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31日，辛笛诗歌创作七十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我为此写了发言稿《一棵依然年轻的树》，准备在会上宣读。我的行装都收拾好了，即日就要出发。就是此时，有一个我必须参加的会议突然而至。上海是不能去了。为此我感到遗憾．因为自前年我在上海拜望了辛笛先生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我非常想念他。现在人既不能到会，只好托孙玉石先生把文章带到上海，再由吴思敬先生在会上宣读。
为着写发言稿，我专门去了通县我的藏书处，找出辛笛先生的有关资料。我有两本《手掌集》。一本是1948年在福州购到的，上海星群版。那时我只是一个初中生，为了得到这本薄薄的诗集，我“倾囊而出”，付出了多年积攒的所有的“积蓄”。当时我为辛笛的诗所着迷，我会背诵其中的许多篇章，而且还学着写“辛笛体”的诗。这本诗集陪伴我度过了初中至高中的年月、以及相当长的动荡的军旅生活，行军、训练、海岛、工地、土改和剿匪，它都被装在沉重的背包里。环境艰险，变化多端，《手掌集》居然安然地随着我复员归来。后来我求学北上，这诗集也随着我来到了北京。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它也奇迹般地逃过了“焚书’’的劫难!将近六十年的患难与共，我对《手掌集》珍爱有加，我绝对不容许它离开我了。
另一本《手掌集》是八十年代香港出的，辛笛先生寄赠给我。那时我和辛笛先生还未见过面。从上海由先生亲自封寄的《手掌集》的扉页上，竖行写了如下的赠语：“这是三十多年前所集旧作，本已久不写新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想近年香港书商私自翻印，承友好远道见惠，感到汗颜中又有欣然之意。更不想在拨乱反正的今天，我要重新以无限振奋的心情拿起笔来写诗，这真要深深感谢‘文艺复兴’春天的气息了。为此敢以一册奉请谢冕同志指教。辛笛，一九八 零年六月二十八日”。辛笛先生办事非常认真，在寄书的同一日，还写了一封信――
谢冕同志，恕我冒昧给你写一封信。近来在报刊和杂志上读到你写的好几篇关于 新诗问题的文章，有观点，有分析，适获我心。相信通过诗歌评论之力从今新诗的路子 也可以开拓更宽广一些。另一方面，通过半之、敬容、唐祈诸诗友的来信，也时有提起 你，并以能有机会和你晤谈，看作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我虽然还未能见到你， 但也已分取了这一分喜悦。寄给你一本旧作(解放前“手掌集”)和一些近作，请指 教。此致敬礼。王辛笛。
四十年代的一本，加上八十年代的一本，为着这次先生的作品研讨会，一时都集 中到了我的身边。我是打算亲自到上海向先生祝贺创作七十年的。此行在我心里还藏 着一个愿望，那就是带上伴随了我近六十年的那本《手掌集》，带着当年一个初中学 生对先生的崇敬之情，请先生在扉页上题名留念。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被突如其来的 那个会议打乱了。
既然我无法到上海去，我原也可以像发言稿那样托人带去，请先生签名后，再由 另一人从上海带到温州我们都参加的会上交还给我。但一想到这个辗转复杂的过程， 我害怕了。这本诗集在我是无价的宝贝，因为它记载着我生命的一段难忘的经历，而 且在极艰难的境遇中一直不离不弃地伴随着我。而在他人，就会是极普通的一本书， 极普通的一件事，他肯定不会像我这般在意。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在这个复杂的 过程里有了闪失，那该是怎样严重的后果啊!我不敢往下想了。为安全起见，我放弃了 托人带去代请签名的想法。我想，机会会有的，到那时，我会郑重地请先生为这本书签 名。
上海的会开过于。孙玉石先生将我的发言稿带到上海，并由吴思敬先生在会上宣 读，一切都非常顺利，而我的那本《手掌集》却滞留在北京的寓所里。会议召开的前些 日子，辛笛先生的夫人不幸去世，先生带着伤痛到会。先生已九十高龄，但精神尚健 好。我们都暗暗祝祷这位“九叶”中最年长的一叶，永远如一棵年轻的树。而在我，更 是期待着有一日带着那本《手掌集》，重访上海南京路先生府上，看着先生戴上他的 老花镜，为我写下“辛笛”两个字。
我怀着这样的愿望，来到了新的一年。直至收到先生的讣告：2004年1月8日上午9时20分，先生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中国诗歌史的上空，一个明亮的星陨落了，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可是在我，在1948年那本经历了无数劫难幸存下来的《手掌集》的扉页上，却是留下永远的空白!天老地荒，永远不会有人为我题写他的名字了，这是怎样的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