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杨敬年精确地规划着时间。他每天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那年出生，至2012年已经104周岁了。 可他至今仍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他谢绝欣赏老年报和《夕阳红》等电视栏目。“我觉得同我没有关系”，他说。
百岁之年，杨敬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成为罕见的畅销书。
杨敬年这样争分夺秒，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牛津博士学位一钱不值，坐了经济系资料室的冷板凳。等到1979年平反，他已71岁。他用毛主席的话平衡心态。主席说“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杨敬年甚至自认为算是幸运者，能留在资料室做学术工作。在自传里，杨敬年以平缓的口吻叙述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却找不到表达怨恨愤懑的只言片语。
他也设想过，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他总结说，“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