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实行改革，令全国府级书院改为中学堂。河南省遵从清政府令，将全省-府级书院改办为中学堂。由旧时书院改为新式学堂，相应对师资也有一定的要求。这一时期，各级各类新式学堂都属初创，而中学堂教员又需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才符合定章。就河南而言，所需师资数量与实际培养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迫使河南的教育行政官员不拘一格开辟培养师资的渠道、吸纳各方面人才，以解决河南中学堂教员短缺问题。
关键词：清末；河南中学堂；教员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56-05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使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开始了积极的中学教育的新探索。1905年废除科举后，河南中学堂教育快速地发展起来。据河南学务公所统计，1903年，河南中学堂为4所，学生为150人；到1907年，中学堂数量为22所，学生1331人；1908年，中学堂数量为23所，学生为2036人；1909年，学生增至2551人。由此可以看出，河南中学堂的数量和受教育人数是逐步上升的，反映出学堂教育发展的态势。相关的研究成果多属宏观考察，缺乏对各省的微观分析，仅有的几篇研究河南教育方面的成果也属于概述性质，缺乏对中学堂的分析，更缺乏对河南教员状况的分析。本文拟以河南为例，试图对清末十年河南中学堂教员状况做一考析。
一
1898年，清廷命各省办中学，河南当局于开封宋门内大王庙后购隙地，于四界立石，日：河南中学堂地界，但未开办。1900年河南彰德府昼锦书院改为昼锦学堂，是为河南的第一所中学堂。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明令各省府级书院改为中学堂。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今定府治所设学堂为中学堂，中小学堂原不以府县而分，如州县治亦可立中学堂，府治亦可立小学堂；但目前官立诸学堂先就府治设一中学堂，州县治设一小学堂，以为绅民设立之模范。”1903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各府必设一所，如能州县皆设一所最善；惟此初办不易，须先就府治由官筹费设一中学堂，以为模范，名为官立中学。其余各州县治可量力酌办。”河南较早设立的两所中学堂――河朔中学堂和怀庆府中学堂就在同一府内，永城、舞阳、西华、新野、项城等县也在《奏定中学堂章程》颁布之后设立了中学堂。
根据一个府州设立一所中学堂的一般原则，按照1820年的行政区划，河南应设立中学堂13所。但清末河南的行政区划有变动，1904年，郑州升为直隶州，1905年，南阳府淅川厅升为直隶厅。河南的府级政区便增为15个，设在各府级政区驻地的中学堂也应有15所，到1906年初都已开办。关于这15所中学堂，因为属于官立中学堂，受官方支持，其开办一直较为稳定。除这15所中学堂外，有条件的州、县也可以多设中学堂，但这些中学堂规模不等，改废不一。有的规模齐备，章程严整；有的改制频繁，时间短暂。下面是根据1907年6月河南提学使孔祥霖报送学部的一份学务调查做的统计。在这次统计中，河南有21所中学堂。1907年创办的新野县中学堂、开封旅汴中学堂未作统计。
由以上统计略作分析，首先看学堂类别，河南中学堂主要以官立为主。这说明当时办学主题多为官办，个人办学规模较小，中学堂教育发展受限制。其次看河南中学堂地域分布情况。河南中学堂多集中在省城开封，官立一所，公立三所，而其他府州则多为一所，这当然与开封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密切相关。
二
师资是教学活动得以开展所必备的条件之一，是教育的基础。要想振兴教育，必需重视培养师资。“育才以兴学为先，兴学以求师为急。”“中学堂为高等预备之阶，非有合格之师资，断难收预期之成效。”也因此清政府就中学堂的教员资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中学堂教员分正副两种，正教员须是优级师范毕业，考取最优等的人员；或者是留学外洋，考取中等，并取得毕业文凭的人员。副教员须是优级师范毕业，考列优等或中等的人员，或游学外洋取得高等师范毕业文凭的人员。而在当时实际真正毕业于优级师范和留学外洋，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很少。因此，《章程》同时也规定暂时只能选择相当程度的人员担任中学堂教员。因此，清政府为了满足各地新式学堂对教员的需求，大力倡办扩充师范教育。按其目标，学部要求各“省城师范名额尽力推广。并设二年卒业之优级选科生二百人。选科中分四类，一历史地理，二理化，三博物，四算学；每类学生五十人，以养成府立师范学堂、中学堂教习”。在全国各地开办优级师范学堂，并送大量学生到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培养中学堂教员。
河南在推行中学堂教育的过程中，所需师资数量与实际培养能力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迫使河南的教育行政官员设计出多种培养师资的方式，不拘一格开辟培养中学堂师资的渠道，以解决河南中学堂师资的问题。
1 师范学堂毕业生
根据《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优等生、中等生才是合格的中学堂教员。“照得师范学堂为各等学堂造端之地，最关紧要。近年各省筹办学堂无不注意师范，良以中小学教员，皆须取材于此。”而“人才之出，不外乎学堂，教育之方，莫先于师范。豫省中小各学堂现已督催一律兴办，而所延教习虽不乏品学兼优之人，究非由学堂出身”。当时作为培养教员重地的师范学堂格外受到重视，为了“造就初级师范及中学堂教员”，根据1903年《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规定：“优级师范学堂在各省宜设一所。”⑩优级师范学堂三年毕业后即可派作中学堂教员。清末河南共设优级师范学堂两所：一为1905年设立的河南第一师范学堂，一为1907年设立的河南第二师范学堂。校址均在省城开封。招收初级师范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中等学校教员、职员。
我们需要对当时师范学堂毕业生的情况作一分析了解。据1908年的统计，省城优级师范学堂中，优级师范选科学生有172人，两府以上优级师范选科学生有95人，其中优级选科理化科已经毕业28人，历史、地理、算学、博物各科均达第二年级。1909年，优级师范选科博物、算学、历史、地理等科学生有98名，优级师范完全科学生达到273人。1909和1910年，优级师范选科地理科已经毕业46名，博物科已经毕业44名，数学科已经毕业37名。师范学堂的部分毕业生分配到中学堂，大大提高了教员的素质。尤其理化、博物、数学等选科毕业生，在中学堂中成为主要的教学力量。如下表：
此外，为了较多地培养中学堂教员，河南当局积极筹措，派员赴直隶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学习，1905年，《选派学生赴北洋优级师范学堂片》中指出：“豫省初级师范学堂已于本年四月间奏明开办在案。惟查学堂定章，初级师范所以储小学教员。其中学教员程度较高，必有优级师范学堂出身，乃能合格。豫 省中学堂既经一律兴办，不可不多储教员，而目前财力实难同时并举，现在北洋所设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完善，规模宏敞，臣函商直隶总督臣袁世凯暂行由豫选派学生前往，附入肄业，以期速成，毕业供豫省中学堂教员之用。袁世凯力顾大局，慨然允许，当饬学务司道考选学生三十八名，由豫筹给经费，送赴直省肄业。”1906年3月25日《抚院覆学部推广师范电》中指出：咨送直隶学习优级师范52人，项城县送赴直隶习师范已毕业23人，未毕业者26人。直接选派学生到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南因优级师范学堂创办较晚，致使毕业生供不应求的局面。另外，从直隶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派充到河南各中学堂，进一步加强了师资力量，如河北道河朔中学堂教员朱希曾、张伯衡，许州官立中学堂教员王寅恭等。
2 归国留日学生
1905年冬，河南当局拟派学生120人赴日留学。据1906年统计，当年河南在日本的留学生，官费者76人，自费者20人，就读于宏文学院的58人中有19人学习速成师范。如，秦长明，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毕业，在卫辉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图画和音乐等课程；赵承钦，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毕业，在怀庆府中学堂担任修身、博物、理化和心理学等课程。此外，还有一些非河南籍的留学生归国后，致力于河南的中学堂教育，为河南的中学堂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据《河南教育官报》资料统计，我们可见一些非河南籍留学生的足迹。详见下表： 3 旧式文人及其他 河南中学堂也聘任一些有科举功名之人，担任中学堂教员。这些人在学堂中主要担任读经讲经、国文、历史等所谓的“中学”课程。同时，学堂还聘任一些高等学堂但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充当中学堂教员，如怀庆府中学堂教员宋俞尧，高等学堂毕业，在学堂中担任英语、算术、图画、体操；汝宓府中学堂教员杨仪，高等学堂毕业，在学堂中担任英语和算术；南阳府中学堂教员张守埙，河南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生，在学堂中担任英文和地理等。这说明，高等学堂非师范毕业生是学堂的教学主力。
通过以上几种途径来聘任中学堂教员，河南中学堂教育保证了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但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既未发达，优级师范也有定数，所以，合格的中学堂教员并不多。1909年，河南省中学堂教员毕业于师范的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所谓的师范毕业又多是日本三个月、六个月的速成生，他们所学的新学知识少得可怜；因此，未曾入过任何学堂的教员，还占相当一部分。我们通过下表可以了解当时河南中学堂教员队伍状况：
上表反映出当时河南中学堂的师资力量的基本情况，1909年总共有141名教员。其中，“师范毕业者”46人，他们大部分是本国师范学堂毕业或者是清末留日高潮中在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归国的人员，约占总数的32.6％；“未入学堂者”指未进人过新式学堂的教员，他们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出身的举人、秀才、进士等，他们在中学堂里大多担任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等课程，共27人，约占总数的19.2％。“他科毕业者”68人，这些人一般为受过高等教育而非师范学堂的毕业生，约占总数的一半。清末十年间，中学堂虽然不多，但整体上教员处于短缺的状态。当时，外文教育以英语为主，英语教师非常缺乏；博物一科包括动植矿生理卫生，动植物老师很缺乏；理化教师也极其缺乏。
4 教员的待遇与流动
这一时期，教员的待遇不高。当时月薪在50两以上的属中等偏上收入，而河南中学堂的教员的月薪大多在25两左右。1907年，河南省中学堂教员薪津为25990两，这一年有教员85人，教员的平均月薪为25.5两；1908年，河南省中学堂的教员薪津为36731两，这一年有教员122人，教员的平均月薪约为25.1两，如开封府中学堂“教员六人，每员月支薪水不过二十四金三十金”，这种收入，与河南第一师范学堂教员薪水每月“四十金五十金”相比，属于低收入阶层，在当时也仅仅是维持温饱而已。并且教员的薪水是根据各地方的款项盈绌而定，各府教员的月薪不一定都一样。也因如此，导致教员的流动性较大。如陈州府中学堂“监学段汝弼前因事辞职，由监督代办而兼任之，博物一科遂至荒废；英文教员任国玺人地不宜，亦已离堂”。1910年，新野县中学堂董教习辞差，急切要求派员接充。但随着学堂的发展和扩充，学堂又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员，清政府学部为了多吸纳教员，在1911年颁布了《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及优待教员章程》，实行考试的办法确认那些没有相应学历资格人员获得中学堂教员的资格，以补充缺口较大的中学堂教员队伍。
三
自清末中学堂开办以来，学堂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缺乏师资。中学堂刚刚兴办之际，合格的中学堂教员就严重缺乏。随着中学堂数量的不断增加，理科教员的缺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1907年河南全省有中学堂21所，缺开课程的情况和学堂数如下：理化6所、博物2所、图画2所、历史1所，注明缺科很多的1所。在开足科目的学校中，所教内容又与部颁课程教法不符的有2所。21所学堂中基本达到部颁要求的仅8所，这还不包括造表人报喜不报忧而未能实报的成分，如在调查表中注明符合要求的归德府中学堂和郑州中学堂，在后来学部视学官的报告中，归德府中学堂开设课程缺少理化，郑州中学堂课程缺少博物。这些学堂开不出的课程也许是办学经费不足，或许是聘请不到合适教员等缘故。教员中，部分是科举出身的举人、秀才，教学方法呆板、守旧。南阳府中学堂“除算学教习颇称职外，则以老朽不堪之白长庚等，以尸其位，至英文教习，仅令於训子之暇，略为点缀”；卫辉府中学堂两位教习一个“以节操著者”，一个“实以考据名”，1905年废科举后，“两位先生犹坐拥皋比，坚守旧学以存道统，不论学堂科举如何，便以《圣武记》为历史教科，点圈《四书讲义》、《语录》，即以国文、修身，绝不肯遵奏定章程，按新法讲授，将奴隶羁绊稍一释放也”。无怪乎1907年《学部调查河南学务报告书》中指出：“中学堂学生之程度，亦至乎参差，且辰下并无以学历合格教员，而遂欲开办正科，果谁为传之，谁为受之乎。”有监督、管理人员借办学堂之名，任意搜刮钱财；也有人为博名声而兴办学堂，实际上对于教法、管理一窍不通。职员对学生的管教也多按照章程严格管束，缺少人格的感化与亲切的爱护，师生关系紧张。舞阳县中学堂“监学二人，仝履素不谙学务，向桂芳嗜好甚深……致学生出入自由，告假随意”；郑州府中学堂“朱监学炎昭从未往堂，且嗜好甚深”；光州官立中学堂“监学兼教员吴志清遇事敷衍，讲解不明，教员王国英尚守规则，虽学科钟点尚合定章，而学生英文、算学程度均底，修身、经学、理化等科复与年级不合，且无标本仪器……该堂尚有医馆一名，亦系虚浮”；陈州府中学堂“甲、乙、丙三班各科教授均与年级不符，英文、算学尤差”。
总之，中学堂开办之初，中学堂教员状况虽参差不齐，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政府推动下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它在近代教育发展中有一定积极意义，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在探索教育发展、实施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为我们提供难得的历史经验。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