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清经常看的是《肉蒲团》《金瓶梅》等，结果沦为阶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也爱看书，他随身带着《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赌术实战108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整个人生（3月19日《人民日报》）。
这的确是一个纠结的时代，一边有人教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另一边又有人强调，书中自有诲淫诲盗，胡长清、马向东沉湎其中最终害人害己。这的确是充满辩证意味的说辞，在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主导下，看书或者不看书，的确是一个问题；而看怎样的书，则似乎关涉到人的命运因果了，似乎稍有不慎，便可误入歧途。
其实，官员乱作为或滥用权力，绝不是因为几本书的原因。如果书籍真的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意识，那么对官员而言，人手一本有关海瑞或包拯的书，就足以让每个官员都成为清正廉明的好官，又何须千方百计防腐呢？
显然，书籍不能主导官员的意识，而是官员在既有意识的主导下，选择性地去看书。胡长清因为生性如此，故而选择去看诲淫的书，而马向东本性爱好赌博，故对赌博书籍痴迷不已。对这些官员而言，并非书改变了人，而是人选择了书。整个过程中，书何其无辜。就如江山被毁，总是美人顶包一般荒谬。
当官员在一次次挑战法律与道德，违法成本很低，获益却异常高时，官员在“恪守本职”与“冒险获利”中，必然选择后者。这其中书籍不是主导，也不是主要因素，如同一些官员写的“情色日记”，权当噱头罢了。真正核心的是，为何权力如此不受约束？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现实环境？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读书与做人，并非完全是由此及彼的命题，每个人都会选择和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书，即便是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也会选择不同的价值吸收。
别把书籍当祸水，祸来自于人，而非书籍。每本书都有其现实的丈量价值，要有罪，也是人的误读。书籍如此，做人亦然，为官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