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深层意蕴来讲，解放区文学身体叙事中所呈现的明显的去身体化倾向彰显的是革命伦理的献身精神。在这种美好的献身之中，个体的身体意识被革命伦理的规范所悬搁，并自觉遵从于更为宽泛的以民族利益、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革命伦理价值。这种摒弃个体身体意识而张扬革命伦理献身精神的叙事成为解放区文学叙事的一个景观。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 身体叙事 革命伦理 献身
革命伦理提倡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强调把民族利益、革命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是整合社会资源，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精神手段。因而，有学者就认为，“‘革命伦理’也可称为‘献身伦理’，个体的身体成为‘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祭坛上的牺牲，成为实现‘伟大的历史意志’的工具，是要‘献出去’的东西。”①
任何革命都需要身体的支持与身体的消灭、改造。从语义上来看，革命本身就有着身体的意味，即“革”某某的“命”。因此，在革命中身体的死亡与消灭就合乎常理了。以此作为审视视角，可以说在解放区文学的身体叙事中所呈现的明显的去身体化倾向，彰显的便是革命伦理的献身精神。在这种献身之中，个体的身体意识被革命伦理的规范所悬搁，并自觉遵从于更为宽泛的以民族利益、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革命伦理价值。因而，“肝胆人前大丈夫，莫讶头颅轻一掷”，这种摒弃个体身体意识而张扬革命伦理献身精神的叙事成为解放区文学叙事的一个景观。《碑》（胡正）中妇救会干部凌前英在深入游击区做群众工作时不幸遇到敌人的搜捕。为避免敌人对群众的伤害，凌前英不顾自己的安危，先帮助群众转移，然后与敌人周旋，在陷入日军包围后，又借机夺枪打死了敌人，在子弹打尽又无退路的情况下，跳进了滚滚的汾河之中，以身殉国。蔡其矫的诗歌《肉搏》中的八路军战士在和日本军曹拼刺刀时，双方的刺刀同时刺入对方的胸膛，因战士的刺刀没有敌兵的长，所以战栗的敌兵并未致命倒下，“我们勇士没时间思索，有的是决心，/他猛力把胸膛往前一挺，让敌人的刺刀穿过脊梁，/勇士的刺刀同时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膛”，为了消灭敌人，他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身躯。在这里，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人民洒血捍土的气概，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之中高扬，并将革命伦理的献身精神演绎得荡气回肠。《血染潍河》（董均伦）中的梁小文父子；《母与子》（韦明）中的王敏等等都是以身体的献呈祭奠了崇高的革命事业。通观这些文本，可以发现革命者在为革命献出自己的身体时，没有丝毫的犹豫与动摇，仿佛身体并不是自己的，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没有表现出退缩的念头。他们牵挂的是革命根据地血肉相依的群众，留恋的是祖国的壮伟山河、同志们的笑谈和高亢的歌声，这是何等的决绝与豪迈！面对三十岁就守寡，在悠长苦痛的年日里含辛茹苦将自己拉扯成人的母亲，王敏也只叫了一声“妈妈”就毅然放开了手，没有第二句话，不知他可否想到他死去之后妈妈将如何生活下去，她的明天在那里。或许，这就不应该是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勇士所应想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但这却是革命伦理的逻辑。
显然，身体在这里已不再是单纯的生命个体的附依，而已被政治化、革命化，成为民族国家存亡的祭品。因此，身体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现实，它作为生命本体无论是从内在还是外在的向度都受制于革命伦理的制约。对于身体的外在向度而言，福科就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②。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伦理成为无形的权力力量，身体自然也成为其宰制的对象，并且必须服从于集体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因而，在成为革命中的一员的同时，革命者也已将自己的身体与革命紧紧地附依在一起，时刻准备着以自己的身体换取革命的胜利。这里，“个体生命的价值并不是作为生命本身的价值而提出，而只是社会宏大价值理念的依附，革命家们所建构出来的理想主义价值图景不过是这种价值路向的延续。宏大的伦理主题的牵引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基本价值导向，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让位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社会宏大伦理叙事。革命伦理教化强调个体生命对革命、历史宏大价值的无条件认同和投入，以革命、集体、人民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伦理教化遮蔽了革命中的个体的个性化身份，每个人都是作为革命的一分子之身份而存在，个体存在的价值也是以革命作为依归……”③由此，在革命伦理的教化之下，革命者将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献给革命伦理的宏大价值理念也就自然而然了。《“我这里还有一挺”》（莫耶）中的史根和，由于发疟疾，当他所在的连队出发参加战斗时被独自留在了老乡家里。后来鬼子进村后抓住了体力不支的他。但他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这是光荣的！于是他拿定了主意――能跑就跑，跑不了就死！关于八路军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说！”幸运的是日军中一个看门的老头将他解救，他还扛回了一挺轻机枪，一支三八枪。④《鞋》（苗培时）中的石秋明也是由于发了一场疟疾，但他刚刚好了没几天，身上还软绵绵的，走路都打晃儿。可是当团长派他到内邱车站去侦察敌情，问他身体能不能支持而且说非常危险时，石秋明却坚决地说：“任啥危险我都不怕！为了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⑤《老营长》（立高）中的小王，上级根据工作需要要调他到团部去，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愿意下连队。下连队虽有牺牲的危险，可他不怕。而且在战斗中他时刻将革命任务放在首位，对他来说“死倒没什么，可是，这算什么呢？任务还没完成……”⑥另外，老营长挂过七次花，腿也残废了，但他还是不愿到后方去。由此可见，不畏牺牲，在革命斗争中自觉甚至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对革命者来说不但不令其畏惧，反而让人感到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革命发生在现在……同时应该指出是革命不知道现在，也不拥有现在，革命完全指向过去和未来的……”“现在被完全看做是手段，未来则完全被看做是目的。”⑦因而，尽管革命伦理将个人的身体作为革命宏伟进程中的必然祭品，但由于它指向的未来是自由的，因此为革命而献身也成为美好的。《纪念》（周立波）中的革命者小柳最后那句话可以说代表了革命者共同的心声：“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是最愉快的事情。”⑧由此可以看到，在革命者献身的背后是革命的美好未来在召唤着他们。故而，对他们而言，身体的献出已不再仅仅属于现实世界，而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可将这个理想的境界称之为革命的理想乌托邦。革命的理想乌托邦是与革命伦理的教化功能相连接的。无产阶级革命伦理倡导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伦理要求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条件服从和无私奉献，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集体行动，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这种伦理信念为革命的成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并以此为中国革命寻求伦理精神的内在支持，其理想蓝图也进而成为革命者共同具有的人格要求。因此，“革命”的乌托邦成为革命伦理教化中的重要内涵。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发挥对现存秩序进行猛烈批判和颠覆的巨大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了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世界的乌托邦理想。正如上述别尔嘉耶夫所言，对于革命的形而上学而言，革命发生在现在，但革命不拥有现在，革命的意义在于指向过去和未来。因此，解放区作家对革命伦理的献身叙事，也即是在文学叙事中展开的对革命美好未来的乌托邦畅想。
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中将乌托邦划分为四种类别：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成为贯穿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它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分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前是该思想体系在中国的萌芽和形成时期，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成功，它以激进的方式展开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想象。而且，这种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想象的乌托邦冲动不是在空间的形式上展开而是在时间的进程中展开的。⑨由于革命是以指向理想未来为其价值目标的，从时间的向度来看，未来理想的实现是在时间的线性发展过程中完成的。因而，我个人认为，解放区文学叙事中革命者英勇献身的壮举即是在革命的线性进程中展开的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遐想的文学修辞。
而且，为了彰显为革命献身即会有美好未来的必然来临，解放区文学在叙事结构上常常使用大团圆的方式，这可以说是解放区文学常见的叙事结构。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以重新编码的方式重述历史事件，形成两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和末世或启示录式的历史。所谓决定论的历史，就是当历史学家以时间顺序和句法顺序重新排列一系列事件时，赋予某些事件以优势地位，使之成为解释整个系列的原因或是作为该故事情节结构的象征而获得阐释力量，这样，原初事件就被施以在整个系列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地位，卢梭在《第二话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的历史施加情节就是如此。所谓末世或启示录式的历史，是把系列中最后的事件施加以最终完整的阐释力量，如基督教关于耶稣来世说以及所有理想主义的历史等。⑩从文本的叙事结构来看，可以说解放区作家对革命故事的叙述是用启示录式的历史叙事观对革命所作的乌托邦式的浪漫想象。通观解放区文学叙事的结局，这种叙事结构总体来看存在着一个共通之处，即是开始时无论矛盾多么复杂、革命斗争多么残酷激烈，但最后的结局通常都是矛盾得以化解，革命进程中的艰难险阻终被消除与克服，正义得到伸张，光明欢乐的美好前景取代了黑暗痛苦的旧日子。尽管其中的革命者有些并未真正牺牲，但他们都立志时刻献身。以《杜大嫂》（陈登科）为例，小说叙事从杜大嫂的丈夫杜学华参加民兵，为秘密做了农会会长而被鬼子抓去绞死的父亲报仇起始。不久，盱眙被中央军占领并已奔向坝桥，杜学华不得不抛妻离母深夜逃走，杜大嫂也只有带着两个孩子四处躲藏，在睡梦中她都渴望丈夫能够回来，全家团聚。后来，在敌人的搜捕当中杜大嫂被捕关进了敌人的监牢，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其交出丈夫。杜大嫂一度昏死过去，但宁死不屈。后来杜大嫂明白了只有反抗才能生存的道理，并成为了反抗队伍的领头人。在她的带领下，这支队伍勇敢地与敌人斗争，在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直奔两淮后又积极活动，配合主力追捕敌人。而她的丈夫杜学华就在反抗的大军里。最后，杜大嫂和丈夫、两个孩子幸福地团圆了。可以看到，尽管杜大嫂历尽了艰难曲折，几欲被敌人或家庭灾难折磨而死，但她最终坚强地挺了过来，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和一家人的团聚。显然，小说在叙事中添加了理想的成分。杜大嫂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如果说她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不供出她的丈夫还有可信之处的话（这体现出了传统妇德），但她只凭内心的仇恨以及反抗的勇气就能够拉起一支队伍而且英勇善战就有理念预设的成分在里面了。至于结尾，杜大嫂一家最终团圆在一起自然也是这种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在解放区文学叙事中，大多数作品都以对革命献身精神的张扬而呈现出革命乌托邦的遐想以及革命伦理的规约。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革命文学即延续了解放区时期对革命的激情和乌托邦遐想。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革命伦理的乌托邦教化力量，即革命斗争虽要历经种种困难与艰险，但为革命而献身的壮举最终会迎来光明的前景，通达一个美好的境地。因而，在光明未来的召唤下，革命者为革命献身（也包括立志献身）自然也成为美好的了。
① 陶东风、罗靖：《身体叙事：前先锋、先锋、后先锋》，《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② [法]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5页。
③ 刘铁芳：《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④ 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四），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6页。
⑤ 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三），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4页。
⑥ 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一），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
⑦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229页。
⑧ 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6页。
⑨ 周黎燕：《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打印稿），第92页。
⑩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FWX0
22）、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09GGJS―116）阶段性成果
作 者：孙红震，文学博士，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