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遗弃的素材 长假期间，在滇北与家人陪母亲踏青爬山，见母亲的小碎步堪称矫健，不时把我们兄妹抛得老远，不禁欣喜感慨。欣喜的是，母亲年近八十，还耳不聋眼不花，从来不生什么大病，思维依然敏捷，照目前的趋势看，她老人家活个一百岁当没问题。感慨因此油然而生，小时候家里穷，缺衣少食的日子没少经历，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极少回家，母亲独自拉扯我们兄妹四个，还要照顾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四位老人，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当时她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更为要命的是，作为唯一的小学老师，母亲她不仅是我们的妈，同时还是村里那十几个淘气孩子的妈，在那个灭绝娱乐的时代，村里的孩子，打小就会把恶作剧当游戏玩，偏又不知轻重，闹出了多少让母亲操碎了心的事情啊！可母亲左支右绌，愣是把那个时代给支应过去了。临了老了，却依旧生机勃勃，这让我们想不感慨都难。我问妹妹，如果我们活到母亲现在的年纪，会怎么样呢？还爬得动这西山吗？妹妹看着站在前面二十多级台阶之上的母亲，苦笑摇头，说，真不知道我们的好日子都给过到哪儿去了，这么多年的好东西都吃去干什么了。
我们兄妹四个，大姐大哥随父亲姓，我和妹妹随母姓姚，因此我特别留意关于母亲这一族祖上的由来。最初，我曾经探查过，母亲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怎么产生，又是怎么传下来的？但是寻找答案相当困难。首先因为它毫无缘由，其次是因为家族的记忆相当短暂。两年前我回母亲的老家查探，发现连姓氏都被村里人搞得乱七八糟。对祖上的称谓更糟，四代以上的，都被敬称为“老灰灰”，混为一谈了。比如我母亲的祖上，我只知道她上面是我外公，外公之上是我老祖，老祖往上是我的第一个“老灰灰”，第一个“老灰灰”再往上是我的第二个“老灰灰”，再再往上都一样，反正全都是“老灰灰”了。那次寻根除了彻底泄气之外，也有个极其意外的收获：我与母亲有了个共同严守的秘密。
那天爬楚雄西山，母亲最先到达顶峰的观景台，趁着妹妹她们在下面与当地卖野山菌的村民们谈价，我到观景台上对兴致极好的母亲说，我想写姚文元。母亲大骇，脸色在短时间内就趋于惨白。我也大骇，马上说不写了妈我不写了我和你开个玩笑呢。母亲半天才缓过劲来，又沉默半天，才看着山下城市的轮廓说，老三，以后不许拿这个和妈开玩笑，你知道那个事是不能开玩笑的！我说我知道，之后久久怅然。
母亲说的“那个事”，其实都不是事。简单地说，就是我的第一个“老灰灰”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我老祖，另一个是我老祖伯，这两弟兄都是一脉单传，分别生养了我外公和我外祖叔。外公读过私塾，后来又学了点医，做了村里的老中医，在四乡八邻都还有点名，但名字很土气。我外祖叔大字不识一个，人还有点傻，却取了个很有文化意味的名字，叫做姚文元。这本来没什么，照出生年月算，他比“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那个姚文元年龄可大多了。然而“文革”一开始，他的名字就成了村邻们的笑料，说他爹也就是我老祖伯太狗×哼哼了，居然把儿子的名字搞到了收音机里去。外祖叔的郁闷和愤怒可想而知，逼我老祖伯给他改名。那时我老祖伯已经是风烛残年，经儿子一逼，一口痰竟然吐不出来，生生给憋死了。从此我外祖叔变得更傻更呆，整日整日不会说话，别人与他说话他也不会回答，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废人。村邻们倒是不敢再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但是“文革”更猛烈了，收音机里的那个同名者也越发跋扈，公社里新任的革委会主任怕给自己惹事，亲自带了人到村里，去逼我外祖叔改名。开始我外祖叔呆呆傻傻地不理不睬，你说什么他都一言不发。突然某天夜里，被逼急了，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号哭，边号边吼：“你们又不是我爹，凭什么给我改名字，我爹到死都没答应给我改呢！呜呜……”第二天一大早，他的尸体在我老祖伯的坟前被人发现……这个事发生的时候，我母亲嫁我父亲已经很多年，父亲是革命干部，为了不影响父亲的政治前途，外公并没把事情托人告诉我母亲，只是把我外祖叔匆匆掩埋了事。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她无论遇到什么巨变，都始终处变不惊，唯有这桩，兄弟姐妹间就我一个人偶然得知的事情，对她竟然有若蛇蝎，我与她两次提起，两次她都骇然色变。
其实，写中篇小说《滇北拳事》的时候，我回老家查资料，在县档案馆和县志办，都看到过我外叔祖的名字，出现在哪个具体的条目里我给忘了，反正是给归入了奇闻异志一类。《滇北拳事》在《大家》杂志发表后，我本想再查县志，以我外祖叔为素材写一篇好玩的小说，但国庆长假里的那天，在楚雄西山观景台，母亲从面色惨白中缓过劲来，看着山下城市的轮廓，说：“老三，以后不许拿这个和妈开玩笑，你知道那个事是不能开玩笑的！”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眼下，我必须断绝对那个素材的念想了。
苦刺花的运命
过年回滇北老家，少不得大快朵颐，饕餮荤腥，以至于大年初三没过，个个都见肉就腻。初四，老爸号召全家上山，采摘苦刺花，以洗刷肠道油污，重新开胃。但是，显然冬天摘花这个反季节行为，是一桩比苦刺花还要苦的差使，即便不遭遇今年的罕见大旱，往年此时，也只能在每株苦刺花树上，搜到三四五六簇细碎干枯的花儿。因此初四那天，我们翻越两座山梁，折腾一下午，也只捋到半斤左右，全家老少竟然就感觉如获至宝。
苦刺花绝非浪得虚名，的确苦，须得用冷水先浸泡一个对时（十二小时），然后再用温水漂洗，之后多放油，加豆豉爆炒出来，那才美味――这种工序，有人说，是近年来城里人被大鱼大肉撑得难受之后，喜好上了山毛野菜，才给折腾出来的。但我年近八十的老爸说：其实不然！
老爸斩钉截铁的否定有点怪。在我的老家，满目绵延的山梁上，布满着这种细碎的小白花，虽然树不高，也好看，但因为树身长满利刺，花味还苦，至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那都是羊不吃狗不理的。即便到了我相当幼小的六十年代，苦刺花的最大用途，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忆苦思甜”，让我们这些小屁孩认识到旧社会那是刻骨铭心的苦……面对我们的质疑，老爸说：“夏土司的故事，你们记得吧？”
我们当然记得。解放前，夏土司是我们永仁县最大的土司恶霸，1950年，他们全家近三十口人都给镇压掉了，我们小学时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还去参观过他家那座大得离谱的土司府。当时最深刻的印象，是经老师控诉后我们亲眼目睹，整座府第直立的柱子都是倒立的，也就是木头的树尖那头朝下树根那头朝上，照我们彝族比较迷信的说法，住那样的房子，全家都注定是要倒运遭灾的，“可见当年盖房子的劳苦大众对夏恶霸家的仇恨有多深！”
“真实的情况是，”老爸说，“那一年我十五岁，被夏土司家请来的九个剑川木匠相中了去帮工，总共有七十个人。第一天落地基，夏土司就让人杀了七十只羊，然后天天让我们吃头蹄下水，素菜就有今天这种泡了漂了再加豆豉爆炒出来的苦刺花。那年头穷啊，要是不被招去盖那土司府，在家里一年难得见一次油荤，我们小工感觉天天在过年，只是那些剑川木匠就不干了，说明明杀了七十只羊，怎么就不见净实的羊肉呢？因此他们怨恨，就把柱子故意倒着用，这是很恶毒的诅咒啊。”
“你的意思是，现今这种苦刺花的‘高档’吃法，夏土司时就发明出来，并且给你们享受过了？”我有点纳闷，“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时，你们怎么不如法炮制，而是采来了就苦滴滴地吃呢？”
“像土司那样吃？不找死吗？再说那时候也没有油没有豆豉啊！”老爸说，有件事他很蹊跷，“当年盖土司府，最后收工那天，夏土司给我们分发工钱后，又叫人搬出来腌制晾干了的七十只全羊，让每个人扛一只回家。九个剑川木匠马上就发现自己把事情干错了干坏了，领头的段木匠突然爬上房梁，拿出一个系着墨线的尖铁托，沿着中间那根大柱子往下放，每放一段，他就在上面大喊：‘到了吗？’下面八个木匠齐声高呼：‘没到！’如此三回，铁托都没放到底，于是段木匠在上面大声武气地吼：‘没到就没到啦！没到就没事了！此屋功成！’然后他们扛着工具和腌羊就走了。当时我不懂事，追上去缠着段木匠问他们这么做是什么道理，段木匠却打死也不说。直到前些年，段木匠他们到永仁来承建方山风景区，我再问，他才说，那是他们木工行当的‘卯窍’，专门用来除恶祛邪免灾的法门，说‘没到’就是‘没倒’，他们连呼三声，就把故意倒着用的柱子‘扶正了，没倒了’。八十多岁的段木匠一生都没想通，明明他们已经‘施法’了，为什么夏土司一家还是一个不剩全被镇压了呢。我也没想通。”
我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本来就是迷信嘛，根本就不值得想。再说了，夏土司一家也不是“一个不剩都给镇压了”，夏家老三，不是跑到台湾去了，前些年修建方山，不就是他投资近千万才得以动工的吗？老爸无语，但我觉得，上面所说种种，最值得思量的其实是，把老家那种漫山遍野的苦刺花，从羊不吃狗不理，加工成清凉独特的美味佳肴，其间，植物与人的命运，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世道轮回。
清 明
现在我必须承认，官方的文献中，并没有滇北这种说法。滇东北滇西北之说倒是有的，滇东北指的是昭通和东川北部地区，滇西北则是丽江和楚雄北部的几个县。因川滇以金沙江为界，而金沙江在北纬二十九度附近转了个大湾，呈V形，滇北就一下子就变成川南了。但楚雄州的另几个县，如永仁、元谋、大姚等地区的土著居民，却以滇北人自称。他们有出门谋事者，别人问，从哪儿来？答应滇北。自豪中便有些忿忿，别人不知滇北之说。若仅从地图上看，他们的故乡倒还真在云南的正北。我的老家是永仁，那可算最地道的滇北了。永仁有个很美丽的古名叫苴却，属楚雄州管辖。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彝族是个由酒与火哺养的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譬如太阳历，譬如火葬，等等。
滇北属于山区。那些山很不规矩，什么走向的都有，威风凛凛地把一个个小坝子围着。居民们不约而同聚居在那些小坝子上，种点苞谷小麦红薯之类，有些金沙江的支流流经坝子，因此也有种稻米和蚕豆的。就很忙，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只是每年二三月，小麦种下了，算是有点儿农闲时间，便围着火堆喝酒跳舞唱歌，顺便繁衍些同样黑黝黝的也是被四周高山围着、在红土地上耕作生息、连绵不断地替换父辈的子孙。
滇北的红土黏性强、硬，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就很贫困。比如你到某户农家的厨房，随手就能抓四五只苍蝇，而到茅棚蹲着，有鸡有猪围着你看，哼哼，令你羞涩和紧张……这当然不值得炫耀，滇北值得炫耀的是土林。土林在元谋境内。元谋可了不得，我们的祖先一百七十万年前就觉得它是个好地方了――说不定，猿人们也是因为见了土林才决定扎下根来的呢。土林分布在班果、芝麻和虎跳峡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相隔不远，只是十来里路，不过你一天走不完它，因为任何一处都能将你留下。那是些呈暗红色林立的土柱，数千万年的雨雪风霜使它们坚硬如石，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但它们排列出来的那些莫测图景会使你激动、诧异、震惊、兴叹，甚至虔诚膜拜。同一簇土林，从正面看像是逃离尘世无污浊之垢染的肃穆圣堂，从侧面看又变成深微幽远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了。因此我要让人们知道滇北是真实的存在，虽然难免会被人指认为无中生有。
滇北早先是没有清明节的。《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我们知道，清明节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并且它还叫踏青节，因为其时春光明媚草木吐绿，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光，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奉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于是问题就来了：在彝族太阳历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清明节，至少在我的幼年和童年时期，压根儿就不存在清明节这个概念，这与上个世纪中早期中国人没有情人节和圣诞节之意识属于同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出门就是山，就是树，就是满目苍翠的绿，一生踏的就是青，又何必再设个节日“踏青”呢？并且彝族奉行火葬，没坟没墓可上可扫，且咱们的“大年夜”，是在每年冬月（农历十一月）的第一个龙日――这与大汉民族有某种相似，从初一到初十，分别属于“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龙八谷九豆十棉花”的节日――这一天杀猪宰牛，祭祀祖宗的灵牌，也就算过完一年了。汉族农历的三月清明，与我们彝族丝毫没有关系。
然而如今，我已经不能像捏造“滇北”的称谓那样理直气壮，说清明节是完全的无中生有。我曾经说过，“从文化的模式性和动态方面着眼，它是指社会的生活方式，体现为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价值观念等等”，汉语言文化既然能够塑造一个博大久远的中国，其涵容与尊贵独步宇内，那么它所独具的影响力与同化力也就无与伦比。十月太阳历被农历取代之后，我发现滇北老家的祖宗墓群日渐增多也日渐豪华，里面埋葬的也许不是“祖宗真身”，但大年初二的上坟和清明节的扫墓，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习俗。我不知道，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可以肯定，墓群周遭的绿是越来越少了。
我的意思是，许多的民族习俗，不乏优越和远见，或许吸收融会才是正途。写上面这些类似挽歌的文字，就算是我献给养育了我的故乡故土和民族罢。
姚霏，作家、影视编剧、自由撰稿人，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作品多篇，为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2009年获“首届高黎贡文学年度大奖”。出版作品近千万字，在国内多家媒体开有专栏。现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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