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该用怎样的座标体系去评价释永信，评价少林寺，去看待传统宗教，恐怕自全社会没有共识 释永信注定是中国最受非议的宗教人士。 外形上，这个人丝毫没有国人心中高僧大德慈眉善目、睿智深沉的影子，反有几分精明犀利农民企业家味道；他的履历出身，与文学作品勾勒出的少林方丈印象更是相去甚远；而他升座方丈后一系列轰轰烈烈举动，更与传统宗教的形象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最有国际影响力、收入最多寺庙的方丈，释永信无可避免地身处复杂纠结的利益漩涡中心。他要面对的处理的问题，远非常人可比，某种程度上，在他这个位置上，非议和传闻无可避免，换一个人，未必就能做得比释永信更好。没有答案，只有非议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少林寺的方丈该怎么做?没有人能告诉释永信。
少林寺自清康熙五年始，曾长达320多年无方丈，后又在战乱中迭遭兵燹，僧人多次弃寺而逃，1949年时，该寺只剩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僧。到释永信22岁成为住持时，他在佛门青灯下不过6年时光而已。
假使少林寺千年传承不绝，释永信曾受大德高僧多年熏陶，前辈们的经验也完全无法适用于今日世界。过去的寺院，靠寺院所辖的土地山林和香火供养，今日寺院土地房产均非宗教社团所有，已不可能靠田产、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而每日涌来成千上万游客和前来投效的习武爱好者，更为过去无法想象。
佛家的传统形象是苦寒清贫，今日的少林寺则是财大气粗，看上去与苦修早已绝缘。不过，与更多被少林寺挡住了舆论子弹的寺庙相比，少林寺的僧众物质生活待遇甚至可算微薄。不少香火稍微旺盛的寺庙，小和尚月工资比大都市白领更高。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要颠覆僧侣传统形象，譬如日本和尚可娶妻生子，安家寺庙附近，每天像在公司上班。
不能不考虑的是，只要“武侠热”存在一天，在中国武侠文化中占据最重要座标的少林寺，就是个市场价值极大的商业品牌，释永信不用，与少林寺沾边不沾边的人，都会打它的旗号。少林寺品牌在国外被人大量抢注即是证明。这份特殊“荣耀”，是全世界任何宗教社团都没有的。
人们在以传统眼光，甚至是影视剧中少林方丈的标准形象来衡量释永信的同时，少林寺又被视为一个旅游胜地和武学圣地。宗教场所变成旅游景点，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这种异化程度，恐怕没有哪里可与中国相比，而少林寺则是典型中的典型。
仅仅是每年高达150万的游客，就使少林寺不可能成为清净之地。对释永信来说，对内，如何管理僧众、沙弥以及少林寺内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何管理庞大的财务，如何管理隶属的商业机构；对外，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与上级管理部门理顺关系，如何与周围的居民相处，如何与外界各种合作方式不同的机构打交道。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有生财之门，无散财之道
少林寺虽然在商业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但平心而论，好歹它还保住了底线。要知道，今天商业开发宗教资源的投资主体五花八门，从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宗教人士、信徒，到企业、商人、社团，几乎无所不包。它甚至是市场准入最宽松的一个领域。
强势如释永信者，也曾多次对媒体公开抱怨不公：少林寺被包裹在当地规划的少林大景区中，整个景区门票与少林寺捆绑销售，门票收入，少林寺与地方政府三七分成。但是，当少林寺拿着官方发布的游客数字去结账时，往往会被告知“那是对外宣传”。实际结账要打不少折扣。于是少林寺在庙门口自己加装了检票器，专门派人守在门口二次验票。甚至少林寺的僧人回寺院被景区大门的保安拦住盘问亦时有发生。两者的利益矛盾，归根到底是“少林寺”品牌的归属。在登封市政府眼里，“少林寺”的品牌就算不是明确的国有资产，也绝不是释永信私人所有或少林寺集体所有。所以，出现了地方和少林寺共同使用“少林寺”品牌的格局。
不过，双方各自使用“少林寺”品牌开公司还可相安无事，但2009年12月，释永信从媒体上得知由当地与港资合资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并准备于2011年上市时，终于对簿公堂。虽然“上市风波”最终平息，但根本利益纠结却未解开。
没有人能说得清少林寺积累了多大一笔财富，也没有人知晓这笔财富的管理方式，少林寺的一切尽在释永信个人的掌控之中。巨额财富和高度不透明的财富管理方式，自然让释永信难以摆脱时不时的怀疑和指控。
佛门生财有道，却鲜见散财济贫，释永信自然想扭转其负面公共形象。2005年，少林寺先后开设收养孤儿的少林慈幼院和药局、书局，释永信希望能展开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动。
但这些慈善活动几乎不为媒体所知，效果亦未尽理想。如少林药局，除一些有成本的中成药，其他的药免费，看病全部免费。然而少林药局已成立5年有余，周围山民大多从未来过，一位老妇想起自己曾在犯关节炎时去扎过针，说“扎针没要钱，但那一小瓶药100多，太贵了，我没拿。”
释永信的能与不能
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在经济来源上曾有过极大的特权。但到了今天，不但特权早被剥离得干干净净，其他收入来源也基本断绝，完全靠慈善机构捐赠和信徒募集。基本解决了信仰的“纯洁性”与教会支配财产的“世俗性”之间的矛盾。
相比之下，东亚的日、韩和台湾地区，佛教等本土传统宗教，虽然不断借鉴和吸取西方经验，但对“神圣资产”的管理，仍处于摸索和有待成熟的阶段。而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寺庙，企业与宗教界限模糊，此为大陆独有现象，自与今日世界格格不入，无怪乎释永信首先被外媒加诸CEO的称号。
尤须看到的是，传统宗教今天日益呈现出官本位色彩、对香火收入的追逐，使它很容易出现亲近权贵的不自觉选择――它不但无法起到社会阶层的弥合功能，更是对宣扬众生平等教义的直接讽刺和解构。
在聚财上，释永信能做的，恐怕就是不断从战线铺得极广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中逐渐收缩，最终退出商业活动，只坐收以往的资产收益，注意力由商业推广，转向弘扬佛法等宗教事务中。而财产管理事项，则全部委托信托机构。做到佛祖心头坐，双手不沾钱。
但让释永信在致富的康庄大道完全掉过头来往回开，把少林寺变成一个完全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宗教场所，就算他有此心，地方政府也无法接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
从当地政府试图将少林寺上市的努力也不难看出，佛门净地跻身商海和资本市场，由不得释永信。而专家学者围绕质疑少林寺上市的争议，多集中在少林寺这笔巨大的国有资产，登封当地是否有资格将其“贱卖”。这无疑是在暗示，宗教资源的公益性质被异化，已为主流社会认可。
显然，有没有释永信，少林寺的商业化和企业化，都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区别只在是由释永信主导还是非释永信主导。
比前述任务更难完成的，是释永信是否能让少林寺完成现代转型，以适应当代社会百姓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现代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对神圣祛魅的过程。在西欧诸国，已出现了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宗教意识越淡的明显趋势。但在一定时间内，宗教的社会作用不可能淡化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其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是宗教在一个社会、一种文明当中，为之提供稳定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伦理资源。
对今日中国社会而言，所谓的道德危机，并非人心真的变坏，而是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解体，导致与之配套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失去了神圣性和约束力。而政府在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时，其道德教化角色亦随之隐退。在这样的转型社会，却又恰恰特别需要一个道德教化者的重要角色。
那么，像少林寺这样的传统宗教的典型代表，能为今日社会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吗?这好像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今天困扰释永信的，根本就是一个在中国环境下，正在不断成长着的企业家的烦恼。(原载《凤凰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