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留下了郑重的嘱托：十年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二十年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三十年形成一套定型的制度，一百年坚持基本路线不?摇。二十年过去了，对照“南方谈话”的这个时间表，我们既能感悟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有深切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共同富裕；基本路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1-0026-06
[作者简介]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实质上也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留下的嘱托。“南方谈话”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时间段，即十年转向共同富裕，二十年广东赶上四小龙，三十年形成一套定型的制度，一百年坚持基本路线不?摇。二十年后再回眸，对照这个时间表，我们既能感悟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有深切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十年：转向共同富裕
邓小平“南方谈话”嘱托的第一个时间段是20世纪末的十年，问题是共同致富。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转向共同富裕的时间作了设想，“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时间，邓小平认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邓小平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也提出了意见，即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相信，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在2000年左右就要突出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地区差距是贫富差距的一种，反映着贫富差距。可以认为，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世纪末的时间点也是“突出地提出和解决”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时间点，即要在新的21世纪，贫富差距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邓小平的这个设想，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时表态，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邓小平多次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又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既然共同富裕如此重要，那么我们改革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同。邓小平认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设想：“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那时设想的人均4000美元是现代化基本实现的21世纪中期。如果说2050年所达到的程度是共同富裕的目标状态，那么2000年就是着力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一直将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的目标，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的贫富差距具体表现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多方面，最近20年我们着重致力于扭转这些差距并采取了诸多重大措施。第一，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是个幅员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地区差距一直是贫富差距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中，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良好的基础和有利的对外开放条件发展很快，拉大了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为了扭转地区差距的扩大，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就启?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这项战略既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也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新世纪，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二，扶贫攻坚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完成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整体上解决了温饱和基本上达到了小康，并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但中国国情复杂，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他们是贫富差距的底层，也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难题。“南方谈话”后的1994年中央通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逐年加大扶贫投入，到2000年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成果。第三，收入调节措施。改革开放中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分配体制的变化有很大关联。“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教育和引导先富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忘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大目标，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第四，新农村建设。我国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和农村发展搞不上去，农民生活得不到显著改善，就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004年至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财政支农力度进一步加大。“南方谈话”之后，中央采取的以上这些战略措施，都是旨在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促使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南方谈话”后的20年来，中国追求共同致富的愿望是强烈的，促进共同致富的举措很多，而共同致富的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总的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以及其在各个主要方面的体现，都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催生各类矛盾的温床。
新世纪又过去了10年。面对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现在更是应该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了。过去20年的实践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共同富裕的落实要有路线图，更要有时间表。1993 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家里同弟弟邓垦进行长谈中，感慨“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㈣，“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共同富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作为一项硬任务，纳入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之中。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没有量化的指标，共同富裕的战略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各种力量的规避，导致最后得不到有效贯彻而落空。因此，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单位都要在共同富裕上守土有责。是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哪一级；是哪个领域的责任，就重点治理哪一个领域。不痛下猛药，我们将无以告慰小平同志的嘱托。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十年：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呼吁发展要快一点：“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邓小平更具体地指出，“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并要求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时，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二战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迅速腾飞，并相继跨入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范。广东省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于1989年经济总量跃居全国首位，是推?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之一。邓小平一直关怀广东的发展，1992年在深圳参观视察过程中，几次询问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情况，并多次对广东的领导干部说，广东一定要追赶亚洲“四小龙”。
邓小平对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的期望，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在中央层面，江泽民要求“力争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2000年初江泽民在广东考察中，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非典”肆虐，胡锦涛在视察广东指导工作时开始提出“科学发展”的思想，并要求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2004年底胡锦涛再次考察广东。强调广东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求广东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在地方层面，1992年邓小平期望之声刚落，广东立即调研亚洲“四小龙”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以及广东省相应指标与它们的对比情况。1992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从广东实际出发，根据中央和小平的嘱托，制订了广东到2010年分两个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即到20世纪末，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争取实现比1980年翻三番，人均7200元；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0000元。与此同时，劳?生产率、技术进步贡献率、产业结构、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科技教育综合能力与医疗卫生水平，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广东为实现这一目标，先后提出了外向带?、科教兴粤、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以及增创体制、产业、科技、开放、环境等新优势。
广东在追赶亚洲“四小龙”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经济总量而言，1998年广东GDP达到1030亿美元，超过新加坡的828亿美元；2003年广东GDP达到1914亿美元，超过香港的1585亿美元；2007年广东GDP达到3900亿美元，超过台湾的3766亿美元。由此，广东已经超过了四小龙中的三个。2010年广东GDP达到4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人均生产总值达46990元，折合近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行列。目前，广东的经济总量与韩国还有一定的差距，如2009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合8200亿美元，广东省大约为5600亿美元。但是从2005年开始，广东GDP年增量都超过了韩国，这意味着广东与韩国经济总量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依照广东省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未来GDP年均增长将定为8％以上，据此测算10年之内的广东经济总量将赶超韩国。当然，还有更乐观的预测：2012年广东经济总量超过韩国，也就是在时间上正对上邓小平当年的期望。
当然，广东全面赶上亚洲四小龙任重道远。广东在经济总量上的追赶，是以广东庞大的人口为基础的。如果就人均GDP而言，广东还远远低于亚洲“四小龙”，只约相当于韩国和台湾20年前的水平，香港和新加坡30年前的水平。其他诸如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指标，也与亚洲“四小龙”有很大差距。如果再加上邓小平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方面的要求，广东的“追龙”步伐更不可懈怠。
三十年：制度定型化
改革开放就是破除旧的制度、体制，进而建立新的制度、体制。“南方谈话”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4年，何时能够实现制度方面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在这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指向2020年。
众所周知，邓小平对制度问题很重视。邓小平多次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江泽民也指出，“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
“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大量新体制不断建立；另一方面，改革的经验在不断积累，原有改革的一些体制不断定型。中国在发展成果上多次提出阶段性目标，在体制成果上也多次提出时限目标。党的十四大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五大再次予以重申。其他一些具体改革也有时间上的预期，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当然也有时间更早的，如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
今天，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离2020年已经不到10年，许多制度相继定型和成熟，比如，以2010年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宪法及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 和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中国还形成了以法律为骨干，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等共同构筑的法律体系，包括230多部法律、690余件行政法规、8800余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大量的司法解释。这使社会的各方面都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等。
我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大部分制度基本定型和成熟，但也有一些制度还在定型和成熟之中，即使初步定型的也还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方面、各层次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显然不是整齐划一的。九十周年讲话所列举的重要制度之中，政治方面的比较多，经济方面、法律方面各有一条，而文化和社会方面还没有。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有些方面的制度比较成熟，有些方面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定型和完善。从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角度看，任何定型和成熟都是相对的，不能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加以固化。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我们要在未来的实践中处理好制度定型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过去改革开放的制度成果，又是新的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础。那种认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就要放慢或者终结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未来的改革开放也将注入新的特点。改革的重点放在那些尚未成熟和定型的领域，对那些已经成熟和定型的领域加以进一步完善。要着力加强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加强整体规划和统筹协调，既重视基本的制度又重视具体体制，既重视单项制度的建设又重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的配套，使各项制度彼此衔接、环环相扣，真正发挥体系性的整体合力。总之，我们要着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各项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一百年：基本路线不?摇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个时间最长也最为根本的嘱托是：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摇。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摇不得。”邓小平看到改革开放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因而强调，“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不仅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摇，各项基本政策也要长期稳定。这些基本政策，当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原则是要坚定不移，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最近二十年，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始终遵照邓小平的嘱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摇。江泽民表示，“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摇”，“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摇，包括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摇。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摇，不是去不断地重复词语。一百年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党的基本路线，也应持这样的立场，既要坚持这条路线的实质，也要在实践中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在“南方谈话”结束处，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长期奋斗的嘱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的时间更紧了，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更要为了既定的目标长期奋斗、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杨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