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思想解冻开始于“文革”进行中的1969年，到1978年写作《随想录》时，他的思想已然恢复到1949年前的成熟状态。从1969年到1980年，巴金经历了长达十年余的思想转变期。此前的研究者论及新时期的巴金，更多关注《随想录》思想上的尖锐性与批判性，热心寻绎其思想与“五四”理念的紧密关联，但对其在“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之初如何实现思想的觉醒、如何回归“五四”理念却几乎无人论列，本文即就此问题展开。
一、思想与精神的沉落
1966g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多数人留下的是创伤记忆，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是集体性的灾难记忆。“文化大革命”使以革命形式进行现代性实践的中国模式蜕化为反现代性的“革命现代性”，对巴金一类自“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而言，最令其痛心的也许不是个人的身心创伤，而是自身以及整个民族理性能力的丧失。在“文革”的群体非理性状态中，巴金曾这样描述自己失去理性的过程：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的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巴金还描述了自己面对“打倒”时的表现：
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过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我受批斗较晚，关入“牛棚”一年后才给揪上批斗场。我一直为自己能不能过好这一关担心。……当时我的思想好像很复杂，其实十分简单，最可笑的是，有个短时期我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好。
我们看到，巴金在“文革”开始后丧失理性判断能力的心路是：“出身(家庭和政治信仰)――原罪――生存恐惧――自愿改造――用别人的脑子思考(丧失理性)”，显然，极端情境下的“生存恐惧”处于这一链条的中心位置，巴金称之为“活命哲学”。在《随想录》中，他除了用“迷魂汤”、“催眠术”等喻词描绘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心理状况及其表现之外，还使用了诸如机器人、录音机、风车、信风鸡、牵引架等比喻，以及“进入梦乡(噩梦、怪梦)”，“遵命(长官意志)”，“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等说法。以理性人自居的知识分子尚且难免为疯狂的时潮裹挟，其他人就更不待言。如果说生存恐惧是“文革”的政治谎言压服异端知识分子的主要手段，那么对其他人则采用仪式规训的方式使之就范，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花样。巴金自述的心理历程是很有说服力的，“活命哲学”导致对“奴在身”的认可与忍耐，救身活命的无望往往使“奴在身”滑落到“奴在心”。群体性的精神沦陷使民族成员之间只有奴隶和奴隶总管的关系，而总管也不过是更高级别总管的奴隶而已，最后的结果只有导向民族集体灾难的发生，总管们在革命的名义下把人驱赶为奴、为兽、为“牛鬼蛇神”，人们也甘心为奴、为兽、为“牛鬼蛇神”，而总管们暴露的也无非是“革命的兽性”。很显然，在“革命吃人”的链条中。任何人无法置身事外，“吃”与“被吃”完全取决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和发展，人已经无法掌握自己。
二、来自《往事与随想》的启示
1966年到1969年是巴金思想与精神的沉落期，之后，他走上了逐渐觉醒的道路。
巴金在随想《十年一梦》中说：“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分析自己由沦落到觉醒的过程。导致巴金觉醒的因素有：一、认识到‘谴反派’自己并不相信自己宣扬的“真理”；二、知识积累帮助认清“谴反派”、“革命左派”、“军宣队”、“工宣队”的政治把戏，使“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三、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巴金在《重来马赛》、《中岛建藏先生》、《探索》、《探索之四》、《写真话》、《说真话之四》，《答井上靖先生》(《病中集》附录)、《紧箍咒》、《我和日本》等篇中多次涉及“文革”中抄写、默诵《神曲》的情况，并且引用其中的诗句，如“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我来引你们到对岸，到永恒的黑暗……”，“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等。这些诗句表明巴金当时希望寻求力量度过精神危机的心情，他说：“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巴金抄写《神曲》至1972年萧珊病危离开“牛棚”止，这一年萧珊去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作者回想当年情景说：“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要回忆萧珊就必须清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历程，但在当时对于还没有找到思想资源的作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个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记录了巴金1949年后从地狱到炼狱再到新生精神历程的“神曲”――《随想录》已在孕育当中了。
此后，从1974年9月，巴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我认为，此书的翻译为他在思想上走出“文革”暗夜提供了精神支持。巴金早年留学法国就开始读赫尔岑这部大书，此书对巴金的思想影响贯穿了一生。他在1977年5月写就的《一封信》中说：“回忆录的前几卷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情况。我越译下去，越觉得‘四人帮’和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一世相似，他们妄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数先烈为之洒热血、抛头颅的新中国、在上海创造一个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的黑暗、恐怖、专制的时代，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国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这段侧重声讨的文字将“文革”与19世纪的俄国相比附，指出二者共同特征是黑暗、恐怖和专制。同时将“四人帮”比做尼古拉一世，而歌颂了领袖的伟大。《一封信》是巴金“文革”后第一次“亮相”。1977年初，李致曾建议巴金写一篇拥护打倒“四人帮”的表态文章，他在回信中说：“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没有刊物来组织我写，我也不必急于发表文章。”每遇政治批判一类大事必须人人表态，这几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普遍认可的惯例，对巴金这样的文化名人无需公开发表言论站 稳立场。但在很多人纷纷发表诗文支持在“英明领袖华主常”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巴金却选择“不必急于发表文章”，其原因有三：一是巴金的问题当时尚未彻底解决，可能不便于发表文章；二是他不急于助发表文章发出声音，以此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三是他已不在乎什么政治结论，只希望安心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在当年3月给李致信中说：“关于我的问题，你这次信上说得对：‘需要有耐心’。我一点也不急，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估价，自己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在乎其他了。”总之，巴金对表态并不积极，因为他找到了走出暗夜的思想和精神的支点。
如果巴金所谓在1969年“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是事实，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自19746开始，他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那里获得了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巴金“文革”后接受香港董玉、李黎采访时把《往事与随想》对他的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从书中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某些人的嘴脸”。二是鼓舞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走过“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岁月。三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像尼古拉一世搞的”。四是“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完备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机构；赫尔岑的书就是攻击俄罗斯那时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官僚阶层、公文旅行、时间花在公文里……”总之，赫尔岑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的充满批判意识和乐观信念的伟大人格精神，他的知识者的独立姿态。都不可能不给巴金以深刻影响。巴金在《后记(一)》中说：“《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他虽然强调从1927年始就“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的手法，但同时也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而且声称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甚至把《随想录》看成是“翻译亚?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如果把巴金译出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与《随想录》对照，我们发现，二者在风格上并不相同。如果说巴金早年创作小说时曾受到《往事与随想》文笔的影响，那么在作者晚年，《随想录》受惠于该书的则不是“把感情化成文字”的手法，而是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
另外，在建立个人与历史的关联上，《往事与随想》给巴金以更大启示。他引述并认同赫尔岑自己对《往事与随想》的评价，认为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他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巴金对此的解释是：“在本书中作者把他个人的生活事项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巴金在《随想录》写作中坚持通过个人经验进入历史，与《往事与随想》同出一辙。这样做既可还原出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状态，又探讨了如何建构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以个人经验感受历史在客观上可以减少外加的既定观念对主体的视角遮蔽，同时也可以扩展主体面对历史时独立思考的空间。以及选择思想资源的自由度。我觉得这一点对巴金写作《随想录》尤其重要。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曾经赞扬赫尔岑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第一人”，巴金在为他的《往事与随想》译本写的后记中，引用了列宁在此文中谈及的对该书积极和消极的评价，而通过向公众发表自由的言论来反对极左政治的封建专制，也是巴金写作《随想录》的意图。
三、最后的混乱
尽管巴金从1969年就开始了思想转变的过程，尽管从1974年开始他就接受了赫尔岑的思想与精神影响。但是，巴金的思想在“文革”结束初的1977年仍处于较为混乱的状况，直到1980年，这种状况才最后终结，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是如此。下面是与巴金“文革”后思想发展有关的文献及其主要内容的摘要：
1 1977年5月《一封信》：控诉“四人帮”；个人在“四害”横行时期的遭遇；毛泽东及《讲话》的伟大；未涉及“文革”。
2 1977年8月《(家)重印后记》：对以前作品经常“写黑暗”的自我批判；《家》完成了历史使命，不适应新时代。
3 1977年12月《除恶务尽》：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十七年批判《武训传》、《研究》、反胡风运动等都是文艺战线斗争的重大胜利；未谈及“文革”。
4 1978年10月《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揭批林彪、“四人帮”；要全面准确学习毛泽东思想；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艺术民主；主张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5 1978年11月《(爝火集)序》：“赞美”“文革”为“伟大的革命”；提倡民主、反封建，《家》并未过时；“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现在是‘四五’运动的英雄们的时代”。
6 197964月《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只有将来的人可以替文化大革命下结论。现在来说，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林彪、‘四人帮’先后起了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他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国还存在封建因素(或残余)。
7 1979年春《答香港董玉问》：文艺不能等同宣传，起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是塑造灵魂的东西；文艺为政治服务不能狭隘理解；提倡文艺的民主、法制；鼓励文艺创新；爱护青年作者。
8 1979年10月《与香港李黎的谈话》：我们现在反封建的任务很多；应该给作家创作自由；应该尊重作家；文艺民主靠作家自己争取；“文革”给我思想启发，对“文革”要总结。
9 1980年4月《和木下顺二的谈话》：必须大反封建；《讲话》对作家非常重要，但“作家必须依据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写”，“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说不出有什么好的一面”，“文革”对自己有好的一面，看清了中国现存的问题；“必须对文革进行总结、研究、分析”；“但我自己与别人不同，在进行总结的时候，我要自我解剖，自我分析，并不想责怪别人，归咎别人，而是通过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从以上列举的九条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间。巴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其间对林彪与“四害”的声讨一直贯穿，但他对“文革”的看法却由避而不谈到高声赞美，到认为“四人帮”破坏“文革”(实际上是肯定“文革”动机但否定其效果)，到要总结“文革”，再到彻底否定、必须总结。自己与“文革”的关系。由自己是林彪、“四人帮”的受害者，到“文革”的经历使自己看清很多问题，再到以自己的经验总结“文革”。对于《家》的认识，由认为《家》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到认为《家》并未过时，我们的社会封建流毒很深很广，家长作风仍占优势，再到反复强调必须大反封建。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由颂扬其伟大意义以及对自己的重大影响，到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能理解得过于狭隘，再到《讲话》虽重要，但“作家必须依据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写”(实则是解构了多年来对《讲话》的神化)。对“文革”的提法，由单纯强调林彪、“四人帮”的罪恶到将“文革”与林彪、“四人帮”混用、并称。对文艺问题的认识，由认为十七年的几次批判运动是重大胜利(肯 定其正确性)，到提出文艺的民主、法制问题，作家的创作自由问题，以及尊重作家、版权、稿酬等等问题。
在巴金“文革”后思想发展过程中，上列第四条，即1978年11月《(爝火集)序》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或分水岭。巴金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在《爝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朦胧，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很显然。写作序言时巴金对“文革”的政治欺骗性已有了初步认识，但是还存在着言说上的顾忌，因而导致写作的“心口不一”。同时，“五四”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反封建内容，以及“四五运动”的反专制精神开始成为他进一步思考的资源和动力。
但是，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尚未摆脱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批判思维模式的桎梏，行文中空洞的赞歌依旧，愤怒的声讨还在，只不过将批判对象换成了林彪、“四人帮”，而对于“文革”的政治本质还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认定巴金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初期(1966-1968)的水平，他从1969年开始逐渐意识到革命口号掩盖下的一些欺骗事实，《往事与随想》的翻译也加深了他对多年来极左政治的认识。只不过他的这些认识带有浓厚的个人性，是从个人的经验和思想积累出发，经过暗中的摸索、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同时，这些结论还必然带有主体经受多年意识形态教化的痕迹，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惯性；而在整个社会意识仍未放开的时期，意识形态仍然是人们思想的主要依据。所以主体很难对个人的思想结论形成足够的理论自信，这也造成了巴金思想的不稳定性，容易被时代思潮裹挟。1977年初他不急于表态，满足于“自己把是非弄清楚”就是他重个人性思考的表现。但是到了当年5月，写作《一封信》时，情况已有所不同，对“文革”的个人思考被组织发动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所掩盖。但巴金已经厌倦了此类政治运动，他在随想《“紧箍咒”》中说：“当时‘四人帮’刚刚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顶无形帽子，不过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些横行十年的歪理就要破产……《文汇报》的文艺编辑来找我写文章。编辑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给他我的《一封信》，就这样地结束了我十年的沉默。”可见，巴金对在这样的运动中“表态”是有抵触心理的，对于这样的政治事件它更愿意自己思考，得出个人的思考结果。
但是，在这样的群众性揭批运动中，给个人留下的思想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往往是集体的声音，当然我们不排除个人的思想与集体的声音会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二者的差异，那些被淹没的个人思考也许更有价值，况且这种伪个人言论往往能够淆乱个体的独立思想。因此，我认为，《一封信》没能真实反映巴金当时的思想状况，而更多反映了当时的言论环境状况。是言论环境使文章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使作者的思想体现出不稳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当时的思想处于急剧的变化中，这一点从他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他在接受李黎访谈时说：“我从《第二次解放》后写的第一封信到现在，思想也有很多变化。《家》重版我写了一篇后记，后来看法又不同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里还有很多封建的东西，那时我确实一点也感觉不到。”
四、回归思想的成熟状态
巴金思想告别不稳定的混乱状况是从1978年11月写作《爝火集》序言开始的。此后，他的思想进入深化发展的轨道，打开了思想视野，将很多问题(主要是文艺问题)纳入独立思考的范围，提出自己的看法。1978年12月1日，巴金写了第一篇随想《谈(望乡)》，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开专栏。《随想录》的最初一批作品(1－15则随想)虽然多以文艺问题立论，但因为采用不定题目、随想随写的写作方式，所以除了对建国后文艺政策作了多侧面反思之外，也对“文革”时期的过度政治给人们造成的肉体、情感以及精神伤害作了深入的揭示和思考，这些作品基本奠定了《随想录》的主题走向，整部《随想录》的思想内容在这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作者对文艺和“文革”其他层面问题的思考带有浓厚个人总结的味道，随想体现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个人性、独立性。
《随想录》对“文革”以至于建国后政治乱象的个人总结与国家总结之间既有一致之处又存在很大不同，它是对国家总结的补充，但在某些方面更是超越。1979年4月，巴金对法国记者说：“只有将来的人可以替文化大革命下结论。”从当时法国记者的问话看，我倾向于认为，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只是重复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声音，他或者尚未完全想清楚或者想清楚了但不便于表达。1980年4月，在日本与木下顺二谈话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说不出有什么好的一面。”实则是从个人总结的角度完全否定了“文革”。因此，可以认为，这句委婉的表白在他自己思想发展上是一个彻底澄清，并且自觉与对“文革”的国家总结疏离，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是一年之后(1981年6月)的事情，所以，巴金先于国家总结对“文革”发表个人看法，一则表明他思考的基本成熟，二则表明他言说的勇气和决心，即希望“向公众发表自由的言论”。
我们虽然能够从公开的文章和言论中描绘出作者从1977年－1980年思想由混乱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但是对这一阶段《随想录》文本的阅读感受告诉我们，从写作伊始作者就表现出较为成熟的思想状态。文本中个人伤痛(文艺弊端)的具体性与根源追溯的抽象性(总是归结到国家总结的林彪、“四人帮”及其上海的走狗)虽有较大反差，但作者在写作中从个人经验出发谈论对象，经独立思考得出结论，在言说上坚持讲出真话。那么，具体的个人经验本身就蕴涵了有待读者发现的价值判断，从而弥补了在意识形态惯性和言论环境影响下作者思想混乱的不足。1980年4月，巴金赴日会见木下顺二之前，《随想录》已经写到了第40则《探索之四》，最晚到此时为止，他对“文革”等问题的思想认识已经进入成熟、明晰的状态。当然，这个时间点也许可以再往前推，例如在1979年3月写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第14则)中，作者就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个非常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段话表明作者在努力摆脱对“文革”的国家总结，如果套用“一清二楚”来描述他写作时的思想水平，我想也不算过分。
我们前面说1－15则随想勾画了整部书的雏形，那么以后的写作则是对已有主题的深入展开，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对“文革”的反思、对自我的剖析等很多论题趋于系统化，并且有些论题引向了对现实的针砭。但是，那种认为巴金的思想是在《随想录》写作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观点仍然显得不够准确。实际上巴金是伴随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选择自己的话题，发表看法的，他对某些话题的回避，就某些话题的表述由浅入深、由零散归于系统，其根源都不在所谓思想的局限或个人的思想解放过程，而主要在于言论环境的限制。
巴金在1989年说：“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化，发展。我的思想不但几十年来在不断变化，即使最近十年来，在我开始写《随想录》时，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也有所不同了。所以我总劝别人读《随想录》，最好能作为整体来看。我对自己的思想，一时也难用几句话来说清楚。我为自己思想作总结，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一点一滴来做。”巴金所谓的“思想”存在于两个层次，一是作为认识事物的基本理念的“思想”，这是认识的出发点；二是在基本理念影响下，作为对事物的具体“看法”的思想，这是认识的结果。我们一般所谓巴金的思想指的是前者，他所说的几十年中的变化、发展，既有思想(前者)方面的，又有看法方面的。总起来看，巴金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综合，萌蘖于“五四”时期，之后逐渐修正、调整，于1930年代中期趋于定型。1949年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经历了剧烈的冲击。1969年－1980年，他的思想迎来一个“复苏”期，经过短暂的对混乱状况的调整之后，回到了建国前的成熟的思想状态。因此，巴金写作《随想录》伊始，其思想已基本成熟，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大的改变，发生变化的只是他对所论话题的看法。这些看法随言论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总的趋势是日渐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