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论述了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强调处于成长阶段的中产阶级政治上倾向激进，是政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已经壮大和成熟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趋向保守，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力量。他还分析了中产阶级中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军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对于我们今天引导和规范中间阶层健康成长、建设和谐的橄榄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产阶级；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01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180-05
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开启了现代化之路。然而，他们的国内局势并不稳定，政治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事件常有发生。对于这一国际政治现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写成了具有理论奠基意义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描述了战后新兴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存在生态，分析了城市中产阶级、农民、军官、工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等社会群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体现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他在书中多处有论述。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和政治表征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正处于崛起和壮大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他们的社会功能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引导和规范其健康、有序成长，显得尤为重要。梳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想，并总结、分析和借鉴，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建设和谐的橄榄型社会。
一、中产阶级的组成
现代中产阶级是指拥有获取职业的能力和较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基本的素养和技能、具有良好的文化品位和公民意识的社会群体，它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科技革命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职业成为衡量人的财富水平、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以职业划分为基础的新兴社会集团在城市中形成。随着经济地位逐渐被社会所肯定。新兴社会集团渴望参与政治以获得社会声望和权力。亨廷顿指出，他们之中首先走向政治舞台的是知识分子和军人群体，其次是商人或企业家集团，再次是专业性管理团体，最后是城市劳工阶级，而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军人群体、商人或企业家集团以及专业性管理团体构成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主体。
米尔斯曾将美国的中产阶级分为老式中产阶级和新式中产阶级(白领)，前者包括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处于自我雇佣地位的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商人，后者包括不占有生产资料、处于被雇佣地位的政府职员、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文员和销售人员等。亨廷顿并没有对中产阶级做新老之分，但是他所论述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涵盖了这两类，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事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包括公务员(文官)和部队军官(武官)；第二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第三部分是普通管理者，包括企业家、工会干部、银行家等；第四部分是自主职业者，如商人、手艺人等。亨廷顿以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了新式中产阶级的存在生态及其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与很多学者不同的是，亨廷顿将青年学生和部队军官划入中产阶级之列，并对他们对政治秩序的影响进行了专门论述。一些学者认为学生不属于中产阶级，最多属于准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候选人，而亨廷顿却认为学生是中产阶级中“最活跃的社会势力”。并对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做了详尽论述。对于部队军官及其社会功能，亨廷顿也进行了细致而精微的阐发。认为在现代化的早期，军官曾扮演了进步的社会角色。还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在分析工业无产阶级时，将工会干部同一般的“蓝领”工人区别开来，认为前者应划入中产阶级。后者属于工业无产阶级，二者不能等同。
另外，亨廷顿所描绘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元素，新型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活动围绕城市展开。新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在城市中涌现。知识分子、商人、银行家、医生、企业家等中产阶级群体逐渐形成，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亨廷顿认为，“都市中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城市成了产生不安定和反抗活动的根源”。原因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城市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首先将反抗活动的矛头指向仍受农村支配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凭借技术、地理位置和人员聚集集中的优势，通过暴力手段驱逐以土地为财富、以权力为基础的乡村精英，终结传统政治体系的统治，然后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他们内部又围绕政治权力展开角逐和争斗，从而使政治越来越不安定。所以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时。亨廷顿重点分析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作用和功能，对于农村的中产阶级虽有所提及，但一笔带过，并未单独对之论述。
二、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二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种族冲突、阶级冲突、军人政变、暴力事件等政治不稳定因素和官员腐化、行政效率低下、城乡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由于缺乏能够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权威、合法的政治共同体和有效能的统治方式。导致激烈的社会暴乱时有发生，发展中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因此亨廷顿认为，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这些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不安定现象――政变、暴动和示威等。不能听之任之而期盼良好的政治秩序自然生成，必须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维护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的局面需要各阶级或阶层发挥各自的功能，合力营造。以往很多学者认为。处于衣食无忧生存状态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强势集团具有依赖性和妥协性，政治上趋向保守和稳健，不会像社会下层一样采取激进的暴力手段推翻现存秩序。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中产阶级富有理性、心态平和，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诺贝特?埃利亚斯、C.赖特?米尔斯等学者也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特别是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影响深远。他认为中产阶级不可能开启和领导任何政治运动，他们只是参与者和利益分配者，而不是组织者和先锋队，他们参与政治的行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即在政治运动中，中产阶级“是合唱队，既不敢开口，在掌声中又太歇斯底 里。他们是后卫。”这一观点一度成为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主要表征被学术界认可。
亨廷顿对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认识则要深刻的多。首先，他认为实现一国的政治稳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其一，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制度化的建设必须协调，这是政治稳定的核心要素和根本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以获取权力和资源，然而他们无序、混乱地参与政治的方式及行动。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威胁。因此，要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必须保证各种力量参与政治的规范化、有序性，而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形成固定的、受到尊敬的和不断强化的政治参与模式，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利益以及公共秩序。亨廷顿指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协调，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政治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准。根据他的观点。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组合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图1－1)：
其中，处于A状态的社会称之为“执政官”式社会，处于B状态的社会称之为传统不发达社会。居于C状态的社会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居于D状态的社会称之为现代发达社会。这四种状态的社会政治稳定性是不同的：在“执政官”式社会中。各种势力参与政治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滞后，导致政治动荡；在传统不发达社会中，政治参与水平低而政治制度化程度也低，政治体系封闭、不流动。比“执政官”式社会政治稳定；公民社会具有明确而多样的制度，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提供合法的渠道和方式，能够保障社会的政治稳定：现代发达社会中政治参与和制度化建设水平都高，形成了权威、高效的治理模式，政治稳定而富有弹性。也就是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是扩大社会政治参与和保障公共利益的手段，如果一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政治参与水平越高，政治越不稳定。亨廷顿强调，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动荡的局面，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即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关系不协调，政治制度不具备组织和输导政治参与的机制和能力所致。
其二，构建具有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是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亨廷顿认为，要建立适应政治参与规模的政治制度必须构建具有适应性、复杂性、独立性和凝聚性的组织。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新的社会集团不断出现并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成为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组织。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凝聚力和复杂程度越高，政治制度建设的水平也就越高，政治秩序也就越稳定。所以亨廷顿指出：“发达政治社会与不发达政治社会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其组织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以及效能的高低。”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最有效的组织是政党。在民众中具有深厚基础的政党可以为吸收新的社会成员进入政治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程序。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整合并同化各种不同利益为共同利益。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
其三。建立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联合。是实现政治稳定的现实条件。亨廷顿指出。政治稳定需要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包容性联合，而不是各种力量四分五裂，那只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有头脑，军人有枪杆，而农民都拥有人数和选票。政治稳定要求这三种势力中至少两种势力之间建立联盟。”军人在非常时期干预政治，可能会暂时性掌握政权，但是要维持政权的长久性或者成功实现政权的现代转型，必须与知识分子和农民结盟。而知识分子要稳定政治局势，也必须与军人和农民联合，特别是要获得农民的支持。“如果认同于现存政治体系的都市精英有能力使农民参与政治并站在他们的一边，那么他们便可以控制住城市的不安定。”“如果一国政治秩序混乱，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都市中产阶级和农民对现存秩序不满，并联合起来为同一目标反对共同的敌人。
以这三个条件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亨廷顿探究了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提出了“两阶段”说。他指出：“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通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也即是说，中产阶级既有激进性的一面，亦有保守性的一面，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可以根据其成长阶段来分析：处于扩张中的中产阶级具有不稳定性和激进性，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更容易从事反抗、暴力活动；已经壮大并形成规模的中产阶级一般偏向保守，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充当社会的“稳定器”。
一是处于扩张中的中产阶级积极参与政治，而政治制度化建设不能与之配套，中产阶级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颠覆性。随着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成长，具有复杂性、差异性特征的中产阶级利益诉求多元化，要得到“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主张。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尚不健全和完善，未能给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的渠道和程序，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这就产生了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需求与政治制度的供给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导致的结果是中产阶级萌生挫折感、不满足感和失意感，并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爆发出激烈的敌对情绪，与军人、农民或者产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旧有社会体系或现存政权。亨廷顿在分析了各种社会势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后强调，在城市中游民无产阶级、产业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是最有可能成为革命性集团的，而在比较了这三者之后，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工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在工业化早期曾经是非常激进的革命力量，但是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工人福利得以提高，他们的革命性减弱。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政府，引起社会的骚动和动乱，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制造者，因为他们只关心眼前的经济目标或直接利益，不会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也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制度建设的能力。其二，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是中产阶级，他们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他们比工业无产阶级更激进、更极端，更具有革命性。
二是壮大和成熟的中产阶级成立或参与各类组织，按照程序规范化地参与政治，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性和稳健性。亨廷顿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各阶级在社会公共道德、公共利益以及社会规则方面达成普遍的共识，形成了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的政治共同体，成立了适应性强、凝聚力高的政治组织并制定了科学的政治制度，比如 有效能的科层制、组织良好的政党、完备的军人管理制度、经济调控和社会冲突协调制度等，并确立了政治参与的程序。这样就增加了政治体系的吸收能力，增强了参与群体的适应能力，加强了政治体系的同化能力，提高了政治体系的运作和执行能力。随着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政权的形成，参与政治的渠道不断畅通，参与政治的方式逐渐程序化、规范化和结构化，中产阶级的革命性逐渐被保守性所替代，成为适应现代政体的社会成员，即使是激进的知识分子，革命热情也受到制约并淡化，日益融入到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的市民社会中。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亨廷顿说：“如果革命被避免了。到一定时期都市中产阶级就会发生根本变化；都市中产阶级数量越多，其保守倾向越严重。”而中产阶级一旦成了保守派。成为现行政权的维护者，农民就失去了反对现行政权的联盟和领导者。革命再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除了对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做一般性、普遍性的论述外。亨廷顿还特别考察了知识分子和部队军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认为学生和军人都是“执政官”式社会中最活跃的社会力量，二者参与政治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三、知识分子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城市知识分子反对政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点，他们是中产阶级群体中最具有反抗、暴力和革命倾向的群体，容易承当革命的先锋队。亨廷顿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须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参与政治的需求具有抽象性，与农民、工人注重当前的经济性目标的满足不同，他们更加关注政治性目标，注重平等、自由、公平等抽象价值的实现和满足；其二，政治诉求的满足具有长期性，因为他们所主张的抽象价值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要求永远走在国家政策和措施的前面，即使满足了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也很难满足他们抽象的社会价值需求，由此挫折感、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经常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反叛的意识潜在。
由于城市知识分子总是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生活，因此他们永远处于一种骚动不安的潜在革命状态之中。在缺少具有适应性的政治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广泛参与政治。很容易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将潜在的革命意识转化为实际的反抗行为。引起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至于知识分子对革命进程到底会产生怎样范围和力度的影响，亨廷顿认为，这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与其他社会集团的联合情况，如果知识分子自身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并积极开展运动，同时又能联合军人、农民、产业工人等社会群体，就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革命运动波涛汹涌地进行。反之，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保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则对革命进程的影响要小得多。
亨廷顿还特别提到了学生作为中产阶级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指出：“城市是一国反对派的活动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中反对派的核心；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中最积极的反对派集团；学生又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凝聚力和最有效能的革命者。”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学生容易受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冲击。在思想上具有摇摆性和多元性。亨廷顿认为。在青年学生的思维意识中，经常存在着两个评判坐标：一是横向坐标。将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与本国的国情相比较；一是纵向坐标。将自己所追求的平等、正义、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与本国发展的现实比较。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青年学生会产生盲目崇拜外国、不满本国现状的逆反心理，并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转化为激烈的反抗行为。上世纪在南朝鲜。无论是李承晚的专制政权、张勉的自由政府，还是朴正熙的军人政权，都是大学生反对的对象，可以说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不管政府政策的性质如何，大学生都有可能与之对抗。因此，亨廷顿指出，大学生的要求是无穷尽的。执政者不能希望施以恩惠就使之就范。“增加学生的福利措施，不会减少他们的革命倾向。实际上会加强经常存在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大学生心中的潜在的罪恶感，从而加强他们的反叛倾向。”
不过，在强大的革命浪潮中，学生自身的力量毕竟是单薄和有限的。他们一般不具有确立权威或者合法性原则的能力，其游行示威和暴力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既取决于他们自身力量的强大与否，也取决于能否获得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特别是军队的支持，军队支持和不支持，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一样。另外，亨廷顿指出，在不同的政体中，学生的表现也不同：在“执政官”式社会中。学生是典型的最活跃和最激进的城市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在非“执政官式”社会中，特别是在公民社会和现代发达社会中，尽管在态度和价值观方面他们依然是反叛的，但是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和行为方面，受政治制度的限制和影响，更加规范化和程序化。
四、部队军官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部队军官是中产阶级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最团结、最守纪律、最有战斗力和凝聚力。亨廷顿认为，在一国政治缺乏独立性、凝聚力、适应性，各种势力插手政治引起社会混乱时，军官团或受崇高职业理想的影响，或为了获取物质利益、升迁机会以及权力和地位的分配，往往由独立于政治之外转为干预政治。所以说，“军事制度和军人政治化的程度。是国内政治组织脆弱和文职政治领袖无力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个函数”。当一国政治体系出现临时的、突变性的动荡时，军官能够摆脱普通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争吵、优柔寡断和僵持不下的局面，迅速终止政治混乱状态，获得政治秩序的暂时稳定。
在激进的执政官体制下，暴力和游行示威活动是学生和其他中产阶级集团经常采用的反抗形式。一般来说，这些行动能否促使旧政权倒台。则看能否迫使军人也反对政府。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早期，知识分子群体尽管承担了革命的呐喊者和发起者的角色，但是由于缺少持续地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同时又不能作为有组织的、团结的政治力量来填补殖民地统治者留下来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最终只能由部队军官终结政治上的连续性冲突，建立过渡性或暂时性政权。在从专制君主制或者执政官寡头制向激进的执政官统治转化的过程中，军官甚至还一度充当了关键性角色。因而亨廷顿指出：“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时，不是身着商人的大礼服，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军官团在争夺权力的预先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巩固性政变中承当了重要角色，他们推动了绝对君主制向激进执政官政体的转变。为其他中产阶级参与政治扫清了道路。
然而，军官团并不总是以革命和进步的形象出现的，“政治化军官团在政治中扮演保守的或者改革的角色的程度是社会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函数”。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军官扮演了高度现代化和进步的角色，他们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文人集团密切联系。推 翻腐朽的旧政权，终止社会的混乱局面，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国家的统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政治参与。但是军人干预政治仅仅局限于特定时期对政治体系的一种调剂，“希望军人逐渐变成改革力量的那种期望似乎是虚幻的。”他们干预政治只是政治体系出现临时性的不正常混乱而又缺乏公认的、整合各种利益的制度时出现的现象，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行为，并非一国政治的常态。随着一国政治参与的扩大。军队越来越成为现存秩序保守的监护人。亨廷顿指出，军人干预政治经常会违背现存的竞争规则，破坏政治秩序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基础，并且容易将政治理想化，排斥政党的作用。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政治参与力量的不断扩大，缺乏制度和组织建设能力的军人政权无法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也没有能力鼓舞和动员社会成员，特别是农民认同其合法统治并参与到政治体系之中，权力行使的空间萎缩，政权的稳定性和活力受到质疑，因而最终发展的趋势是要么通过进行适应性改革维持现有政权。要么通过政治制度化的形式恢复文职人员的政权，要么被社会各种集团联盟所瓦解而被迫交出政权。
五、结论
正如有学者评论的。“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柏克式的赞许，使他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诸多目标中将秩序与稳定置于最优先位置。”亨廷顿以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国家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参与实践对社会秩序的不同影响，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其中对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分析。区别于以往学者的中产阶级政治“保守”说，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政治上的表征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中国的中间阶层成长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具有自身的特征：从形成机制来看，既有政府推动形成的中间阶层，亦有市场培育而形成的中间阶层，还有第三方力量介入引起利益配置畸形化而诱发的中间阶层；从职业构成来看，包括政府官员、事业单位的管理者、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垄断国企的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职业构成多样化；从分布结构来看，东西部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具有大杂烩拼盘特征的中间阶层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成长和壮大中的中间阶层。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们的政治参与期望和要求，尊重他们的社会声望、地位和利益，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兼顾他们的多元利益诉求；其次，拓展中间阶层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渠道，规范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序，发挥他们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作用；再次，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确立与政党现代化建设和执政能力的提高相一致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减少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集中出现的几率。并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柔性整合，纾缓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不稳定情绪，避免中间阶层通过体制外的非常规方式表达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最终。通过中间阶层在制度范围内有序地参与政治，发挥他们作为社会“平衡轮”、“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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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丽萍，尚未终结的亨廷顿时刻：平安夜的怀想[N]，国际
文化，2010－2－3(2)
责任编辑 王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