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何德权文集》样稿时，我由衷地感到欣慰。这是德权先生老朋友们的多年心愿，当然也是他儿女们的真诚期盼。德权先生是一位勤奋的笔耕者，成果丰厚，但由于条件与环境的制约，遗憾的是他生前从未出版过专集。我认为这是德权一生最大的憾事。人们对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这与他作品没能结集问世是相关联的。我们在一个编辑部共事多年，而且曾有幸同被誉为“伊敏酒徒”，但翻开样稿后，我深感有愧于老友――尤其是对他发表作品的情况知道得实在是很少的，少到几近于寥寥，更遑论他的文化经历与创作了。反思起来，在交往和工作中，总是就事论事，而不及其他。人在一起，酒没少喝，事没少做，但关于人生和艺术的思考等应该交谈的却没有应有的交流；现在想起来德权为人的可敬，他不宣扬自己发表的作品，从不拿参与在内蒙在某个时期有影响的重要史著作任何谈资而炫耀。许多朋友都知道他写乳品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受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重点关注，我们也一起为此共同接待过北京客人，但关于这个本子，事后他似乎就从没再谈过什么。所以，拿到样稿后，我首先就读了这个本子。粗读样本，我方觉得在渐渐走近德权，走进他的艺术探索领域。《何德权文集》出版是对一位酷爱文学、酷爱呼伦贝尔的德权先生最大的安慰，也让朋友们能立体地认识一位酷爱文学、酷爱呼伦贝尔的何德权。
我感知德权先生对文学的挚爱，是在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他人事不醒地躺在炕上，卧室干干净净，西墙紧靠南墙角处整整码着两摞稿子，高度在一米左右，两摞一般高，整整齐齐――这成为一幅定格的画面，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画面就是德权著作等身的真实写照。这画面就是德权先生挚爱文学的真实写照。他在自知时日不多之后，把自己所有的手稿整理得如此完整、整齐，他当时的心情应是怎样的呢?这场景强烈地刺痛了我!真是思之令人心碎，不能不长叹。他对文学不是简单的一个爱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他是酷爱，全身心地爱着文学。这就是我再三催促天峰为他父亲整理遗稿的原因。
那应是冥冥中的安排，德权辞世的那天上午，我与姜兆文主席相约到医院去探望他，到医院后方知人已出院回家，我们遂直接赶往他家。在我们离去后不久，他就诀别了所有的朋友。那幅画面就成了永久的浮雕，矗立在我的心中。
与众多文友相比，我是呼伦贝尔的后来者，所以，与大家相识相知较晚。我与德权最初的交往，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电影厂的一位资深编辑和他的助手因德权的电影文学剧本专程来找他期间。当时的盟文化局领导和乳品厂的领导，都认识到这是事关呼伦贝尔文艺的一件大事，是我们文艺界从未发生过的重要的事。在两个单位的协商下，决定在乳品厂食堂搞一次低调、低标准的小范围聚会――那时吃喝是被视为不正当的，文化局“出”酒，乳品厂“出”菜；参加者有少数领导，大多则是与创作相关的新闻和文化界朋友。目的就是为德权助力，表达大家对德权剧本的真诚关心和强烈期盼。开始大家都表示不胜酒力，由于“目的”的作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酒喝出了每个人的空前水平，几乎把准备的酒都喝尽了。此次聚会留下了许多个讲不尽的故事和细节，真真实实又朦朦胧胧。冯国仁局长竟然封了个“伊敏四大酒徒”，德权和我都荣幸地被纳入其中。那时，德权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重要作家了，而且是一位触“电”有希望的作家。
1981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个集子《小吉力玛漫游大草原》。他赠我一册，我一直保存着。读了这个本子，我深为他对呼伦贝尔草原的认知程度和他对这方热土的由衷之爱所震撼，为他的生活积累所折服。而且，他在本地区创作路径开辟了一条新路，就是科普文学创作。应该说，德权是呼伦贝尔科普文学创作的第一人，也是成功者。感动驱使我匆忙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呼伦贝尔日报》上。他也很看重我的这篇文章，大概认为我是了解他艺术追求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呼伦贝尔》(现《骏马》前身)文学编辑部决定倡导中篇小说，以推动本地区的文学创作。怎么倡导?编辑率先实践。德权勇于探索，很快就完成了中篇小说《风啊，风》。1983年刊物编发了中长篇专号。这个中长篇专号的影响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区界，可见其艺术价值的社会认同。何德权先生的《风啊，风》在这个中长篇专号上发表，并获得了呼伦贝尔盟首届文学艺术“骏马”奖。从他1985年写的“自学自传”中我看出，他显然对这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极看重，因为《风啊，风》问世后不久，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小船从她手中荡出》，这也是一篇成功的佳作。他在“自学自传”中明确写到要集中精力转向小说创作。可见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并开始实践，要从“杂”转“专”，有心“专”于小说创作。这是许多朋友对他的期望，认为他是应该在小说这个领域获得更大成功的，也是能够取得更大成功的。
从《何德权文集》收集的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大量作品中，我看到他确是由“杂”转“专”了，他所“专”之小说，似乎是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边之外，因为他是“专”于民族的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的通俗小说。他是以“杂”之积累，成通俗小说之长篇故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编辑部随着时代的前进，曾明确提出“严肃主题，通俗写法”的主张，本地作者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从《何德权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是“办刊”主张调整的实践者。他开掘的苏武、卓尔海、王昭君题材的作品就是明证。当今研究和创作内蒙古暨呼伦贝尔历史的民族题材，已经蔚然成一种倾向。在这一文学艺术重要领域里，呼伦贝尔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众多，但在其名单中却遗漏了何德权。何德权是应该占有一席的。当他的亲人去哈尔滨收集资料时，《章回小说》编辑部的同志对德权很熟悉且有很好的评价。德权先生在通俗小说这个领域是有影响的成功者，他的影响已经越过了呼伦贝尔地域。但成就与影响有限，这是事实。我以为这也是德权留给我们的重要借鉴。成功者有成功者的经验，探索者亦有探索艰辛留下的宝贵财富。德权由“杂”转“专”，成也是他的“杂”，遗憾者也是他的“杂”。
“杂”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着力于民族民间风物的研究与写作。他酷爱呼伦贝尔，爱这里的各个民族，爱这里的各族人民，熟悉他们的习俗乃至主要生活细节、用品，他的许多散文作品无不透露出他深厚的积累。他特别衷情于自己列出的呼伦贝尔壮美景观，现在这些景观大都成为旅游的重要景点。他曾经在政协相关资料中介绍过北京来海拉尔的八大（商）家，从他唯一的电影剧本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他是在布里亚特婚礼框架下展开故事的。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表述，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的特殊习俗，呼伦贝尔之金银山川，呼伦贝尔之天堂花草，呼伦贝尔之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旖旎风光，都是他的最爱，正因为他这方面的知识丰富，遂有急于向他人以及外界作介绍的冲动。他的思考尚徘徊在艺术审美的大门前，或者说他一只脚已经迈入了艺术审美门里，而另一只脚尚待跟进去。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就是他“杂”的束缚。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杂”的艺术思维的惯性运行。过多地着重于民俗的真实，而疏于人物心灵的发掘，也必然阻滞富于价值的故事的审美构建与魅力吸引力的场效应。从《彼岸樱》《风啊，风》《小船从他手中荡出》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德权已经有意识地避开了“杂”的束缚，并且获得了成功，但是某些作品仍是淡薄了这种完全的艺术自觉，这可能也是影响作品发表的硬伤所在。从《何德权文集》中看，这类作品大概都是早期的，尚在等待修改之中，但是时间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这是德权之憾，令人痛心。
德权可贵还在于，他对呼伦贝尔之酷爱，是不分历史时段的，也就是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情意专注。我们曾经一起到宝日希勒煤矿和扎兰屯工厂采访，他对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感兴趣，都是全身心投入。他就是这样一位胸怀美的追求的人。通过他的资料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就是身处逆境时在车间干粗活累活是如此，下牧区收集奶子也如此。我理解了，他的民风民俗知识都是在生活中自然积累起来的。我们认识到，为积累而积累得到的是死的知识，只有在生活中自然积累起来的才是富于生命的。
《何德权文集》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作家的艺术追求，一位有追求的作家的真实精神面貌，一位有追求的作家的成功与经验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幸也，德权老兄，您的宏愿终得如愿以偿!
（责任编辑 五十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