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的秋天是金色的。在这个季节，我来到“秋天的团泊洼”，领取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说实话，在此之前，报社领导通知我参评这个奖时，我没有推辞，因为我真的愿意得到这个以孙犁名字命名的奖。而且我认为，这样一个奖不是奖给个人的，是奖给获奖者所在的副刊部的，再往大点儿说，这个奖是对整个一家报社重视副刊、办好副刊的一个褒奖。我为我供职的《北京日报》拿回了这个奖，心里很欣慰。
《北京日报》从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六十年，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与她荣辱与共也整整三十年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了报社的文化这个命题。一家报社有一家报社的文化，那么，《北京日报》的文化该如何概括呢？作为一个老报人，我有义务谈谈自己三十年来的感悟。
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北京日报》时，很诧异这根本不像我想像中的一张北京地方报纸，因为我最先接触到的两位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那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必须要到总编室上一年夜班，带我的要闻版编辑庄兴昌、徐炳炎，都不是北京人，他们的兢兢业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每当长夜即逝的黎明时分，夜班编辑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下清样前“唱稿”（读出声音地把一版从报头的天气预报一直念到最后一个字）时，两位编辑不知不觉地就“侬侬”地上海话出来了。再加上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唐纪宇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我这个北京小伙儿真不知身在何处？一年的夜班工作结束后，我去见一位白班副主任朱大姐，她一开口也“阿拉阿拉”的。我想，包容，就是报社的一种文化。我们虽是地方报纸，却海样胸怀，广纳贤士。至今，我们报社年轻的总编辑是南方人，有位副总编是安徽人，说不好普通话。
其实，我在一九七五年就给报社写稿了，那时我在京郊农村插队当知青，给我改稿编稿的《北京日报》的编辑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诗人，当时也是报社发稿最多、写得最好的记者之一。从一九七五年到我考上大学，再到毕业来到报社，这六七年中，我和老方有过大量通信。他给我来信或回信，有时是用报社的印有“北京日报”大红字的信封，不贴邮票；有时是用自己买来的信封，贴有邮票。久而久之，我发现其中的缘由了：凡是工作内容的，比如谈稿件、寄小样、寄报纸等，都是“公函”，他用报社的信封，走“邮资总付”；而谈业余创作、谈生活等与报社无关的事，他一律用自己买的信封，贴邮票后再寄出。后来和他成为同事后，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桌子上还有一摞待用的邮票呢。其实，报社从未有过这么细的规定，老方却一直坚持到他六十岁退休！
有时友人聊天，常听到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事在我们日报行不通。我真的信任我的报社、我的上级。是不是我在报社一直很顺呢？恰恰不是。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的事业跌到了谷底，从一名一线记者、亚运会报道组组长的位子上，一下到夜班做检查员（比校对高一点儿，算编辑部编制）。我万念俱灰地来到夜班报到，让我没想到的是安排给我的办公室仍是两个人一间的。我听到有人去责问主任，主任一点不客气，说：你们能和李培禹比吗？这已经够委屈他了。就在上夜班期间，我编著了《走进焦裕禄世界》一书。出版社要搞个首发式，提出报社能不能来一位领导出席？我十分犹豫地找到社长满运来，他说，我去。满社长不但参加了首发式，还细心地通知总编室，新华社关于首发式的消息可用。满社长后调任市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多年，我始终没有对他说过一个谢字，一当面就说不出口了。
我们报社的职工一直令我敬重，其实他们是记者的第一读者。我有时写了比较好的稿件，他们会不吝溢美之词，给你很大鼓励。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们的大白话充满了温暖。说件小事吧：一个时期我不写稿了，心情灰溜溜的。一次，复印室一位大姐见到我，问：你怎么不来我这儿复印资料啊？别人都复印呢，申报高级职称啊！我说不费那劲了，我没戏。她大声对我说：你没戏谁有戏？你在报社那么多年，我们都看着呢。你把东西拿来吧，我给你复印。
这话，大姐可能早忘了，但我却一直记着。说到申报高级职称，还有个小插曲：我填表时有一项是报社领导意见，我的心有点儿凉，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主管我的总编辑严力强因为工作刚吵了一架，双方都红了脸。几天后当我从职称办取回申报表，打开一看，领导意见一栏写得满满的，是他“力挺”我的一段高度评价，全然没有一点儿个人恩怨。后来，力强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很少见面了。二○○八年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得了中国新闻奖，我接到他的短信：“培禹：祝贺你，谢谢你！”“祝贺”是给我的；“谢谢”是他站在领导的高度对我为报社、为北京市赢得荣誉的肯定，他是我的知音。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那部长篇小说《收获》，主人公说，我们的集体是一座“不沉的湖”。关键时刻托住你，不让你沉沦；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信任你、给你发挥的平台，这是我感悟到的报社的一种文化，这文化充满力量，吸引着我三十年来与她不离不弃。
作者档案
李培禹：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北京日报》高级记者、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四度获中国新闻奖（两篇作品奖、两篇编辑奖），多次获北京新闻奖及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等。2011年荣获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出版有报告文学集《走进焦裕禄世界》及作品集《笔底波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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