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肖马相识有点偶然，也有些突然。 大概是1964年的秋天吧，刚刚与二铁重组的马钢二钢厂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学大庆“三老四严”、学解放军“突出政治”的活动。厂党委对宣传科的要求是“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好人好事搞得多多的”。
于是，我们刷标语、挂横幅、布置会场、送慰问信。就在我们搞得热火朝天时，同科的老赵突然告诉我，有群众反映，说我们科里有人在旧报纸上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问老赵写的是什么，老赵说：“宁愿裸体也不把不合身的衣服加在身上去窒息自己的呼吸。”
我吃了一惊，那是我在学习时，随手抄在报纸上的。什么时候抄的，从哪儿抄的都想不起来了。
我和老赵关系一直不错。我家里出身不好，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老赵比我好一点点，所谓好一点点，就是他父亲在旧社会干过伪职员，这样有着一定家庭背景的人在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成份的年代里能弄到政治处工作很不容易。
我只有等着检讨、挨批，甚至更为严厉的指责。
可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又过了几天，不但没人找我谈话反而传来了好消息：说来厂帮助工作的工作队党委委员中有人出来说话了。说：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是诗人艾青“诗人论”中的名句……
出来说话的人就是肖马。他是作为省里的作家到马钢来体验生活，又作为工作队党委委员的双重身份来到二钢厂的。
一句话解答了疑问，一句话也澄清了是非。我从内心感谢这位尚未谋面就有助于我的老师肖马同志。
在厂部四楼一个房间里，我找到了他。他披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卷曲的头发下有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儒雅、从容温和。即使在那个充满严肃气氛的环境里，他仍然显得洒脱、潇洒，自由自在。
他问我在写什么，我告诉他正在创作反映全厂甩掉亏损帽子的群口词、创作搬掉大渣山的朗诵诗，还创作了表彰先进人物的表演唱和反映轧钢机上升降台革新的文艺作品。
肖马说，不是说要开什么现场会吗？你们也可以编个剧本嘛！
说实话，我当时虽然发表了一些东西，但剧本创作根本没想过也没碰过。
看到我有些犹豫，肖马就说，我可以帮你们出出点子。
就这样，在连续一个多星期的每个晚上他就把我们科里几个同志集中起来，开始编写剧本的工作。
每一次活动似乎都是一堂生动的戏剧创作的辅导课；什么戏剧情境、戏剧冲突、戏剧矛盾、戏剧高潮……
他教的方法也有些新颖奇特：要我们不要在舞台上搭什么布景，就弄一台车床就行了。这车床也是虚拟的，就用四只凳子架起来代替。每只凳子上先写上一个大字，等剧演完了把凳子反转过来就正好是这个剧的剧名：欢迎参观。
现在来看，那个剧也不过就是一个宣传品，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肖马在创作中主张探索、刻意求新的做法对我后来的创作却有着长久的影响和作用。
此后，在雨山九区他住的那座小红楼里就成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文学作者经常的去处。
印象里，他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晓。
房间里的画是他自己用油彩一笔一抹堆上去的，那是一幅风景画。秋阳夕照、林木纷披。阳光在林间小道上闪着光彩，给人宁静温暖的感觉；墙上挂的条幅也是他自己书写的，内容是范仲淹的《渔家傲》。他特别欣赏这位戍边将军苍凉落寞的壮志情怀。每一吟咏就沉浸在大漠孤烟、柳黄霜白、长空飞雁、满眼秋色的诗意之中，甚至陶醉在晚风四起、牧马悲鸣，羌笛与胡笳旋律低徊的那种异域凄凉的情境里。
知道我也读过一两年私塾，就经常和我一起背诵古典诗词。背李商隐的，背白居易的，背陆游的，也背高适和王昌龄的。他很喜欢业余作者到他那儿聊天，他又特别好客，有钱的时候留朋友吃饭，没钱的时候也总想留着朋友吃饭。这就经常弄得家里人四处奔忙，四处张罗。在我的记忆里，他倒是很少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创作秘诀。偶然谈谈也一定会有些鲜活的见解和真实的内容。他有点像他自己画的那幅有着色彩的油画，很生动，也很吸引人。在闲谈中，他的知识和智慧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点幽默、再加上点哲理和趣味。你总是觉得有所收获，有所触动。
当然，对他的进一步了解和尊敬还是在他的小说集《哨音》出版以后。
那时候，我正盲目的对以工业题材见长的著名作家草明、胡万春等人作品的模仿和崇拜，又深陷在小说创作的概念化、程式化之中难以自拔。一下子读到了肖马《哨音》里的一系列反映工业题材的小说，真是震惊异常，受益多多。
《哨音》给我最大的震动是它没有了主流小说的框框条条，写得很个人、很奇特，也很自由。它结构新颖，文字澄澈，有一种深刻的简洁、从容的达观。它使我明白了在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如何将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并在工厂和社会之间、在机器和人物之间、在师徒之间、父子之间、同志之间，甚至男女之间找到交融点、交叉点；《哨音》也使我学会了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在宏大的场景里，在钢铁的碰撞和机器的轰鸣声中如何去提取新意、诗意以更好地提升作品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如果说，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中，自己还能保持一点清醒的话，肖马作品的艺术熏陶和智慧的点拨无疑起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应该说，在刚到马鞍山那几年，肖马的创作环境还是安定的，创作心情也是愉悦轻松的。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气势，钢铁工人无私奉献的情怀都在促动着他的创作灵感，也在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业余作者和新老朋友对他的爱护、尊敬、希望、祈盼更使他心灵上得到一些温暖，精神上也多了一些安慰。
可这种安宁、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现实越来越严峻、环境也越来越险恶。到处充满了真实又悲惨的人生戏剧。马鞍山的一些著名作家张弦、吕宕、曹玉模等都先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批判，肖马也回到省城合肥去“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了。
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肖马也断断续续回过马鞍山。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远离文学的那些日子里，他也就是下下棋、玩玩牌、听听音乐、看看闲书。状态非常放松却又保持着绝对的敏感。看得出，他不管用什么方式去打发时间都无法掩饰他骨子里的无奈与寂寞。
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更加亲近的接触。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珠江电影制片厂编辑二林写信来，要我们将原来因政治运动的反反复复而难以定稿的剧本《不灭的火花》再广泛的征求一下意见。二林特别关照一定要认真听取一下肖马同志的意见。
我们在蚌埠一个宾馆见到了他。
肖马认真的看了剧本，不但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还想出了一些拓宽思路、丰富内容的情节与细节。空闲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在淮河大堤上东奔西突。一路上，他告诉我1949年他就在治淮委员会宣传科当科长了，老淮委的人多数他都熟悉。果然，车子所到之处都有老相识、老朋友精心安排，盛情接待。故地重游，老友聚会，往日往事、友情乡情，看得出他精神大振，心情大好。晚上，在淮河边一个闸口，淮委的朋友们，在一只船上接待了他。他一边看渔民捞鱼捕蟹，一边与老朋友们把盏叙旧。面对着灯火溶溶的江面，面对着影影绰绰的淮河大堤，他的话就多了起来。借着酒劲他讲了许多老淮委的故事，也讲了他一些人生经历和旅途经验。他说他到哪里都要把三种关系搞好。一是领导，领导关系不搞好，你没得吃，没得住；二是小车司机，司机关系搞好了，你想去哪走走看看，腿脚就很方便；三是厨房掌勺的师傅。厨师们关系不搞好，你晚上写东西想喝碗汤都困难。他讲的这些话，我在后来一些和他交往比较多的朋友中都得到了验证。我原来住的西苑小区旁是市里老干部、老领导的住处。晚上在湖边散步时，我就不止一次的碰到过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马钢担任过党委书记，已经离休的原省政协副主席丁继哲同志。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每次见到，必问肖马。还说，肖马来了，一定要请他吃饭。去世不久的马钢离休老干部姚华曾担任过马鞍山市交际处的处长。他知道我熟悉肖马，见面时也经常提起他在交际处工作时，只要是省里文化名人，特别是陈登科、鲁彦周、肖马他们一来，他这个交际处长就变成了服务处长。姚老说，以往市里的各届领导对文化人都比较尊重。黄驭、丁继哲等同志很惜才、爱才。不少著名作家都是他们相处了几十年的朋友。姚华说，黄驭在马鞍山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就不止一次地跟他打过招呼，说写文章的人不容易，要把他们安顿好，接待好。一句“不容易”道出了开明的领导们对作家的理解，也道尽了文化人历尽的艰难和辛酸。
1983年，我在《当代》杂志的第三期上读到了肖马的中篇小说《钢锉将军》，这部把思想的博大和艺术的细节都抒发到极致的小说，有着历史的追问，也有着人性的挖掘，有诗性的抒发也有对现实的忧思。小说通过主人公李利：一个驰骋疆场戎马一生的老革命的人生挫折、理想追求，塑造了一个思想敏锐、个性鲜明、仗义执言、敢爱敢恨的共产党人形象。表面上波澜不惊，骨子里犀利异常。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勇气和真诚以及意高志远的思想境界。
他的另外两个重要的作品《晚宴》、《纸铐》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对他既现实又浪漫、既抽象又具体，对他总是在远离俗套、总是在接近真实的思考和探索，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03年，肖马回到了马鞍山。
市委宣传部和文联在一个叫“红梅”饭店的地方接待了他。饭店不大但地段很好，人员不多却情长谊深。那天天气好，他心情也好。站在饭店的小二楼上，一眼就能看到满眼青山、盈盈湖水。特别是看到他曾经住过的九区住房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心情还颇为激动。饭后，他坚持不要车送，要与我们几个人一起从雨山湖南门沿南湖公园走过去。这样，他可以更多的欣赏、品味一下马鞍山的湖光山色。
一路上，他不断的感叹马鞍山的变化，不断打听曾经住过的雨山九区那幢小红楼有没有拆迁，还不断询问老作家李黎、老诗人邢开山等人的生活和处境……
也许是感到自己老了，也许是看到曾经的朋友也都在老去。2009年，他又一次回到马鞍山。在雨山湖饭店，他先与文艺界的一些朋友们聚会，后又与曾在马钢车轮轮箍厂一起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事聚餐。自始至终他都沉浸在往日往事的温暖怀旧之中。紧接着，马钢党委宣传部、马钢文联的几位同志又陪着他到曾经工作过的厂里转了一圈。参观的时间虽不长，但将近80岁的人了，毫无倦意、情趣盎然。看到工厂的环境变得如此整洁优美，自然的想到他自己四十多年前曾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发表的歌颂马钢、赞美“江南一枝花”精神的作品《一滴水》。如今，这一滴水早已汇成巨流，奔涌流动，“江南一枝花”也更加花枝招展，根深叶茂了。车子离开轮箍厂时，他还趴在车窗边不停地张望，仿佛要了结他多年的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眷恋。
2010年，肖马虽然没有回到马鞍山，可由他女儿严歌苓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铁梨花》电视剧却火了大江南北。这部乱世佳人式的今古传奇拍得既叫好又叫座，这就使肖马这个逐渐被人淡忘的名字又一次推到观众的面前。
这无疑对他是一种安慰。
这期间，我遇到歌平都要问及他老爸的身体情况，得知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腿脚也不像先前那样灵活方便时，也就想，相见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还是彼此健康的活着。
然而，没想到的是，2009年那个夏天竟成了他与马鞍山新老朋友们最后的告别。
从1964年到2011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肖马曾经在《哨音》中塑造的那位大胆起用新生力量的工段长曹景菘和那两位勇于担当的女行车工赵兰、张秀琴早已退休并已成了古稀老人。然而，哨音依旧。长长的哨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钢与火的撞击中还是扣人心弦、撩人心扉。肖马曾经描述过的《矿山的路》更宽广、更敞亮了，他笔下的电焊工《吕湘岩》和《春水》里的水泵工们也早已实现了操作和工艺流程的现代化。即使是《儿子》里的儿子们也在不断地成长着、成熟着。哨音中的马钢更在不断的迎接挑战、战胜艰难，正呈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得知肖马去世的那天，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也有些复杂。只能在他走向天堂之际草拟了几句小诗，算是寄托我的思念之情。
梦断钢城思无涯，
秋风不觉夕阳斜。
南窗又听《哨音》起，
满城尽说《铁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