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部门表彰 应量化为评选指标 中国商人：首先祝贺您入选2011-2012年度“中国异地商会会长传媒影响力500强排行榜”，这份榜单是中国商人杂志社历时三个多月的数据挖掘和成绩换算，从11100多家商会有效信息中评选出来的。对于此次入选，您本人有何感想？
张世伦：这些年，天津山西商会十分注重通过各种传媒，扩大商会影响力。对于此次入选500强中的前十强，我并不感到意外。
这次评选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它会提高中国异地商会会长对商会传媒影响力、传播商会品牌等工作的关注度和自觉性。同时,评选过程中的数据计算方式基本合理和科学，有一定说服力。对中国商人杂志社历时三个多月的辛苦劳动和工作成效，我十分钦佩。
中国商人：对于您本人的传媒影响力成绩单，你觉得其中的各项数据是否能全面反映你本人的实际情况？
张世伦：我自己的数据和成绩基本反映了本人实际情况。虽然我入选了前十强，没有排到第一，但从中也找出了我对个人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关注不够全面的缺陷。今后，我将在此方面加强努力。
中国商人：就商会会长个人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评价，你认为在以后的类似评选中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评选指标？
张世伦：我认为应增加新的评选指标。比如商会或会长在参选前曾获得过党中央、国务院或者中宣部、中组部、民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以及各地方权威部门表彰的应该占有一定的分值和权重。其中，包括中国商人杂志社这些年评选过的“全国十大民间商会会长”等荣誉也可以考虑作为评选指标，并量化为数据来参评。
比如，前不久，在全国44万多家社会团体，4万多家商会和行业协会中，我们天津山西商会获得国家民政部授予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而且是排名第一，获得了“天津市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先进党组织”、“天津市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称号”。我作为商会会长、书记，去年也曾获得过党中央和天津市委授予的荣誉称号。这些，都是对我们商会加强党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一种肯定。
异地商会受到的这类国家评选的、有权威说服力的表彰典型，从某种角度讲，代表了社会组织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应该说是代表了一种社会影响力，如果作为其中一个评选量化指标，应该根据表彰发布部门的不同级别，在总分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我觉得在今后类似的评选中，凡是获得过不同级别的党和政府权威部门表彰的商会和会长，应该给予一定的加分项。
会长应带头强化商会宣传工作
中国商人：某种程度上来看，商会会长就是商会的品牌和形象代言人，商会会长的传媒影响力，实际上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角度，反映了商会会长在公共关系沟通和社会公众形象建设方面的影响力，这也是各商会领导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商会会长对外的公共关系沟通和形象传播方面，你本人还有哪些未被传媒注意到的想法或者做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张世伦：商会不仅仅是帮助会员企业发财的，或者解决其个性化难题的。在当今的形势下，商会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整合资源、广泛提高会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传媒关注和宣传的重点。
中国商人：近年来，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对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跟公众日常生活联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新媒体环境下，你认为商会会长可以通过哪些自身努力，间接扩大商会的传媒和公众影响力？
张世伦：就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五个方面来加强工作力度。一是要建立和搞好会长的博客（包括微博）等新媒体工具的规范化管理。二是会长要亲自组织商会搞一些对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三是会长要在商会的发展模式创新等方面，多创造一些值得传媒关注和传播的带有突破性的经验。第四，会长和主流媒体应该建立紧密型的互动关系，例如：中国商人杂志长期以来关注民营经济和异地商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一种重要的有益于公众的价值取向。正好跟我们异地商会的发展理念和社会贡献有高度结合点，国内外的异地商会理应跟中国商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双方在民营经济、异地商会创新发展等核心领域就是一种紧密型的合作关系。第五、在商会的传播形式和渠道上应该由原来比较单纯关注传统平面媒体，向把传统媒体与立体化的、形式多样的新媒体有机结合的传播方式转变。
我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商会跟媒体紧密型关系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合作，而不是“合谋”。比如说，我商会的影响力既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从中央、民政部到天津市委、市政府等权威部门的表彰。按道理讲，我们应该是排名最前列的，但在当前的评选指标中，我的排名是第6位。所以说，我们天津山西商会与中国商人杂志社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紧密型合作关系，也只有这样的互动，才能建立一种富有公信力的信息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
中国商人：你认为在共公关系沟通和公众形象建设方面，商会会长如何通过自身行为向社会传递商会的核心价值观？
张世伦：在会长自身的行为传播方面，我认为各家异地商会会长要以身作则，注重和一些国字头的商会、协会以及各地方的优秀商会广泛建立横向联络与合作，不断把本商会的特点和创新经验、做法传播出去，从而推动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商会、协会的整体发展品质和效率。
同时，商会也要在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多做一些公众欢迎、媒体关注的事情，从而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良好形象。
“老乡见老乡，携手奔小康“
中国商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已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异地商会会长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工作跟商会成立初期有哪些比较大的区别？
张世伦：我商会成立十五年以来，前七年可以说就是一个“老乡联谊会“，商会的主要活动内容也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近八年以来，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推动会员企业优势互补、联合发展、抱团打天下上来，形成了一种”老乡见老乡，携手奔小康“的商会工作新局面。
以上两个发展阶段的根本区别是商会工作由个性化服务转变为带有共性的、为全体会员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发挥系统性的组织与推动作用。在商会工作转型发展过程中，我商会的会员也由过去个人会员占90%以上，演变为企业会员占90%以上；企业由过去80%从事传统产业，发展为今天的85%以上都转型跳产到高新技术合量越来越多的现代产业领域。这其中，商会近八年以来所发挥的组织与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商人：异地商会在沟通各地政府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方面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这已经为这些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在这方面工作中，您本人此前主要的贡献是什么？以后还将有哪些作为？
张世伦：我们天津山西商会这几年针对会员企业开展了“四无三提高“活动。”四无“即产品质量无伪劣、安全生产无事故、企业员工无上访、诚信经营无投诉。”三提高“则包括提高会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员工幸福指数、提高会员履行社会责任、关心困难群众的水平。
其中在最后一个“提高“方面，我们商会每年都由会长亲自出面，号召广大会员组织开展一些大型的公益慈善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会员都成为关心公众利益的社会志愿者。近期，我们又捐建了一所希望中学和两所希望小学。同时，在系统总结此前公益活动案例的基础上，建立和建全了会员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长效机制以及长期规划。
之所以我们第三个提高表述为提高会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关心困难群众的“水平“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和数量“，是因为公益事业是一项需要长期规范化、专业化运行的系统工程。其中，既要考虑到会员企业的实际能力和专业背景，也要考虑到困难群体的个性需求。因此，我们天津山西商会希望会员企业的公益行动能够长期化、常态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中国商人：随着异地商会会员增多，规模持续扩大，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似已成为一种趋势。你认为处理好异地总商会与各分会、专业协会之间日常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张世伦：当前，天津山西商会根据会员企业实际需要，先后成立了天津山西商会物流分会等3个专业性与行业性分会，以及天津山西商会晋中分会等3个地域性分会。这6家分会，共有会员企业360多家。商会与分会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各分会会长由会员大会选举、天津山西商会任命产生，各分会的法人代表则由天津山西商会的会长担任。
总商会对各分会的工作重点是规范各分会的制度，做好“能级“（职能和级别）的界定，指导各分会开展活动，帮助分会解决其不能解决的会员企业问题。在财务上，各分会实行独立核算的财务制度，年终要向总商会及会员大会提交当年的财务报告。这样，我们从商会组织制度上确保了各分会可以统一行动，精诚团结而不分裂。
中国商人：就异地商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哪些问题是商会自己可以不断改善的？哪些是需要政府给予更多支持的？
张世伦：常言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动异地商会健康持续发展，除了抓好商会的规范化管理，首要工作是推动会员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为会员企业健康发展是商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因此，天津山西商会近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推动会员企业的转型发展、跨越式发展问题。商会在指导和帮助会员企业向高科技自主创新等现代产业领域转型跳产同时，不断致力于改善会员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管理水平。
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商会可以靠自身力量去推动的和改善的。至于政府方面需要支持的地方，我认为需要尽快制定商会、行业协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身份，给予商会、协会更多进行行业规范的职能和权限。
在此基础上，对于长期以来能够健康持续发展，为所在地及原籍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异地商会，建议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此外，对于一些由政府来推动成本较高而由商会来做成本较低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参考国际上一些社会团体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和机制来尝试一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