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取士。姜公辅于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后以进士身份参加制举考试，因对策文章卓异，夺得第一名，成为状元，被授予左拾遗之职。同年又召为翰林学士，仕历之顺速在唐代翰林学士中极为少见。因其才高且具器识，每逢觐见则奏禀详明、多获采纳，深得德宗赏识。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德宗无奈仓皇出逃，就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姜公辅以社稷为重，马前进谏，事见《旧唐书》卷一三八《列传第八十八?姜公辅》载：
朱?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尝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遗国患。臣顷会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
遗憾的是德宗作为最高统治者、最终决策者，并未重视姜公辅的建议，其实姜公辅一再坚持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和自己的看法，事见《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列传第七十七?姜公辅》载：
帝在奉天，有言?反者，请为守备。卢杞曰：“?忠正笃实，奈何言其叛，伤大臣心！请百口保之”……公辅曰：“王者不严羽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诸军。?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姜公辅作为唐德宗身边的高级文秘人员，在大变突起的仓皇时刻，依然思路清晰、临危不惧、虑事缜密，体现了一个合格的文秘人员理应具备的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发挥出了重要的参谋职能。抛开“泾原兵变”的历史因素、历史评价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诸因素不论，单从文秘人员“见事早、反应快、判断准”的职业素养而言，姜公辅的做法无疑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借鉴。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泾原兵变事起京兆尹王?犒劳军队，却给将士们送去粗米饭和菜饼子，导致“众怒，蹴而覆之”，借故哗变。德宗皇帝派出前去安抚的中使又终被杀掉，德宗无奈急“出金帛二十车赐之”也未能控制住混乱的局面。紧急关头“上遣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此时的姜学士正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泾原兵变”的全过程，深入到矛盾中间，了解到大量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信息和资料无疑成为他以后对局势发展正确判断并提出针对措施的重要基础。
判断准确、及时建议。姜公辅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就局势情形做出了准确判断，提出了两条极为重要的可行性建议，一是挟持朱?，迫其随驾巡狩；二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此举固然失之偏颇，可从政局纷乱的情势来看，未必不是一个保持稳定的良策。惜乎德宗自顾不暇，来不及周密思考和统筹安排，终于使朱?走向了叛乱的前台。作为高级文秘人员，姜公辅的分析判断无疑是极为精准的，他预测了事情发展的趋势，也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如果各方面条件成熟的话，有唐一代的历史或可重新改写。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所应肯定和学习的无疑是姜公辅的这种见事早、判断准的优点。
思虑周密、防患未然。“泾原兵变”已经发生，情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可以德宗皇帝和宰相卢杞为首的统治阶级丝毫没有防范意识，甚至认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作为宰辅的卢杞，在自己项上人头朝不保夕的危难之际，不去积极地进行防御部署，而是荒唐地拿身家性命去担保朱?的忠诚，实在是显得幼稚、愚蠢和儿戏。而姜公辅的表现则再次展现了他良好的基本素养。姜公辅不仅看到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而且进一步考虑着如何加强戒备、谋划着如何反败为胜。可以说他快速由文学侍从人员晋位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而肩负起宰相之任，应得益于其考虑问题的联系性和思维方式的全方位等良好的基本素质。
姜公辅这位翰林学士、状元宰相已经如滔滔江水中泛起的一朵夺目的浪花而转瞬逝去，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文秘人员，他身上所具备的职业精神却在历史的画面上得以“定格”，留给后人几许感慨、几许深思……
（作者单位：河南省广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