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学习和掌握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上海社联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市伦理学会举办了“文化发展与道德建设”学术年会。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学者和研究生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朱贻庭和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中之主持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文化发展与道德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态
华东师范大学朱贻庭教授首先对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进行了探讨，认为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部分，道德变革也是文化变革的重心，应把道德问题摆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首先，他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也就是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和社会风气这个概念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生态的内在紧张。第一，“人的独立性”和“物的依赖性”并存，造成了人性的两分结构。一方面人获得独立的个性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物欲、私欲而支配了前者，使个性片面化、同质化。第二，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义利)关系失衡。第三，效率至上，市场泛化冲垮了传统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紧张。第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共谋搞乱了社会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分配的规程，致使未能建构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系。第五，社会不公严重，实现社会公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良好伦理道德生态的根本。第六，诚信缺失、社会公信力之低以至于出现了“民无信不立”的险象。第七，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公民公共道德意识的缺失。朱贻庭教授接着又着重分析了社会风气。他认为社会风气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生态的总的体现。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不是看有多少道德楷模，也不是看制定了多少条道德规范，而是看社会的道德风气，看社会道德的心理倾向，看社会民间舆论的倾向。当今中国的社会道德失范，不是一些人，而是一种普遍风气。他认为“潜规则”的泛滥是造成道德失范、搞坏社会风气的最大推手，为此要着力遏制各种潜规则的蔓延。同时，要对“道德失范”进行正确的解读。道德失范并不是指社会没有制定出一套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而是指行为的失范，是道德的实践领域问题。道德失范虽不等于道德败坏，但从另一方面却反映了道德败坏。
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市场经济进步的正面价值，流通领域中的自由、权利、平等、公平，并没有得到充分全面的肯定，更不用说生产过程中的推进了。现实生活中，往往只有强势一方的自由和权利，而谈不上对弱势方的平等、公平和责任。负面的唯金钱、利润动机最大化放任自流，并且大肆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管理领域。文化发展与道德建设命题的提出意味着道德顺应回归社会嵌入社会的趋势，在接受和推进市场经济正面价值的同时，依靠并发挥中国文化吐故纳新的活力，重建道德，重塑中华文化的道德脊梁。
二、文化发展中道德建设的重大价值
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分析了文化发展的现状，认为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制造文化之魂，为文化提供发展原则，为整个文化发展制定一种目标。在目前的状态下，伦理学更要参与到我们的文化建设当中，参与到国家的整个精神文化中，发挥它的建构性、规范性作用，应恢复它哲学的批判功能。
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在论述市场与道德、文化与道德的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以自由而不放任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吸收借鉴中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内容上打造“有根”的道德文化。同时，对当前的道德滑坡需要下猛药，必须借助法律这把“正义之剑”紧急制闸。当然，和风细雨的思想和道德教育也不可或缺，并要注重施以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教化。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重塑中华民族的道德脊梁，尤其是领导群体的道德脊梁。
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以“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为题着重分析了资本的两重性、资本的逻辑与文化和道德发展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原因，阐发了“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的内涵。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应该内在地凸显道德建设和人文指向，脱离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内蕴的文化发展一定会跌落文化发展的物化沉沦，导致与道德建设相反和对立的结果。“文化自觉”主要着眼于对中外民族、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的认识和觉解；“道德自觉”主要着力于个体自身道德人格的完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的主体主要指三种人，即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通过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和心理这五个渠道内外相连以身教高扬人性、仁爱、厚德、慈悲等美德，以形成官民、劳资、师生和谐的关系。“文化自觉”与“道德自觉”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在关联：一是对自我作为主体人的自我意识之觉醒；二是对人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高度自觉；三是从自我做起担当在消除两极分化、劳资对立问题上的责任意识；四是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文化的家底摸清基础上的文化创新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和“道德自觉”在行为上的落实即知行合一主要靠制度创新、人格建构和各阶层的人们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中的平等对话、沟通和商谈等的互动。
上海师范大学陈泽环教授从自己的亲身实践出发，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道德发展问题，对文化传承和道德进步的关系作了探讨，提出了如何把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并积极吸取西方科学精神和自由个性理想中的积极因素，以形成符合小康及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微观个人道德和心理结构的问题。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儒家人生哲学在当代中国道德进步中的重要性。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将对我国当代社会的道德进步起到有力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复旦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吴新文研究员就为何及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在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切忌概念拼盘。首先，确立中华民族的大我，确立当代中国的大我。如果不确立自我，就要被同化、弱化、分化。其次，要“见往而知来，见古而知今”，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也是一个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再次，建立核心价值观需要凝聚共识。最后，确立核心价值观，要纠正偏颇。要有一些相对中立、中和的价值观来纠偏。同时，关于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提出三个方面。第一，要回溯。第二，要有差异，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之所以讲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彰显民族“自我”。第三，中道。确立核心价值观，不能搞极端主义。
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着重阐述了大众文化的价值导向问题，认为中国无论是与国外竞争，还是在进一步发展当中，文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地与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当中与道德影响最密切的是大众文化，与过去的大众文化相比，现在的大众文化是以影视、网络消费为主的一种大众文化，它考虑得更多的是流行与吸引眼球。大众文化可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旋律的，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二类是娱乐性的，对此要控制其比例；第三类完全是一种低俗的，对此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批判与禁止。在文化发展当中，现在要着重加强大众文化的价值导向，而大众文化的价值导向当中要特别注意大众文化对青少年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将会采取哪些举措，而且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进行强有力的支持”是值得关注的一大问题。
上海文广集团每周广播电视报书记张义华立足于自身所熟悉的电视传媒行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电视文化产业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另一类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他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在文化产品的制造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后的，因此发展还是硬道理。二是广播电视节目非常多，但缺乏社会责任感，因此要坚持科学发展。三是要深化改革，包括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创新、模式的转变等。要多产生些像中国达人秀这样的节目，既弘扬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宣传了传统的美德，又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具有很好的收视率。
责任编辑：杨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