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明 男，1965年清明节出生，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注册建造师。早期从军，后经商。出版有散文集《滚石上山》、《梦起洞庭》、《微雨独行》出版。 悲悯
我对故乡一直心怀敬畏。
尽管我感觉，离开故乡的时间越是久远，但离它的距离却越近。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心中去寻找。
然而，只有我自己最为清楚，面对无论是现实的故乡，还是精神的故乡，我均无法救赎，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无穷尽的悲悯。
正因如此，就连我选择进入故乡的时间，也是定格在一个云低光暗、阴雨绵绵的清明时节。
第一位拜祭的亡灵，是我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堂舅。儿时，我跟堂舅一起穿开裆裤玩耍，一块拖着鼻涕上学，就连他后来娶的老婆，也是一位和我同桌的女同学。堂舅和我一起应征入伍时，我俩都体检合格。但因堂舅是家中的长子，上要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下要关照年幼读书的弟妹而痛心将当兵的指标让给了我。堂舅而由此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出故乡的机会。后来，堂舅因生活的重压而积劳成疾，封闭的乡村缺医少药，致使他英年早逝，留下了年轻的舅母拉扯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苦度光阴。
春寒料峭，万木瑟肃。就在我正襟跪在堂舅的坟前叩礼之际，坟墓的右侧也笔挺地跪着一位稚气未脱的雌黄少年。只见他卷着高高的裤脚，双腿粘满烂泥，显然是刚从附近的稻田里劳作上来。
此情此景让我惊愕不已。我根据少年的行为举止和长相，判断出他肯定是堂舅的儿子，但一个年纪才十来岁的小孩能如此熟谙世事和早熟，这是我无法想象得到的。因为在家乡有一个习俗：凡有长辈去世或清明拜山，子孙辈均是要随礼陪跪的。
年少的兄弟，当你的同龄人还在糖缸蜜罐中撒娇酣睡，抑或正在窗明几净的教室漫不经心百无聊赖地读书学习之时，你却要像大人一样扶犁掌耙、割草挑土，要学做一个男子汉支撑起家中的一片天地。你稚嫩的双肩能承受住这生活的重压么?你幼小的心灵能经受住人世间世事沧桑的磨砺么……
问苍天，苍天落泪；问长风，长风哀鸣。
第二位拜祭的亡灵，是我一位叫细牛的儿时伙伴的姐姐，名叫细花。小时候，我和细牛最好。我家中因兄弟姊妹多，加之我又居中，无数个夜晚，我都在细牛家度过。
花花姐姐有着高挑的身材，长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还有微微下陷的双眸，两个甜甜的酒窝。当时，在我年少的心目之中，只觉花花姐姐美若天仙，比《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还要好看。
花花姐姐漂亮，所以追求者众。她的父母却硬是将她许配给了长着五短身材的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购买粮、油、蛋、布匹等等都要凭票供应的，主管着上万人物质计划的供销社主任，在当时村民们的眼中，那是权力极大、衣食无忧的。
花花姐姐却不为所动，偷偷爱上了邻村的一位人才出众的拖拉机手。当我和细牛探知了花姐的爱憎后，就用行动支持她，只要见供销社主任的儿子骑着单车提着猪肉来了，我们就会偷偷地将他的单车气门芯拔了，并在他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涂填上长长的烂泥巴和稀牛屎……然后，我俩便躲在路边的草垛后观看公子哥肩扛单车、打着赤脚、手提皮鞋，一颠一跛的“洋相”。
但任凭铁心的花花姐姐怎样抗争，狠心的父母就是不松口。花花姐姐只好以死相争。花姐是喝农药死的。当时的场景极度凄惨。望着腹部有些微微隆起、面容惨白的花花姐姐，听着旁边窃窃私语的邻居，那时，我们并不明白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渐渐明白。原来以命抗争的花姐，早已和拖拉机手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尽管如此，仍没能打动视威严和荣誉为生命的父母
望着杂草丛生的坟茔，感受着故乡绵绵的阴雨、低沉的云团……我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唯有任凭丝丝细雨洒落在我的面颊，轻抚着我那早已湿润的眼角。
天问
孝年是我最要好的儿时伙伴。
他与我同岁，是我家的隔壁邻居。可以说他是我所有儿时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年少时的孝年孔武有力。他长有一副宽宽的肩胛，一双像铁耙样的双手，还配有两条鼓鼓墩墩的双腿。对于一个从小就要替父母干活，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农村孩子来说，这些均是他得天独厚的本钱。根本不像细皮嫩肉，长着长长的腰身和四肢的我。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孝年的懂事和能干，便一直是我们儿时伙伴们的参照物。当我们干不好农活，插秧、除草、割禾，老是撅着高高的屁股，老是伸伸懒腰的时候，便会随时痛遭父母的顿喝：你看看人家孝年，瞧瞧你的懒样，真不是出天子的气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大搞集体的时代，社员们干活都是记工分。那时候的乡镇全被称为人民公社，村被称为大队，班组一级则被称为小队。一个劳力一天记一份工，年底时再以生产队(组)为单位按家庭所得工分进行按劳分配。记得，那时一个社员劳作一天，也就值七分钱，刚够买一个鸡蛋。一年下来往往都是入不敷出，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寒暑假期里，我和队里七八个lO多岁的少年，每日才挣半个工分的时候，孝年早已可以挣到一个大人的工分了。为此，孝年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也曾无比自豪过。
记忆中，孝年虽然挣工分、干农活比我们强，但是和我们小伙伴在一起玩过家家、捉迷藏、骑马斗牛等游戏时却“笨”得很，常常受我们的欺负和戏弄。连玩过家家，给他“配”的新娘子都是最丑的。寒暑假期里，我们除了帮大人们正常干些农活之外，便是放牧和照顾生产队里的耕牛。众多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头扎柳条帽，腰里别着两把打鸟的弹弓，骑着大水牛，行走在水草茂盛、广阔无垠的湖洲上，活像一个个披挂出征的大将军。我们避开大人们的监管，将好斗的公牛先用稻草烧红它们的双眼，再相互用牛鞭抽打，让它们相遇到一起厮杀。牛角的撞击声，伙伴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活脱一幅战争画面。但每到这样，孝年却只有旁观的份，因为他看管的水牛都是母牛，而那些好斗、好骑的公牛和牯牛(被骟割了的公牛)都是我们这些平时调皮捣蛋，爱动歪脑筋的人的专利。因为，只要离开大人们，我们就有办法，叫平时那些和孝年一样听话懂事的小朋友俯首贴耳。
至今，我仍清楚的记得，我们放牛时合伙整治孝年最“损”一次的场景：我们几个小伙伴，一个眼神秘密相约同喊着“一、二、三”一齐用力将毫无准备，当时还穿着开裆裤的孝年放倒在草丛中，抓着他的小鸡鸡翻卷，涂抹上蒲公英种子的绒毛。可怜的孝年，只好一边哭着，一边捻捡小鸡鸡上的数也数不清的绒毛……而我们却不断地在孝年的周围跳跃着，坏笑不止。
随着年月的流失，生活却无情地跟我们开着玩笑。当年一直被大人们称着坏孩子，没有出息的我、二牛、狗仔三人，后来却阴差阳错，或考学、或当兵都走出了农村，在乡亲眼里还真“出息”了。而 一直被大人们看好，一直是我们众多小朋友学习榜样的孝年却依旧留在了农村，整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到后来，连老婆都没娶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孝年的父母硬是卖掉家中仅有的一条耕牛，从湘南山区花了两千多元给他“买”了一个老婆。可老婆在孝年家没住三天便跑得无影无踪……绝望中，孝年喝了二两剧毒农药“甲胺磷”，结束了他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
往事依然，孝年远去。空留时也?命也?运也等诸多的拷问和哀思。
怀念
叔叔死于十年前的一个冬日。他是突发性疾病死亡的。死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和朋友。地点是在浩渺的洞庭湖中一处长满芦苇和柳树的湖洲上。其时，他正为公家负责看管着上万亩待收割的芦苇。
当好心的收苇工人辗转将音讯传到我家时，已离叔叔死亡之日半月之久了。其时，叔叔已被好心的民工们用芦席卷着草草地浅葬了。当父亲和亲人们带着棺材，驾着机船赶到叔叔的死亡之地时，已是第三日的深夜。
父亲后来告诉我，就在他睡意朦胧之时，叔叔竟满脸痛苦地走进了父亲的梦中：叔叔说，明日你们装棺时，一定要将我的右手从我胸口上拿开，民工们在葬我时没注意，让手压着我的胸口，我很不舒服……原谅我不跟你们回老家了，我就留在原地……
第二天，当父亲扒开覆盖在叔叔身上的草席之后，果然发现叔叔的右手压着胸口……
遵照叔叔的“梦嘱”，将他老人家就地安葬了。安葬之地，正处苍茫的洞庭湖中两条流水的交汇之处，由于湖水长年的冲积形成了一个高出水平面许多的自然山丘。
父亲为了将来方便寻找，顺手砍来一根手臂大小的柳枝，栽插在叔父的坟前。
光阴荏苒，我无时不在思念着曾经爱我的叔父。十年后的冬日，我在叔祖父、父亲和大哥的陪伴下终于来到了叔父的坟前。
物是人非。叔父的长眠之地已是芳草萋萋，苇林萧瑟，唯有当初父亲随意栽插的柳枝，竟已长成了蔽日大树，树干竟有脸盆般粗。
叔叔和父亲从小相依为命。父亲七岁死爹，三岁死娘。祖母病逝时，叔叔尚在襁褓中。据说，就在祖母装殓之时，叔叔竟饥饿得哭趴在祖母的跟前，扯扒祖母的上衣吮奶……那一幕，让在场的乡亲们纷纷转过身子，不忍卒看……从此，叔叔和父亲开始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辛酸人生。
也许是生计所迫，加之长年生活在洞庭湖边，近山识鸟音近水知渔汛的缘故，叔叔从小就练就了一手抓鱼捉鳖的绝技。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八百里洞庭水乡到处都是野生的水鱼、乌龟和黄鳝。叔叔只要随意从水塘、湖泊边走过，便能辨别此地有多少鱼鳖，甚至连大小、公母都能说得八九不离十。他还能光手从几米深的湖水中将十多斤重的野生水鱼捉拿进篓。80年代初期，我中途因故辍学，曾挑着一担装鱼的竹篓跟着叔叔生活过一段时日。叔叔在前面抓，我便在后面捡，常常是不到半日，我便挑不动满篓的鳖爷、龟孙和滑溜溜的黄鳝。
但是，叔叔抓来的水产品从不个人独享，而是用来帮助当时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乡里乡亲。所以，叔叔虽然身怀绝技，但常常是居无定所，袋无隔夜之粮。这也是叔叔一辈子孤身一人的重要原因。
从小，在我众多的兄弟姊妹当中，叔叔对我最好。他也曾想收我为徒，将其抓鱼捉鳖的绝技传授给我。但后来，当他发现我对看书写字的兴趣远超捕鱼捉鳖之时，也就作罢。但每次碰到叔叔，只要我伸出脏脏的小手，叔叔总会左掏右摸，从身上或篓底找到残留的二分、五分的钢?，或一角、两角卷起了毛边的纸币给我。让我到小食店买一小包兰花豆、几块红姜或两根棒棒糖……让我解馋。
我刚拿工资不久，每到逢年过节我总会给叔叔、舅舅等至亲们寄去一百两百元不等的孝敬钱。但每次，我寄给叔叔的钱总会比别的亲戚多。然而，对叔叔的报答竟是那么短暂，叔叔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
孤帆远影，沙鸥低吟。叔叔，侄儿来看您了，您听到我的呼唤了么?您的慈爱，您那质朴的人生观，您的点点滴滴，就如同您坟前的柳树，一直根植在我的心田……
长天无语，江水默然……
我噙满泪水用力地捶打着叔叔坟前的树干，洒下只是一片片枯黄的树叶，留给我的却是悠然的悲悯与惆怅，以及那无穷尽的怀念。
车缘
少年无梦。
那是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湘北农村的我，所见所闻均是勤劳的长辈们在为生计而奔波，为一日三餐而忙碌，似乎很少见到更多的喜庆和笑脸。
然而，让年少的我及伙伴们感到新奇和兴奋的，竟是村里买回来的一台东方红牌四轮拖拉机。记忆中那种感觉不亚于现今在电视里看见杨利伟和他的“神五”上天揽月。现在想来更有趣的是：住在我家隔壁年逾花甲的何爹，孩子似的以一个煮鸡蛋的奖赏硬是叫我扶着走了五里地，陪他老人家将四轮拖拉机抚摸了几遍，他还叫我找来一把青草塞进拖拉机的机头。见铁牛无言，何爹则不停地嘀咕：“这就怪了，这牛咋就跟我家的水牛不一样，只喝水不吃草呢?”
然而，铁牛进村硬是把我们一帮放牛娃的生活搅得乱了套。我们除了正常的放牛、钓鱼、做游戏之外，那就是不论白天和黑夜成群结队地追撵和攀爬拖拉机。当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村办小学里经常只有一半女生在上课，男生则大多数成了追车一族。于是老师和家长便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拖拉机手，请他来制止。有时，机手会在拖拉机行进一半时突然停下来，手拿拖拉机的摇手追撵我们。被追上者，轻则遭一顿训斥，重则会惨遭一顿机手的“钉弓”(鲁迅先生曾称之为“栗凿”)。当然，我们也有对付机手的办法。一是我们受电影“地雷战”的启发，经常在拖拉机的必经之路上挖坑投陷；二是列队站在路边，见拖拉机路过，便齐声扯着童音叫骂：“拖拉机、不稀奇，一边一块洋洋皮，中间坐个猪X的。”
光阴荏苒。似乎眨眼功夫，我便由无梦少年长成了一个满脸布满青春疙瘩半大小伙子。于是我又羡慕起当时只有乡干部和城里人才配骑坐的单车。当然，村里面个别人家也会拥有一部半新不旧的单车。那种眼热和感觉竟无法用言语表达。夏日的夜晚，年轻的小伙子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骑着擦得锃亮的单车，车头上挂着一台装有干电池的三洋牌收音机，一边骑一边播放着时髦的花鼓戏。往往是单车刚过，车前车后必定有一群穿红戴绿的少女少妇们前挡后追，吆喝着想搭顺风车。常常是铃声一片、戏曲声一片，还夹杂着打情骂俏声一片……
为赶时髦，我硬是软磨硬泡，叫当时已是家乡种粮大户的父亲卖掉两拖拉机稻谷，托人从城里购回来了一辆属于我个人的单车。记得，我将新车骑回来的当天，儿时伙伴们硬是凑钱“噼哩叭啦”放了好一阵鞭炮，姐姐则用毛线帮忙织了一个车套。每晚睡觉，我则将单车搬到床头，除了用车锁锁住外，还不忘叫大哥用牛绳将单车绑在床头。
印象中，老家的路全是泥巴路，只有区镇上才有500多米长的煤渣和麻石路。而村子里到区镇却有10多公里的路程。家乡的泥巴路往往要天晴十天半月才能骑车。有时，遇上下雨或是泥路未干，我要上区镇寄稿借书，又想“显摆”不愿走路，经常是用肩先扛着单车走10多公里的泥巴路，再放下单车骑上500多米的煤渣麻石路。回到家里，再在煤油灯下将单车擦得锃亮。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三十多年后，我开着奔驰车从广州重返故乡。在参加由我捐建的村办希望学校庆典的间隙，见到了儿时极为熟悉的村里的拖拉机手。招呼过后，他一边十分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一边询问我还认识他否?见此，我就潜意识地摸着脑袋瓜戏谑地说道：讲别人我可能记不太清了，唯有你烧成灰我还认得，因为我年少的铁头不知吃过你多少“钉弓”。过去我们爬你的拖拉机常常被你追打，今日你坐我的奔驰车，叫司机拉上你在村里上十圈、八圈如何?由此引来大伙一阵开怀大笑。
这三十多年来，随着人生之曲的高歌奋进，我由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继而又用摩托车换成了北京牌吉普车、四缸三菱车、六缸丰田车、进口奥迪车、奔驰车。然而，真要说上感觉的话，无论坐上哪种小车，其情其感竟远不及年少时爬拖拉机和肩扛单车走在泥泞小道上的美妙和兴奋。
车缘悠悠，我心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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