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战时期的“民族”价值理念追求之下，沙汀川西北地域小说原有讽刺与暴露方式的意义得到再度确认。沙汀期望通过对川西北底层社会的开掘，在阶级批判的切入下，展望一个新生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族”――这是一种典型的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民族观。可反思与追问的是，在“沙汀式”小说的精密社会结构分析下的土豪劣绅的疯狂表演之外，是否还有全民族共同抗战正面价值建构的可能，是否还有某种超越阶级性的“民族”价值建构的可能。
关键词：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地域小说；沙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不同政治倾向政党派别合作的结果。反映到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上，则是在相关文学作品之中，不同政治集团的价值理念体现得非常明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空前政治化的氛围已弥漫文坛，革命的左翼文学思潮渐已取得主流的局面。可举一个实例，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一夜“觉醒”，纷纷为昔日的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平反，而探究抗战时期造成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不能不让人想到当年左翼阵营的“激烈”，或许是有意的“误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左翼文艺思潮的真实存在及其具有的“能量”。
有必要提及逄增玉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左翼知识分子并非独立的民间的文人集团而是具有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组织化的集团，是志在革命夺权的政党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在此视野之下，我们想探究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问题，即左翼文学如何理解抗日战争，如何理解不同于解放区的大后方政治与社会，如何在抗战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与既有的革命文学传统衔接并作时代的发展。说得更为直白一些，就是以阶级性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左翼文学，一向以底层书写为己任，在其阶级性的建构之下，不懈追求与争取社会的公正，那么它如何“转换”来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超阶级”的全民族抗战的文学逻辑。在其中，我们相信核心的内容是有关对阶级与民族关系的处理，二者是对立的，是重合的，还是可以通过某些渠道来作“妥协”――这无疑是理解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所亟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此视野之下，让我们具体来探讨一位左翼作家创作的深层价值与逻辑的建构。在抗战时期，左翼作家沙汀的川西北地域小说创作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其有关大后方底层社会的文学内容，对川西北乡镇的深度开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这使得我们能以此为契机，再一次认识沙汀的现代地域小说创作，进而分析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问题。
面对抗战时期沙汀大后方的川西北小说的“地域”建构，及其所包含的深层价值理念，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阐释模式，或许仅能“勉强”算是切入研究的一个视角、一个侧面。因为，所谓“地域文化”的内涵只是试图揭示区域历时性文化积淀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应该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在一种交错的现代语境考察中，判断地域文化的经验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复杂构成，以及如何被认定与表述，如何在共时性互动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及其意义，从而对研究对象有一种浑融的把握，以形成一种开放的研究格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沙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川西北题材小说被公认为典型的地域作品，代表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域意义显现的主流情况：作家通过地域的题材，将地域生活的场面、风俗、习惯、细节等作为表现的对象，用所谓的“地方色彩”、“乡土情调”装饰、点缀作品。从而提高作品的艺术性。很明显，沙汀是将其川西北乡镇的地域书写的意义生成，建立于左联时期以阶级性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追求之上的，最终形成地域书写的宏大意义。具体说，作为中国现代地域文学的典型代表，沙汀一方面固然是巴蜀地域的优秀表现者，另一方面沙汀的创作也是以左翼阶级斗争的架构反观巴蜀大地的生存，其阶级眼光带来了对地域现实情形似乎亳不动情的批判。巴蜀地域与文化的内容并未在沙汀小说中以正面独立的形象得到褒扬或阐发，而是在主流阶级意识的观照下确立其意义的。于是，从沙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西北的小说风情画卷中，我们读到了时代“巴蜀文化”的若干“现代性”意义：基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建构；有着因“前现代”判断而认定乡土社会结构之中生活状态与精神心态为病态的看法；也有着对乡土社会明显的改造愿望。
有必要说明，沙汀川西北题材小说的这一“地域”意义的生成，在抗战之前的左联时期就业已完成。沙汀寻找自己的小说方式，有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直到1935年，沙汀因母丧，从上海回到四川家乡，当走出上海左翼文坛亢奋而突进的文学环境，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特别是因为红军长征路过附近，半年多来国民党各种“剿赤”部队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目睹着一个充满人间悲剧的社会，这为自己的现代意识与地域体验在小说中找到契合点――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满足了创作突变后避免印象化的艺术追求。如《在祠堂里》中的连长，《代理县长》中的县长，《干渣》中“我”等。沙汀在封闭、阴郁、历史停滞的地域环境中讲述着巴蜀特有的带泪带血的故事，嘲弄着巴蜀特有的又辣又恶的人物，此时在整体阶级性的框架下，地域不仅作为背景的存在，在场景、人物深层心理乃至语言、具体技巧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能够深刻感受到地域的指认性及其超越：川西北小城镇的描绘，漠然、麻木畸形灵魂的呈现，暴力统治残酷的刻画，无一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文学的地域”之中包含着时代历史的充沛内容。
可以认定的是，沙汀在抗战时期的创作是这一既有整体逻辑的继续发展，具有内在高度的同一性，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小说方式，展现的也是大致相仿的小说世界。在抗战时期，在社会不断的剧变之中，沙汀的川西北地域小说为什么还能够保持着一致的眼光?它经历了怎样的对大后方描绘的思想变化与塑造?我们不妨引用沙汀的自道：
自然。从整个国家民族说，人民渴望的神圣的战
争，总算是揭幕了，所以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各地有着差异，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说没有新的事
物产生的。比如一些有关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
家的或民众的组织。而许多人顶着新头衔扰攘了。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
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
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
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
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
于是我问我自己，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写出来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
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
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
步，那将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
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
乎情理以外的幻想。 这些文字清晰地表明了沙汀的信念，以及在新的“民族”价值观念之下，原有讽刺与暴露的小说方式的意义再度被确认的思路。他正是期望通过具体的社会底层的不断发展而不是在表面条文显现之上，在其一贯阶级批判性的社会切入方式中，展望一个新生而不是抽象意义层面上的“民族”。基于被压迫者的立场，沙汀立足于地域的现实情形，呼吁一种真正的社会正义与进步，充满了左翼文学所特有的社会与人生的理想追求，在切实努力之中达到“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在这里，“阶级”与“民族”的关系得以理顺，进而在沙汀小说中展现出一种典型的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逻辑，并直接规定了其小说创作的内在理路与面貌。如果再略微拓展视野，这一在“阶级／民族”视野之下典型的抗战时期左翼文学的逻辑思路，还可以解释诸如张天翼“华威先生”争论等一系列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左翼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深层价值蕴涵与构成。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移到我们所关心的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书写，它在沙汀小说世界的整体价值建构之中，如何得以表现，它真如沙汀在观念表述上那般清晰而毫无纠葛之处吗?
在沙汀阶级性的大后方地域审视之上，抗战为沙汀地域小说的大后方川西北书写增加了一种新的背景，一种绝对的“本质价值”。最让人难忘的是，在沙汀作品中这些张力的纠合在“地域”书写之中，形成了非常特别的冷峻眼光，让人感到一种不动声色的真正反讽力量。例如：“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展，便是一般穷乡僻壤的民众，也都把他们的眼睛睁开来了。他们看见了死亡、流血和轰炸，而且为着种种幻想的恐怖发愁，于是愚生先生毫不费力地成立了本县的防空协会。”(《防空》)“这时是一九三八年冬季。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已经半下午了。镇上的情形和往常一样，聋张大娘依然一面纺着棉花，一面守着自己麻糖花生摊子；永兴号的胖老板则是在长声地哼唱着圣谕书。茶馆的人物也无改变，永远是那一批角色，一切似乎都与神圣的民族战争无关。”(《磁力》)“正如太阳的大公无私一样，抗战把一切都推动着前进了。而那速度，用句乡下人的话说，便是套起草鞋也赶不上的。因此，白酱丹从城里凯旋归来那个日子，虽然在人们记忆里还是那么新鲜，其间的变动，却颇相当于我们祖父辈一生的经历。”(《淘金记》)
这无疑是由沙汀心灵所穿越与主体化的“地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个人时代体验。抗战本身似乎成为了现实的抽象反面，那些触目惊心的停滞的地域现状似乎抽空了抗战的内涵――“神圣”。在“阶级／民族”的框架结构之中，二者关系是紧张而充满张力的，前者是多么的虚无缥缈，而后者又是多么的现实与无比沉重，后者最终必然地稀释与瓦解了前者。
于是，我们看到沙汀写就了抗战时期川西北地域发生的大量“底面不符”的事件。沙汀似乎把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的一切问题都看透了，并在其作品中拒绝外部价值观念对抗战时期大后方一个闭塞地域的强行进入：当“抗日”成为没有现实基础的价值存在，在大后方的现实境遇之中它完全可能转化为有利于统治者的手段，或者为形形色色别有用心而悲喜剧交加的人们所无耻利用。以《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中的人物“煤油筒子”为例，其放映电影的动机是：“他组织影戏团，不用说也是借口宣传抗战，不是为了法币。他的打算来自一个朋友的一副已被视同废物的小型的放映机。接着他又发觉，便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川剧班子的演出，竟也拥挤不通，他便立刻把他的打算变成了行动。他堂哉皇哉地用抗战与文化的名义借来了那部机器，搬到成都去修理了一番，同一两家电影院订了合同，雇来一名助手。现在算是正正经经把生意打开了。”可再看“煤油筒子”在放映前的“致辞”：“单是往来成都这笔路费，就把人脑顶皮都整痛了!还不说天天要跑警报。这都不过为了要让大家开开眼界，对国家民族尽一点力。总之，我们绝不是做生意。要想发财，那我早就走黑色路线去了!”
由对沙汀川西北地域小说之中的抗战时期大后方书写的洞见，我们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观察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其他重要内容。这即是，在这一左翼文学观念之中，明确包含作家的政治观念乃至党派观念，体现出一种清晰而坚定的立场。那么沙汀抗战时期川西北地域小说的大后方书写――在左翼文学积极介入现实的文学功用观念与信奉“反映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之下，究竟能在怎么样的层面概括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真实情形，沙汀的地域书写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整个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现实情形。
再来看沙汀的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创作情形。沙汀忆及《在其香居茶馆里》写作的动因，是当时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事件：
那是一九四○年，我在重庆，当时全国文协常常开
晚会(后来国名党特务捣乱，停下来了)，有一次，我主
持会，有听众递条子说：乡下拉壮丁，闹得乌烟瘴气，作
家们为什么不揭露?的确，那时在大街上我也见过国
民党军队拉壮丁，有时甚至假称“送电报”把门叫开，
或者假借招考学生为名拉壮丁。听众一提，我觉得真
应该写。但是，怎么写呢?问题的解决是调动地域的经验，“生活”在小说写作中的出现：
当然，刑幺吵吵、联保主任、陈新老爷之流，还是平
常早已熟悉的人物。也只有平常积累得多，当其发现
最有本质特质的事物时，才能起到“点火”的作用，把
许多零散的东西联成一个整体。可见生活的日积月
累、点点滴滴的东西，非常重要。现炒现卖不是长久之
计。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关心生活、研究生活。
一方面，政治指向的社会内容整合了地域经验，使其“本质”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地域经验使得政治指向的社会内容具象化，显现出文学肌肤的质地，凸显出某种特定指向的“生活”。
我们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在相当程度上，集沙汀小说艺术成就的大成――横截面的短篇小说艺术精粹而富有力度，洋溢着一种沙汀式特有的政治与世态讽刺的氛围。同时，这一篇小说之所以能够经典化而成为沙汀小说的代表作，却不能不探究回到其本身的浓重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此的解读是基于其阶级性内涵的“层层升华”，即是认为该小说揭露国民党的兵役制度，最后是沦为大后方“抓壮丁”的闹剧，进而反映国统区的那个黑暗深重的社会与时代。
我们不禁会问到，《在其香居茶馆里》当然揭露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某种现实的情形，但是否就可以由此提升到全面反映大后方以及抗日正面战场的“兵役”制度主要面貌的高度。在那种“沙汀式”小说的精密底层社会结构分析下的土豪劣绅的疯狂表演之外，我们不禁会问到，是否还有全民族共同抗战正面的价值建构，是否还有某种超越阶级性的“民族”价值追求的可能。以《在其香居茶馆里》为代表的一系列沙汀的川西北地域小说，是否能够正面表明在抗战时期四川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卓绝，在人力、物力等诸多方面为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极为重大而又不容抹杀的贡献与牺牲。类似逻辑之下的抗战时期左翼文学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塑造了我们对抗战时期大后方面貌的基本认识与理解，我们是否应予以相当的反思与突破。
由以上对沙汀抗战时期川西北地域小说及其大后方书写的分析，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窥豹于抗战时期左翼文学大后方书写的逻辑。我们最终想表明的是，在当下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应如何去看待既有的抗战时期左翼文学的大后方书写――它积淀了太多的政治意识的内容。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回到历史的场景，尽力正面去理解他们的立场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更为宽阔的人文立场之下，真正面对包括左翼在内的既有的抗战文学创作资源。因为，我们相信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书写将会被一代又―代的中国作家延续下去。
注释：
①逢增玉：《左翼文学研究冷热现象的审视与反思》，《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②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③④沙汀：《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在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第144页。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YW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