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问题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本文在对农民收入与支出组成分解的基础上，针对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农民的收入，支出和体制三方面提出对应的解决之道，希望能为农民增收提供一点思路。
[关键词]农民增收；收入；支出；体制
[中囱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98-02
首先要说明的是农民收入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不是因为农民收入绝对数量没有增加而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增加比不上全国人民平均水平。更确切的说是农民的收入增加比不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而城乡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断裂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农民收入问题突出出来。由于农民农村居民家庭收支情况决定了农民的纯收入。所以我们从收入、支出以及决定收人支出的体制机制三方商来探讨农民增收途径，其中收入是重点。
一、收入
附表一所示，农民家庭收入总的来说有四部分构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统计数据显示农民收入中主要的是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尽管在降低但在相当一段预期内还是占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工资性收入在逐年增高。
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这说明农民的收入大部分还是靠农产品的种植和出售来获得，所以对已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决定收入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农产品价格的高低。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现存的分散的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渠道的农民的收入的降低，而由于粮食的战略地位，其价格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这就使得种粮农民特别是在人多地少耕地细碎化现状下不可能依靠粮食种植的缓慢增收来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受自然规律影响相对较小而只靠增加投资便可以无限增产的其他产业带来的增收相抗衡。所以即使国家有针对粮农的各种补贴、免税措施及价格保护政策(而且所有这些加起来也不能弥补粮食种植收入与经济作物种植收入的差额)，粮食种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我要说的是，农民没有担负提供国家战略资源的义务，尽管粮食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全体国民的责任，是国家的义务。要把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事关国家安全的粮食部分由大型国营经营，这样可以促进效率节约劳动力。其余土地由农民根据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有农产品完全(或几乎完全)由市场调节，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会根据市场变化作出理性的决定。2009年的家庭经营收入比上年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增长2.2％，增长放缓，二三产业收入增长10.0％。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经营收入降低以及家庭经营收入中二三产业收入的增长说明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点不再农业上，或者说不在粗放的、细碎化的、低级的农产品种植上，预示着今后农业发展方向的变化，近年来“二高一优产品”、“绿色无公害产品”等的兴起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家庭收入中二三产业收人比重的上升一方面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省了劳动力。也是市场化经济条件下理性人的决策。这为促进农民的非农化，也即所谓的“消灭农民”作出了一定贡献。
与家庭经营收入下降对应的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工资性收入渠道有本地务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本地务工受地区发展条件的限制，在这样的地区，已经具备了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条件，因为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因素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多地少导致的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或城市近郊。由于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已经脱离了农业，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城镇化已经初具规模或有了一定基础，这类地区要想长足发展、促进当地居民收入则主要不是靠转变产业结构而是在二三产业结构内部进行调整，通过资金、技术、人才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即所谓“农民工”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中国二元体制的畸形产物。是农民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国家二元体制的制约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体制机制的完善将会自行消失，但现阶段的任务是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证其务工收人能够及时足额拿到手。并且提高用工环境和工资，他们要的只是不再处于那么不公平的地位。
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很低，说明农民收入渠道单一且增收缓慢。农民除了拥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外，其他的财产性收入几乎没有或者所获无几，所以赋予农民长期稳定有效的承包经营权并完善权能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转移性收入重要来源之一是国家二次分配，在三大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比例农业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以城带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和关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农民获得财产性收人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但不会构成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而且现阶段国家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在发放方式上有待完善。因为没有重点的普惠只是一场毛毛南。我们同样也意识到随着农业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这种政策性收入不会长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关键。
二、支出
决定农民最终纯收入的除了收入以外还有支出。减少支出对于增加农民纯收入同样有重要意义。
根据附表二。占农民支出最主要部分的是生活消费支出，这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的匮乏，而根据附表三，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最主要的是食品、居住、交通通讯类支出。食品消费支出比例的减少一方面说明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农民以农为生的增收方式的失效。由于食品是刚性需求，食品支出必不可少。居住支出是农民支出的重要部分，住宅建设材料价格决定了农民居住支出的多少。茅草变砖瓦的农村建材变化对农民的影响犹如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产生的作用，交通通讯变化亦同此理。家庭经营支出同样主要是以效率和效益均低下的务农收入和工资到市场上与效率和效益均高的二三产业产品交换。所以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至关重要。
即使国家城市倾向性政策取消，市场上农工产品等价交换。甚至变为保护农业农民的政策，由于受自然规律影响不同的产业特性，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现有的产业和产品结构以及人多地少的最大国情，农民收入的相对增加也非常困难。所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是消灭农民。
三、体制
在户籍制度上要取消户籍的政治、经济、社会附加功能统筹城乡发展；财政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更大财权，使其财权与事权匹配以转变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为权力寻租减少空间，在投资结构上要转变倾向性，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粮食国营，剩余农产品则由市场定价；农村金融、信贷恢复初期要扶持，待其成长以后自由发展。
最后，我们要认识到的一个严重问题，“人均”不一定代表农村中大多数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贫富差距扩大，农民出现了分层，一部分高收入农民的收入被平均，提高了全体农民平均收入水平，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而农民收入贫富差距扩大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注：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或据此计算
[参考文献]
[1]陆学艺，陆学艺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2]张晓山，等，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3]蔡?，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李仲生，人口经济学(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5]邓曲恒，教育、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