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亚文化群，其犯罪行为背后具有相应的亚文化特征。中国黑社会犯罪的亚文化特征以传统礼教为基础，通过各种形式的载体表现出来，起到聚集组织力量的作用。为有效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的蔓延，有必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消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关键词】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帮会文化
法律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的重要体现，它是直接规制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维系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念。犯罪作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行为，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也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背反。它“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是一定文化的产物”[1]。作为我国《刑法》上规定的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其犯罪的手段、方式和组织结构等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既与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又具有内在的特性，体现为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如果不懂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换言之，犯罪只能以文化来充分解释。”[2]为了更为深入地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内在特征，笔者拟从帮会文化的视角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做出分析，以期为预防和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理论参考。
一、帮会文化的内涵
帮会文化在我国流传很广。旧中国很早就存在黑社会组织，由于过去的黑社会势力以帮会为代表，因此一般都称为帮会。“帮”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以兄弟结义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19世纪末以来，帮与会互相渗透，混合生长，人们遂统称二者“帮会”。[3]
肥沃的社会经济土壤是中国帮会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自发农业周期性的破坏造就了一定规模的流民、氓流，同时农业的破坏，还影响到手工业的破产。各种各样的无业游民和市井小儿由此产生，形成了帮会的人力资源。为了能生存下去，这些人便结成群体，成为一种社会势力，遇到天灾人祸，就很快繁衍起来。各种帮会，都以地缘关系、同业关系为联络手段，以异姓结拜的方式形成队伍，以跪天拜地的盟誓仪式强化内聚力，反映帮会特有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行为准则、伦理关系、帮内规矩、价值观念的文化，就是帮会文化。帮会文化是帮会的价值依托和吸引力、凝聚力之所在，任何人加入帮会都是从认同帮会文化开始的，这与今天加入犯罪组织，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如出一辙。
二、帮会文化的特征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至今已千人千面，但无论如何定义，其与帮会文化的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帮会组织与主体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情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从而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亚文化群体。形式的虚伪性，实质的逐利性，根源的传统性，是帮会文化的显著特征，只有对帮会文化作做本质上的定性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消解有组织犯罪的文化基础。
1.帮会文化的虚伪性
帮会文化自诞生伊始即以“侠义’’自诩，从旧社会的帮会成员到现在的犯罪组织成员，往往标榜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以“侠义”的名义淡化抹煞其行为的犯罪性。然而，这种司空见惯的舆论宣传具有明显的虚伪性。
侠义论侧重伦理性的忠义精神的宣传，侠似乎成了圣人和超人的结合体。但是，“侠以武犯禁”，快意恩仇意味着无视法律的自我执法，侠与法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从侠文化的历史考察中，不难发现，侠文化是典型的乱世文化，对“侠”的崇拜深处，埋藏着对法律和政府的不信任。正是因为帮会组织一直处于被打击的地下状态，所以江湖需要义气，需要内部组织的紧密团结，而这种团结是与帮会外部对抗的基础，“义气”是犯罪组织内部的凝聚纽带。对于犯罪组织外部的社会而言，“以武犯禁”则意味着无法无天，反社会，反政府。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后，“侠义”精神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
帮会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义气绝对局限于组织内部，主要是对下层组织成员的单向道德要求，由此维系犯罪组织的内部团结，而在帮会之外为非作歹并不妨碍他在帮会内部的道德评价。侠义是附条件，小范围的利他主义行为，江湖义气充斥着暴力和血腥，侠用完全不同的标准对待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群。由于在这种文化氛围内，使有组织犯罪人的罪恶感逐渐弱化甚至消退，产生匿名制服效应。这种病理性的集体意志，保证了他们的犯罪心理更加稳定持续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尔多曾经做过一个“模拟监狱”实验，扮演“犯人”的被试大学生逐渐变得软弱无助，而扮演“看守”的被试大学生则越来越有虐待“犯人”的倾向。实验发现，当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穿着同样的制服时，个人因为不容易被识别而被湮没于匿名之中。如果有组织犯罪人以“侠”自居，就会产生匿名制服效应，造成犯罪分子及普通民众对组织犯罪的非罪化认识。犯罪组织成员一旦产生这种匿名制服效应，使个体进入去个性化与去责任化状态，就会导致更大规模、更恶性的犯罪，而有组织犯罪人在此过程中，由惯性的犯罪行为养成犯罪人格。
2.帮会文化的逐利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性质决定牟取利益是他们的最高目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物欲型犯罪，在此点上司法界已达成共识。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具有政治目的，理论界尚争论不休，但是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不具有政治目的，与政治勾结、寻求政治保护完全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没有政治保护的情况下无法长期存在，随时都有被政府部门消灭的危险，因此与分裂组织、武装组织、恐怖组织是有区别的。就各国发展的历史而言，没有一个黑社性质组织最终成为了执政党。在我国黑金政治盛行的台湾地区，1998年的选举中，参选的议员中有25%是从黑道出来的。[4]在竞选过程中，这些黑道分子都披上了清明党、民进党、国民党的外衣，当选之后大肆从事获利型犯罪活动，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使具有政治目的，也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该组织的犯罪目的就是获利――而且是更大的利益。
牟取更大的利益是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发展所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维持正常运转，经济是基础。各国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犯罪列为刑法严厉惩处的对象，所以其生存成本也非常昂贵。另外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的非法性，运行不能公开化、常规化，其运行成本也相当高。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以求发展，只好寻求政治保护，这就需要拿巨额的财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行贿。
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由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需求所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既要维护自身的需要，也要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有共同需求的个体自愿的结合到一起成立黑会性质组织，通过组织的犯罪行为使成员的个体需求得以实现。马磊先生曾说：“需求的广泛性和无限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5]所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物欲也是无限膨胀的，只有获取更多的利益才能满足成员的膨胀欲。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除了物质上的需求外，还有心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这些需求的实现程度因该组织的经济实力而定。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构建强大的保护网，才能实现其成员独霸一方的威风感和安全感。
3.帮会文化的传统性
帮会文化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还在于我国传统“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复兴传统文化，以解西方思想流毒是很多国人的美好愿望，他们用精神贫困论解释犯罪，认为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生活贫困，缺乏健康有益的文化教育和文体活动，力求清除文化污染源，净化社会风气，以有效控制民众的言行乃至思想。但在有“安全社会”美称的的日本，有组织犯罪却举世瞩目，暴力团的势力不仅横行国内，甚而贻害其他国家。这说明帮会文化也许是传统文化的固有内核，儒家思想的教化对帮会文化的消解可能是无力甚至是负面的。
没有能够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也没有能够脱离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轻讼”无讼”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使帮会文化的社会评价更多局限在义理人情，而不是法律的范围内。更主要的是我国一直有家族化的文化趋势，家族观念全面、切实、有力地统治了中国所有阶层的思想观念。帮会文化中“家庭”内部的团结与“家庭”外部的排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帮会事实上就是一个拟制血缘的家庭，这无疑是我国“家天下”的传统文化决定的取向。在“家”意识下，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使犯罪者在组织内部得到扭曲的道德精神认同和满足，与传统家文化共生的帮会文化早己内化为中国人潜意识的一部分了。
三、研究帮会文化对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启示
“文化可能是限制犯罪的强有力的媒介。或者相反。这种文化对挫折和压力的解决采取了犯罪形式。”[6]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亚文化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亚文化对于促使犯罪发生的作用，从而为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给以启示。
(一)弘扬先进文化和价值观念
先进文化作用于人的内心，能够内化为个人的行为指导。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亟须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由于帮会文化在我国已形成深厚的文化心理，有着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笼统的妖魔化的指责，无力对抗传统文化中生动丰富的帮会文化的影响。文化具有强烈的遗传性和强制性，反抗必然要承担极其沉重的压力，甚至会被该文化群体所驱逐，而这个代价是以亲缘地缘为生活依托的中国人不敢想象的。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传统文化就是物质化社会的治世良方，只有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理性地剖析乃至摒弃，才能控制帮会文化泛滥的深层文化基础。
主流文化一般认为，文化素质与犯罪成反比。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认识水平的高低、辩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强弱，不良思潮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控制甚至消灭。但历史证明，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统治教育的几千年里，这个梦想从未实现过。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无能，而只是说明形式主义教育的无能。当前，对于帮会文化在内的各种犯罪亚文化，仅仅靠“爱心式”的帮教，口号式的宣传“强化主流文化”，“批判帮会文化”，“加强控制和管理”，在这个信息自由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市场化的经济社会是不可能消解的。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多元文化对其模塑的过程，并不局限于宣传或者教育，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和时代背景，只有关注游民阶层的基本经济需求，传统文化根源性的精神支持，信息化时代民众对文化传播模式日益提高的心理需要，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帮会文化的恶性影响。对文化的控制和管理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也不能牺牲民众的文化选择自由。杜绝受众对帮会文化的学习和接触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使受众识别并拒绝认同，那么帮会文化自然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消除形成亚文化的社会环境
文化对策决不能无的放矢，应该直指有组织犯罪人的金钱观、价值观。但是，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绝不是树立圣贤化或者奴化的金钱观、价值观。有种观点认为，犯罪是贫困人群对贫富悬殊不能正确对待、心理失衡而导致的，似乎只要社会下层成员心理“平衡”了，犯罪自然就消亡了。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部分社会下层成员而言，他们的贫困可能是基于体制上的剥夺，对于部分温饱线下的农民或者收入畸低的民工，居高临下地要求他们安于贫困，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说服力的。正如美国学者罗宾逊所说的，“我们不会谴责犯罪人的目标，因为那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仍会继续追求，我们谴责犯罪人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方式。”[7]拜金主义思潮绝不是生硬说教可以消除的，只有使受众的选择有相对自由，在确认逐利合理性的前提下，为社会下层成员创造合理的上升流动的机会，同时揭露有组织犯罪利益的犯罪性，使其从思想根源上真正认同主流文化的金钱观、价值观，才能切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资源。如果只是一味要求其妥协、服从，不可能真正实现价值观的转换，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
(三)加强对文化传播媒介的监管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媒介的形式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文化传播途径。这在给整个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不良文化由此得以传播。特别是长期充斥于地下文化市场的淫秽、暴力书刊及音像制品，其宣传的均是与主流文化不相一致的亚文化，对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近几年来，互联网迅速发展，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历来就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由于互联网上包含着大量的低俗内容，是人们获取健康文化营养的一个重要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对文化传播媒介的监管，加大对文化市场的执法力度，消除淫秽、暴力书刊及音像制品的传播途径。面对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事实，要切实提升网络监管的技术，加强对网上不良信息的过滤与屏蔽，并逐步通过完善立法、加大执法等方式，加强对互联网空间的整治。
参考文献
[1]张远煌.犯罪学原理[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65.
[2]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吴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
[3]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l.
[4]王建民.台湾黑社会内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36.
[5]马磊.黑社会犯罪之理性解析[J].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
[6]韦恩?莫里森.理论犯罪学――从现代到后现代[M].刘仁文,吴宗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7]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395.
作者简介：
朱亮亮（1987―），男，山东滕州人，法学硕士，西南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主修刑法，研究方向：犯罪学。
张誉耀（1992―），男，山东滕州人，现就读于山东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