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追求财富求得圆满的生活态度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态度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则，而它所处的环境却受到严格限制。 当人们普遍认识到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严重缺陷时，就会开始寻找新的经济理论模型。我珍藏着一本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的著述《小即是美》（Small?is?Beautiful），这本书发表于1973年，当上周我终于开始读这本书时，舒马赫经济思想的睿智和非传统的方法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舒马赫不同时期短文的合集，诞生于40年前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之时，几乎成了当时的“异端”读物。
如同他的老师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斯，舒马赫的写作同样采用优美的散文体：“我们时代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相信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产生这种幻觉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工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是不可替代的资本，并称之为收益。”
他进而激烈抨击了现代经济学的整套理念，即将任何东西都简化成用GDP衡量的货币价值，并指出其无限增长说的谬误：“从经济学、物理学、化学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看不出经济增长有何止境；而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必然要撞进窄胡同。一味追求财富来求得满足――简单地说就是实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态度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则，而它所处的环境却受到严格限制。”
作为一个全局思想家，他强烈谴责经济学的狭隘：“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专家一样，一般都患有形而上学的盲目症，以为自己的学科是绝对不移的真理，不存在任何先决条件。”
他可能是最早意识到GDP指标忽略了消耗自然资源的成本及污染带来的巨大社会危害的人：“忽视人对自然界的依存性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固有的缺陷。”
舒马赫不单是一位社会哲学家，更是一位对大规模社会组织，尤其是对官僚体制有着深入观察的实践家。他现实主义的一面从这句引言中可见一斑：“一盎司实践往往比一吨理论还值钱。”
他洞悉大型机构中“小”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机构变得越来越大，也愈发不人性化。他发现大型机构存在“集权”和“分权”交替发展的内在矛盾。对此，他注意到，解决的办法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顾。这是因为所有机构都要努力达到“有规则的秩序和有自由度的无秩序”。每个机构都在有秩序的管理者和创造性（无秩序）的企业家或改革者间极力权衡。
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舒马赫提出了大型机构理论的五大原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第一条原则为职能下属化，即上级领导应将权责委派给下级，使得下级可以比中央集权更为有效地运作。
第二条原则为维护，即例外治理。中枢部门进行委托，且只在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下进行干预。
第三条原则为鉴别，即附属单位必须有清晰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第四条原则为动力。舒马赫认识到，如果大型机构中所有事情都直接由上级指挥，下级就没什么工作动力。这时，在物质回报之外，机构的整体价值观变得极为重要。
第五条原则是中间公理。他注意到“中枢部门要管好秩序很容易，但却不那么容易管好自由度和创造性”。“公理”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中间公理原则即“从上面下达的一种不完全是命令的命令”。
令人惊讶的是舒马赫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来阐释理论与实践间互动关系的最佳组合：“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方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6页）。
这些听上去容易，实践起来却极为困难。舒马赫使我相信，确实有好理论可以替代当今的传统经济学思想。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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