物理或化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而中国如此多的科学家竟然没有出现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果这些人在中国，能否同样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也许不需要猜测。
二、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熟，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多年，市场机制十分成熟，无论是打工者，还是商人，靠的是平等的竞争，所以，象乔布斯这样的打工者同样能够获得成功，象海尔这样的民间企业在海外同样能够获得发展。
反观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是很成熟，企业成功往往靠的不是市场竞争机制，而是靠政策、靠人员关系、靠与政界人士尤其是各级领导的关系，所以，中国成功的企业往往与政策密不可分，往往是当地领导的关系密不可分，往往与偷税漏税密不可分，据中央党校一名教授讲，中国的企业9成靠偷税漏税才得已生存，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的倒台，其背后往往有党政领导人倒台，如厦门的远华事件更是一个典型。
另外，对于普通求职人员来说，在中国往往难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平等的竞争，从官场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官场人员往往是官二代、官三代，提拔的人员多是这些人，所以，有人总结了这样一条规律：将军的儿子只能做将军，因为元帅有儿子。
三、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相当健全。
在发达国家，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福利保障制度十分健全，他们实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至少让生活无忧，而中国虽然近几年也在搞全民福利制度，但还远远不够。许多家庭往往是因为一个家庭成员生病从小康水平倒退到解放前，尤其是中国的各种福利制度虽然都在搞，但都是杯水车薪，如虽然实行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制度，但没有一项福利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农村养老保险养活不了一个人、医疗保险医治不了一个病、失业保险不能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公积金不但很难
领取，真正在购房时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四、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法制健全，且做到了有法必依。
发达国家的法制十分健全，是标准的法制国家，基本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反观中国，法律制定了不少，也自称是法制国家，天天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依，违法必究”，但是，中国目前基本上还是人治为主，执行法律往往是上面领导一声喊下面才执行，所谓的严打运动其实就是极不正常的一种人治。
法律摆在那儿，执法机关不需要上级领导的任何指示，按法律执行就行了，可这基本的法律常识在中国却做不到，尤其是在法院执行法律时，更是儿戏，往往受领导等和舆论人为的干扰，如云南的李昌奎强奸杀人案。
五、某些贪官的避难场所。
中国官场有这样一类人，老婆和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而自己在中国当官，被人们戏称为“祼官”，这类人员就是典型的贪官，但这些贪官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生怕有一天东窗事发，所以，早早作好准备，将家庭人员和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继续大捞一把，如果运气好捞到退休，然后去海外与家庭团圆，如果闻到风吹草动，马上走人，让你抓不到。
六、某些名流的避税场所。
这些人主要集中于商人和演员，这些名流往往是偷税漏税的高手，但同样害怕被抓，或利用国内国外税率的差异，做到成功逃税，所以，中国的这些名流往往是在国内挣钱，在国外存钱，在国外花钱，因为他们早已将国籍改为他国。
七、方便经商。
中国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是中国的一大基本国策，而招商引资的主要方法是减税、免税和政策优惠，所以，有些人就看到了这一商机，将自己或自己的子女移民国外，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外国人，回国投资，能够享受各种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丁丁面前的这位朋友就是这类人，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
八、政治避难。
无需多说。
九、寻找机遇。
有些人并不是想要移民国外，但由于生活所迫，想去国外闯闯，寻找商机，这类人多以底层老百姓为多，如那些国外劳务用工或某些小经营个体户之类的，如前几年到俄罗斯倒卖服装、土特产之类的人，丁丁一同学就是在欧洲经商而发了大财，但说起他的国内经历，那可是贫困潦倒，“树挪死，人挪活”，那是他们的人生信条，一旦在国外成功，他们往往选择定居国外。
十、虚荣心作怪。
中国人崇洋媚外是出了名的，“国外的月亮都比中国圆”，而且事实是，外国人来到中国人，或中国人有海外关系都会被视作一种荣耀，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领导总是热情接待，而且总是新闻的重要板块，更加激起了某些中国人的虚荣心，所以，有些人自己这一代成不了外国人，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外国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去国外生产。
篇三：中国的移民现象及其意义
中国的移民现象及其意义
有人类就开始有了移民，移民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将透过历史与现实，考证、分析移民与中国疆域形成和巩固的关系、与中华民族构成的关系、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的移民现象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所在。从中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和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移民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移民的界定
世界各国对移民的定义有所不同。有的认为，在一个地方合法居留半年以上就可以称为是移民了；有的认为，在一个地方合法居留一年或几年，取得了居留权，并不一定改变国籍，即为移民。在中国则往往是要改变户籍登记才算是移民。但是现在中国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差异非常大。比如深圳户籍人口不到200万，实际人口为1000多万。上海号称1900多万，但根据抽样调查分析，上海有2200万到2300万人口，其中户籍人口只有1300多万。由此说来，根据户籍不能反映人口状况的实际情况。再比如说有的人在当地已经定居多年并且结婚生子，但是却一直没有户籍，其实他早已经符合移民的标准。所以，以实际地居留或者定居作为判定移民的标准更有现实意义。
（二）移民的类型
简单地说，可以将移民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存型移民。这种移民在历史上数量最多、最普遍。他们的目标就是生存，什么时候生存下来了就定居下来。历史上那些逃荒的、战争中躲避战乱灾难的难民、躲避官府迫害的逃犯、因为当地生态恶化活不下去的等等，他们在原来居住地没办法生存下去，只有迁移，都属此类；另一种是发展型移民。他们迁移的目标是追求物质或者精神的发展。比如有的人从农村到城市，并不是在农村活不下去了，而是认为城市发展机会多，因此就移民到城市；再比如说以前年轻人婚姻没有自由，就逃婚出来，这是追求精神上的发展；还有一些是因为科考、做买卖、当官到外地移民的等等。诸如此类的移民所追求的都是原来居住地所没有的物质或是精神财富。这种发展型移民尽管数量与前一种比相对较少，但起的作用很大，因为他们的目的比较明确，不像生存型移民那样随遇而安。
事实上这两种移民往往很难区分。以生存为目标的移民到后来发展成功了，就成为了发展型移民；相反地，那些原本想发展而未能发展起来的移民，只是落到了维持生存的地步，就成为了生存型移民。
（三）移民与文化
今天你到上海，明天你到北京，后天你到深圳，这不算是移民，只能算是流动人口。移民是定居或者以定居为目的流动人口。流动的人口只有在当地定居了或者是以定居为目的才能产生一种文化归属感。在文化层面上，你认同跟不认同；想认同跟拒绝认同是有本质区别的。举个例子，在中国有各种方言，如果你对居住地没有文化归属感，你可以不要听懂、不要学会。但是如果你对居住地产生了一种文化归属感，你就会主动地去学，去讲。否则很难融入到要归属的文化圈中。在迁入地，你也会遇到自己完全认为不好的，想去改变的文化。因此，如果迁入者自身比较强势，就会实现自己用比较先进的文化改造迁入地文化并创造出新的文化的愿望。所以移民是文化的载体。
另外，在电视媒体、互联网、3D手机广泛使用的今天，有人说这些媒体难道不是很好的文化载体吗？诚然，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新的文化现象一经产生甚至可以在全球同步传播。但是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人”是最先进的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有效传播载体。作为文化的受众，只有接触到人，才可能更加主动地去接受。先进文化的传播需要移民。
移民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巩固
移民对中国疆域的影响很大。中国今天的领土，主体是从秦朝开始的，称为中原王朝，以后形成汉、隋、唐、宋、元、明、清这些政权的版图。秦朝其实只占今天中国中东部一块，怎么能够发展到清朝那么大的领土呢？当然有很多复杂因素，也不排除武力扩张作为开疆拓土的手段，但是即使是武力扩张，要是没有接着进行的移民，没有主体民族在新领土上定居，是绝对没有办法巩固的。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开疆拓土，不管是武力还是和平的，接着一定要有一次大规模移民才能巩固。
（一）秦朝疆域的形成。
在秦国灭六国之初，还没有到达岭南，连今天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也还没到。秦长城是从临洮，也就是今甘肃岷县一直蜿蜒到辽东，在此范围外还是其他人口相对少数的民族。秦始皇征服江南后，开始把中原人迁到今天宁波、绍兴平原，而把当地人迁到更偏僻的皖南等南部山区。征服岭南以后，让军队留在那里与当地的越人杂居，又从北方补充好几万妇女，以便移民成家立业。
（二）河西走廊的归属。
秦朝疆域没有包括河西走廊，但到汉武帝时候开疆拓土，把原来属于匈奴的河西走廊占下来。但匈奴人在北边，羌人在南面，还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汉武帝实施一项大规模移民计划，一次性迁移725000人到河西走廊、今内蒙古和陕北，并在河西走廊建立郡县。这里就变牧为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农业区，成为中原文化向西域传播的一个走廊。从此河西走廊与中原紧密联系起来，有时发生战乱，河西走廊与中原隔断，孤悬在外面，但是继续保持华夏和汉族文化，战乱过了又会重新联系起来。
（三）契丹与汉族统治的融合。
俄语称中国为契丹（音）。在斯拉夫人眼里，他东面有契丹人建立的帝国，于是认为这就是中国。契丹是中古时期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在唐灭亡的907年建立了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了中国北方。当时，辽国的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长时间以来，契丹把汉族的广大地区占为所有，但是最终在迁移与汉化的进程中，它也融合到了中国的版图。中国的疆域最终成果反映在清朝的领土，这片领土的巩固以及最后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并没有被完全分割，我们也要感谢移民。
（四）东北疆域的划定。
1840年以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的侵略。俄国侵略之所以得逞，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清政府不太重视边疆建设，也包括没有及时移民。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双方边界，规定中俄两国的边界是在外兴安岭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以北好几百公里，还规定乌第河流域是中俄待议地区。后来1860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是中俄共管。再后来，连乌苏里江以东也被俄罗斯人拿走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康熙以后，清朝政府继续把关外作为禁地，不许关内人迁入。因为这是满洲人的发祥地，不许汉人迁入。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从《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停止过扩张，不断地把军人、罪犯、流放的人送到了西伯利亚，然后又沿黑龙江而下。所以当俄国那些殖民者和所谓的探险家沿黑龙江而下的时候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到后来签订《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的时候，实际上俄罗斯的军人跟平民已经定居黑龙江以北的大多数地方。相反地，中国只留下了江东六十四屯，以后连这个地方也没有守住。后来斯大林又继续大规模移民。
那么，为什么俄国人没有占领东三省其他地方呢？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占领！1860年以后，清政府看到了这个危险的处境，国内的很多有识之士也都提出了相关问题，就是再不移民，中国东三省的领土就守不住了。所以陆续地开放关内的移民到东北。
事实上，从两汉开始，北方每遇战乱，便有百姓迁往东北避难。在清中期之前，因盛京（今沈阳）系“龙兴之地”，故清廷对东北地区长期实行封禁政策，“闯关东”没有形成规模。到了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东北部分地区开禁，于是山东、直隶（河北）等地人民纷纷“闯关东”，并在民国时期形成了大规模的“闯关东”浪潮。就是这样一些贫苦的农民，他们对东北最终归属中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何尝不想马上占领东北啊？！但是面对三千万中国移民和移民的后代，日本政府只能搞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本马上制定了“拓国”战略，准备在十年内移民五百万到中国东北。十年以后伪满洲国人口可以达到五千万，其中的日本人口就要占十分之一。由此，日本政府从北海道等一些贫穷的地方组织“开拓团”， 截止到1945年，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达860多个，实际移民10.6万户，共计31.8万人，侵夺中国土地152.1万公顷。但是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可以想象如果日本的“拓国”战略得以实施，那么东三省也将会从中国的版图中失去。但就是靠我们这些移民保下了东三省，东北也壮大了。所以边疆斗争本质上是移民，如果清朝不是及时把1000多万移民移到东北，俄国跟日本就会像当年瓜分库页岛一样将东北瓜分。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因为没有及时移民而导致的国土丧失与国土危机。
（五）越南的独立。
公元前2世纪，越南的大部分就已经是汉朝的领土了，一直持续到公元14世纪越南才独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南地区的中原移民非常少。南北朝时期，江淮一带一直到江南基本上都有北方的移民。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今天江西这一带也都是北方移民了。宋朝的时候，直到海南岛都有了中原的移民。从中原发动的移民浪潮像波浪一样，一浪一浪，但是能够到达越南的就已经不多了。虽然明朝时期我们在越南建立了交趾布政司，但是由于越南当地民族的不断反抗，最后明朝政府只能宣布放弃越南。
（六）朝鲜的独立。
西汉时期，朝鲜北部是汉朝的属地。当时朝鲜北方讲的话与今天北京、山西一带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北方过去的移民。但是在以后的战乱期间，大量移民死亡，而且当时辽东统治者像鲜卑人在迁移过程中把很多的中原移民带走了，所以中原地区的移民越来越少，当地的民族日益强大起来。以后尽管唐朝曾经武力征服了朝鲜，并且把朝鲜的大部分居民内迁，最远迁到了四川。但是当地人还是继续反抗，最终脱离了中国。
（七）外蒙古的独立。
东北解放的同时内蒙古也解放了。事实上，在内蒙古解放以前，已经有无数的山西人开始了走西口。“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走西口”过程中，在内蒙古地区汉族的移民相当多了，而外蒙古却很少。因此，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1912年外蒙古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宣布了独立，这是外蒙古第一次独立，后来没有成功。到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红军借口追查白匪进入外蒙古，在他们的策动下外蒙古第二次独立。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二战”后期，当时蒋介石妥协于当时形势，为了让斯大林同意出兵消灭在东北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早点结束战争，也为了战后的格局，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外面还有一个叫唐努乌梁海的地方，因为外蒙古独立，中国中央政府跟这个地方就连不在一起了。另外加上苏联不断地策划，到了40年代最高苏维埃宣布，应当地人民强烈要求同意唐努乌梁海参加苏联。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对于唐努乌梁海没有表过态，唐努乌梁海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部分。
（八）中印边界问题。
中印边界之所以出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英国策动并且西藏地方政府少数卖国求荣者造成的。1912年外蒙古宣布独立的同时，西藏地方政府也宣布独立了。那时，由于交通不便，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区来说可谓是鞭长莫及。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史称“麦克马洪线”，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此事。对于这条“麦克马洪线”我们不承认，英国政府也不敢公开承认。与此同时，英印政府搞的移民就开始了。就是从那时开始，大批的印度人迁到了这块地方。所以说，对于一个地方，如果自己本国没有适当的人口，那么这疆域就很难保得住。 有移民，就有国土统一的希望。
（九）台湾的分离与统一。
1885年日本侵略台湾野心暴露之时，时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力谏从大陆移民到台湾。短短十年里，清政府在福建的厦门、福州，还有大连大量地招募移民迁往台湾。尽管后来台湾被日本占领了许多年，但是台湾主要的人口都是大陆移民及移民的后代。现在台湾搞分裂的一些人也都是当年大陆人的后代。他们所谓的“台湾文化”、“台湾语”实际上就是闽南文化、闽南语。这就使得台湾跟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被占领，如果不伴随着有效的移民，那是绝对不能巩固的。不但中国这样，世界上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比如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为什么要独立？一个原因就是科索沃地区主要居住着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塞尔维亚人。回顾中国历史，如果没有历史
上的这些移民，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有陆地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而近代中国能够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妄图占领、瓜分中国的野心面前继续存在下去，能够保持边界，也要归功于当时的移民。
移民与中华民族构成的关系
中华民族实际上是56个民族的共同体。应该承认现在56个民族之间的界限还存在。但是他们在归属中国，热爱中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来消除民族隔阂。这靠什么呢？靠的是民族融合、共同发展。
今天的中华民族可以分成三类情况。
第一类是汉族在迁移中形成。
（一）汉族。汉族的祖先是华夏诸族，一开始生活在当时中国地理环境最优越的地方——黄河中下游，形成了发达的农业。在工业化以前，农业比畜牧和游牧稳定，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华夏文化，使汉族在人口数量上、文化水准上、经济实力上比周围人口占有优势。另外，汉族有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孔子说的往往不是简单地根据血统，而是根据文化来划分民族落后与先进的标准，划分跟汉族的关系。孔子认为蛮夷只要接受了华夏文化也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观点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事实上蛮夷也有比华夏先进的地方。但在当时来说，这种观点又有着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世界上好多民族往往认为，对于其他的民族而言，只有将其消亡，其他民族根本没有资格接受自己的文化而存在。而中国从古以来的理念却是：只要其他民族能够接受华夏文化，那么他们也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再加上华夏诸族本身又比较先进，就出现了不断地接纳其他民族的情况。当时中国北方是政治中心而且经常有战乱，所谓逐鹿中原，一有战乱，当地人外逃，空下来一些地方，境外一些游牧民族就迁到这里。开始迁进来的时候往往有激烈地冲突，但慢慢安定下来以后，外来少数民族常常会感到自己的文化不如汉人，于是他们就改变自己。外来少数民族即便是在军事上征服了北方的汉人，但是文化上最后又会成为被征服者。如满族，原来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后来除保留“萨满教”的信仰，保留其姓氏以外，其他跟汉族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上的匈奴、鲜卑以及羌人、狄人、契丹、突厥等凡是迁移到中原的民族，后来事实上都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中原等北方地区就是这样通过移民把少数民族融合进来的。南方是另一种模式：当时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汉人不断地南迁，南迁的汉人不是地方官就是比较富有的人，用今天话讲就是主流。他们在南迁过程中，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文化、技术，影响到周围的蛮夷。期间有斗争，有冲突。与此同时，这些蛮夷也学会了种田，学习到了北方的文化。到一定阶段，当地少数民族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编个故事，说自己的老祖宗是从北方迁来的，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当然这是民族不平等的产物，但这种情况，远比把少数民族斩尽杀绝要先进得多，文明得多。这一过程中，南方少数民族主要靠重新编家谱的方式把自己变成北方移民的后代。比如海南岛很多姓李的都说是唐朝丞相李德裕的后代，其实从史料中可知李德裕并没有留下后代。还有广西姓杨的都说自己是杨家将的后代。百姓这样，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学者在民族压迫之下也这样。如清朝曾国藩的幕僚，贵州独山的莫氏莫与俦、莫友芝父子俩都是大学者，称自己是江宁莫氏——南京人迁到贵州的。解放后经过调查知道他们是南方的布依族，根本不是南京过去的。但是在清朝时期，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布依族人，曾国藩很可能就看不起他们了，更不会让莫友芝做秘书的；已故的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是纳西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