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显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本质没变，泥土还是泥土，不是在大地；山峦还是山峦，不是高山；水还是水，不叫大水……我觉得我的诗是记忆的产物，记忆的可靠性使其始终弥漫着乡愁与悲悯、敬畏与体温。
从四岁左右开始，我就一直跟着村里的一个盲人，唱《柳荫记》《蟒蛇记》等唱本，到升了高中，进县城寄读才终止。盲人拉着二胡，我在旁边张着嘴，童音老调，满脸通红地大唱。读高中子，同学们都在为英语、数、理、化挑灯夜战，我却依然中了邪似的抄唱本，或收集民歌、俚谣。我天生没什么大志向，很少为自己的前程犯愁。别人都觉得生在农村，是农民的子女，一辈子都得与土地纠缠，这是绝不能忍受的，我尽管也不希望自己一生当农民，却抱着能上大学就上，不能上就回家种地的态度，没有一条道路是惟一的，考不上大学并非世界末日。
我对乡村生活始终充满迷恋。为此，我一直认为，我的诗歌创作无非是年少时那些唱本的延续，特别是唱本的叙事性、韵律和直白而又生动的文风，毋需纠正地为我设定了我自认为不错的创作框架。凡事都可以写得动听些，我所推崇的诗歌，是那些可以唱的，唱出来能让人的身体发生快感的诗歌。以至于在刚刚试探着写诗的那些年，我甚至把自己创作的一大批民歌当成诗歌，它们透明、单纯、直接，有限的修辞，出自本能。后来，我的写作显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本质没变，泥土还是泥土，不是大地；山峦还是山峦，不是高山；水还是水，不叫大水……
我知道变化一直在继续，也觉察到时光美学的一再提速，也目睹了圈内血沫乱飞的论战和一场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暴动，但我真的不感兴趣。也许，对一些诗人来说，诗歌的道路是不停地向外，每一眼毛孔上都安着一把锋利的刀，如万锥脱颖；可对我而言，如果是蚕，我更乐意把破了的茧一一补好。我有我的世界，我已经走得够远了，干得够离谱的了，到回去的时候了。云南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对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作为汉族诗人，或许是该追求世界性，可作为一个拉祜族或怒族诗人，他的责任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歌唱，使用了这么多年的汉语，猛一转身，才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听众。本民族的人觉得自己洋腔洋调，汉族人又觉得自己土得掉渣儿。
当然，用任何一种语言，或者用任何一种腔调，都不排除成为不朽诗人的可能，但有一点我一直很警惕――我使用的诗歌材料，是否适合我的嘴唇、舌头、喉咙和胸腔，我的声音是否是人的声音。如果一切都处于反面，我宁可闭上嘴巴，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醉酒、游荡、发呆，决不把自己当诗人。我为自己是一个诗人而感到荣耀，不管在什么场合，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诗人身份。诗人是干什么的?写诗的。所以，在昆明，好多人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写诗。”我之所以如此，没有反抗什么的意思，纯粹是为了说真话，保持诗人的本质。
最后想说的是，关于诗歌传承，我觉得我的诗是记忆的产物，记忆的可靠性使其始终弥漫着乡愁与悲悯、敬畏与体温。与一棵树相爱，拥有飞鸟的地图，心存时光的邮票，或许这些已远非唱本和民歌的品质，却是一脉相承的想象元素，为我所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