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伊迪丝?华顿的代表作《纯真时代》讲述了生活在纽约上层社会主人公阿切尔的爱情悲剧，揭示了20世纪初纽约社会的现实变迁，展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隔阂，尤其是纽约旧贵族对于新贵一代的偏见和排斥。小说主要人物阿切尔艰辛的爱情之路应归咎于社会约束下的个人生活道路选择。本文联系小说的一些主要细节，剖析阿切尔的内心世界，尝试从存在主义视角对阿切尔的选择做慎重的评判。
关键词：《纯真时代》 空虚 剥离 存在
1921年，伊迪丝?华顿得知自己的小说《纯真时代》将被改编为戏剧时，激动万分，并对人物造型提出建议：采用19世纪70年代风格的舞台装饰及英国风格的语言和礼仪，同时，又坚称这部小说不是风俗小说，言辞之谨小慎微令人吃惊，实际上，《纯真时代》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摹写。通过对自己半个世纪生活经验的总结和重构，华顿写作时对社会风俗的审视事无巨细。华顿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我讲的是两个试图辜负生活中某些东西的人的故事，但最终发现那是融在血液里的。”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生活的社会环境，他的每一次越轨需要毅力，更甚者，需要面对惨败。华顿曾经指责现代意识流小说完全借助潜意识的流动获得成果，认为人物的多样化不是潜在思维所能创造的，而是要把人物渗入到现实生活中相似的人和事物当中形成自己的风格。《纯真时代》实践了这种理念，作者对每一个角色意念、情感、身体、经历、语言的描述都可以使我们进入到一个社会群体中，微渺或庞大，都是社会的基石，小说的主题就包含在这些现象中。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和人的纠结，这种纠结延伸到哪里，到什么程度是小说提出的一个问题。小说主人公阿切尔，提出了这种质疑，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把真实的他从传统和训育塑造中拯救出来”。这种坦率的叙述方式证明他的能力有限，即便认识到这些社会现象，他还是坚信真实的自我在某个地方存在。
华顿始终关注当一个人和塑造自己的世界割裂时会发生什么，阿切尔是她试图寻求答案的实验个体。在小说每一章的开头，我们总能读到不动声色的评论，这种评论总是突兀地把我们带入阿切尔的视角：“这些事情掠过阿切尔脑海”，“这是阿切尔自记事以来就了解的事实。”深入阅读，公共的，私密的，个人和社会的界限渐渐消融，纽约人的共识和阿切尔的思想在文本中凸显出来。其实，小说中的阿切尔完全是个绅士，干净整洁，是一个莫衷一是的人物。他在象征性社会秩序中地位稳固：一家之主，庞大家业的法定管理者和谨小慎微的投资者。阿切尔最先出现在一本正经谈论孙子的莱特波来尔先生办公室里，而不是更男性化的场景里，而这些场景与那些想象中的诱惑他的生活是完全背离的。
尽管阿切尔假装追求高尚文化，但他读的书使他对其阶层和两性关系有一定的想法。他“困惑于两性的不同”，并运用历史知识反击妻子梅因；阅读洛塞蒂寻求挚爱，即便他本性并非那么激进。他明白婚姻就是被捕获，他的这一主张贯穿整部小说。阿切尔并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要冲破阶级区别和家庭的囚笼，追求身心自由，他只是被家族话语构建的个体，其生活中每一步都有家族的印记。订婚，结婚，为人父母时，阿切尔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的身份是被规定的：儿子，兄弟，未婚夫，迷恋新娘姿态的男人。即便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不能挣脱，最终因为梅因怀孕而沦陷。阿切尔的身份被其社会角色遮盖而显得更加复杂，作为公司和家族的发言人，他不得不是所有父亲的代表，甚至在听到自己讲“我们的想法”时，怀疑是“莱特波来尔先生的想法”。这种对生活的无奈，自我意志的丧失，是一个代表父权男权的男人的悲哀。他的空虚弥漫整个小说，相比于艾伦等人的遭遇，他的处境更让人唏嘘。
随着故事的推移，阿切尔尝试从这些约束自己的话语中脱离出来。他严厉地驳斥艾伦认为人不可能摆脱社会角色而存在的矛盾观点，其言辞虽然显出立场的坚定，却不能付诸实践。艾伦认为不可能存在新的实体，不可能存在“我们”这样的实体，除非，在一个分裂的、虚构的团体里，除非“他们”不曾相遇，否则，阿切尔永远只是“艾伦?威兰斯卡的侄女的丈夫”，而她只能是“纽兰?阿切尔的妻子的侄女”。艾伦满怀讥讽的血统论把阿切尔牢固地禁锢在纽约的上流社会里。《纯真年代》中的纽约是华顿父母一代生活的纽约，一个被华顿置于历史和神秘世界边缘的地方，就像特洛伊或亚特兰特斯，在这样的社会，阿切尔对于超越阶级和一般社会认同的爱情无能为力，他的无助感力透纸背。阿切尔和其他同族的隔阂在于他尝试构筑自己理想的社会，带着嘲讽观察着这个世界，他的活跃仅表现在内心愤懑上，对于如何改变生活，没有宏伟的规划。他自信满满，但言不由衷。他是个观察者，发现母亲和杰克逊先生大声谈论着阶级的纯洁,小心翼翼地打探着彼此的家族渊源。
对于社会新财富的积累，阿切尔相当困扰，总是纠结在老板和移民之间，时而认为他们才真正拥有这个国家，时而又担心古老贵族阶层的衰落，害怕新财富扩张，实际上阿切尔和梅因一样是纽约上层社会通过自我复制而创造出来的传统纽约贵族成员。纽约的复制代表着《纯真年代》要讲述的一切。在家庭里，孩子长大成为父母的复制品，梅因?阿切尔满足地死去，因为她留下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儿，在更大的公共场合，我们也能看到这种遗风，而这种情况更加剧了社会的排他性，加强了一个不允许玷污的阶级的自我复制。小说开始时，阿切尔给读者展示的纽约是温顺的、四平八稳的城市，在这种温和的注视下，读者会忽略活跃生活的标记，但社会整体是一个高度警觉的、强力运转的体系，有着“无数沉默的眼睛在观察，耐心的耳朵在倾听”，有好处就会生机勃勃，有危险就会有反应，甚至最有限的逾矩也要小心筹划，所以我们看到的阿切尔自始至终是小心翼翼的，家族的凝视始终监督着阿切尔的生活。当阿切尔试图冲破阶级隔阂时，卫兰夫人“高扬的眉毛在责备”，老凯瑟琳的“圆眼睛突然像餐刀一样锐利”，杰克逊先生“不动声色的注视”僵硬得像陷阱，似乎要“在熔炉里抓住阿切尔的脸”，诸如此类束缚着阿切尔。阿切尔感受到的这些威胁表明他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违逆了所处社会阶层的普遍价值观感到不安。艾伦和博福特的出现让他思想上震动，提到艾伦的名字，他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他疑惑“任何时候听到这两个字，他精心建造的世界会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坍塌”。博福特一旦在场，他就“有一种虚空的剥离感和愤怒的焦虑”。无所适从，这就是他的存在，他游离在任何事之外，挣扎着但又矛盾地要逃离那些诱捕他的语言和角色。
在阿切尔的世界，身份取决于社会意识，面对身份挑战的时候，他就开始分离，失去自我的存在。当艾伦问他是否赞同家族的观点时，他在房间里徘徊，瞪着“空洞的眼睛”，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他在家族中失去了声音，“他们说她应该回家的时候从没有说到你认为是这样”，他揣测自己最平常的话在别人眼里也显得“奇怪”。他被人群隔离，就等着被别人捕获，“怪兽”还有“内心的邪恶”开始折磨他。他红着脸，歇斯底里地笑，眨眼，抡拳头，从椅子上跳起来，打开窗户，吓人地瞪着别人表明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完全没有了立场，感觉“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网”，或者“漂浮在天花板和吊灯之间”。这种虚幻的世界暗示着阿切尔内心的空虚，他宁可倒转时光，回到纯真的童年。“纯真”在小说文本中的叙述力量可见一斑，而阿切尔的悲凉心酸令人扼腕。小说中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很多情节就是这些能够集中表现这一主题的细节，华顿把它诗意地称为“心灵历史事件”。阿切尔和艾伦在帕朱家的房子一幕是很好的例子。这是一种表面光华，内部分离的交融，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混合的最好的例子，同时，带着“疏离”和对个人自由的批评。房子本身象征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多层空间，是童话中两个迷失孩子的小屋，是隐私和避护的一个奇异之地，代表着完全拥有。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逃离社会阶层的欲望被圈在这小屋里，他们要穿越历史，在童话世界中相遇。但社会教会一个人怎样感知，如何感知，阿切尔一旦失去社会角色，就失去了自己。小说中的他完全瘫痪，愿望强烈却无法行动。阿切尔不能超越他的阶级思考，艾伦和他的谈话让他“木呆”和“疑惑”，“流着冰冷的眼泪”。他也不能成为博福特先生，因为在被限制的社会功能里,个人选择是被严格控制的，戒除欲望，抵制悖逆，从不检验其他存在方式的可能性，阿切尔一次又一次被整合成有稳定身份的人并且忠于那些已知的模式。博福特先生特立独行，个性丰富，对阿切尔是最强大的诱惑。所有这一切阿切尔是不可获得的，他的“不可期望的身体”让阿切尔和艾伦的每一次相见都显得阴郁，想起艾伦就会想起博福特;情绪激动,神思昏乱时,自己似乎变成了博福特，这样他和艾伦的爱情的罪恶感被放大延展。阿切尔最宏大的抱负是让艾伦看到“博福特真正什么样子，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并开始厌恶”，而其阴暗的愿望是成为博福特那样的人，反抗社会秩序。他鄙夷博福特的同时又渴望成为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另一个“博福特”，小说中关于博福特隐秘的叙述视角预示着真正阿切尔的消失,一个被阶级意识约束的人，无法给予爱情，如艾伦所说：“只有放弃的时候，我才能爱你。”
《纯真年代》的题跋中写道：“每件东西可以标识，每个人却不能标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华顿强烈的人性关怀。小说主人公阿切尔屈从于社会压力，龟缩退让,放弃爱情,是怯弱的范本。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到：“对一个存在主义者而言，当他描写一个懦夫的时候，会指出这个懦夫需负他自己怯懦的责任。他并不是因为有一颗怯懦的心或肺，或者大脑才这样的，他之所以这样乃是他的行为使他成为一个懦夫,并无所谓懦怯的本性，因为造成懦夫的是臣服或退让，一个懦夫乃是由于他的行为所决定，人们模糊地，且恐惧地感觉到的是如我们所说的懦夫之为懦夫乃是一种罪恶。”所以，透过阿切尔的生活，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造就他的社会，其无力抗争使他成为华顿笔下最空虚的主人公，而他的存在方式我们却不能明确地标记为“正确”或者“错误”，正如我们不能标记任何人。他空虚、剥离，但他依然存在，这是无法抹杀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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