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玲 1932年生，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宣传科副科长，文学编辑室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1975年至1981年担任《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责任编辑。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任《青年文学》主编。1987年任《中华儿女》主编，同年评为编审；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话说》《岁月传真》等百万余字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
姚老定居北京后，外出的次数有限，就是在这有限的几次外出中，不论环境多好，他都没有放弃写作，在东湖宾馆他住了近一个月，却没有休息，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拟写第五卷的详细提纲。
“姚雪垠成功了！《李自成》成功了！但姚雪垠几十年的难苦行程，在国外却很少人知道……那年（指1957 年）他受到批判，被划成‘极右派’分子，但他没有倒下去，以高超的胆识，惊人的毅力，艰苦的努力，不顾一切困难，研究李自成，考虑李自成，写李自成。现在，他是中国最畅销、最受欢迎、最受重视的《李自成》的作家，仅仅他本人这个故事，就叫人很兴奋，很感动。”
1999 年姚雪垠终于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重病中写下的“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的殷切期望。……从近十年来《李自成》一至五卷不断地被北京和外地的出版社重印的情况来看，《李自成》是建国六十年来受到中外读者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其地位十分显赫的一部作品。
出于战略考虑先难后易
《李自成》第三卷出版后，湖北省委邀请姚老回武汉小住，实际上是让姚老休息一段时间。姚老于1981 年10 月离京，在武汉东湖宾馆安顿下来以后，根本没有考虑休息，依然是凌晨三时起床，整日埋头在《李自成》的创作之中。他在1981 年10 月17 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回武汉后，住东湖宾馆二号楼，这是一座两层小楼，四周林木茂密，面对湖山，十分幽静。我住在二楼，一楼住一位服务员。因环境极其幽静，林间只有小鸟叫声，与其他大楼距离尚远，与大门距离更远，大门口有卫兵，一般人进来麻烦，所以颇利工作。我决定在此多住些日子，十二月中旬返京，争取将五卷录音完成大半，回京后再费一二个月时间，全部完成，这将是一件大事。第五卷集中写大悲剧，很紧凑，可能有四十万字左右。
姚老定居北京后，外出的次数有限，就是在这有限的几次外出中，不论环境多好，他都没有放弃写作，在东湖宾馆他住了近一个月，却没有休息，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拟写第五卷的详细提纲。
姚老拟写的提纲我见过，相当费时费力，他是把一卷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又分成若干章，每章又分成若干节，然后把故事的发生发展、人物的活动贯穿其中，所以每节、每章、每个单元他都考虑得很具体。提纲不仅包括时间、地点、出场人物、情节故事，而且还包括重要的人物对话、人物动作、细节运用，乃至晴、雨、风、雪、日、夜等时间和景致的描绘，这样的提纲是颇费心思的，是进入角色前的一次重要的酝酿，所以他看着提纲自说自录时，就完全进入小说世界中去了。然后，他把录音带交给助手去整理成文字，再由他本人充实修改、加工润色，最后定稿。
姚老是个唯物主义者，尽管他当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但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先把重点单元写完，回过头来再写一般单元，从战略上考虑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重要举措。现在看来，姚老的考虑完全正确，实际上完成了这些单元，也就完成了李自成领导的这场农民大起义从高峰跌进深渊，从胜利走向溃败、走向败亡的全部进程。
姚雪垠细谈李自成的成败
姚老早在动笔写《李自成》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首先考虑和解决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又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这是我写这部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倘若这个问题心中无数，这部小说就没法动笔去写。倘若对这个问题认识错了，小说就会全部失败。” 由此可见四、五两卷的重要性。然而要写好李自成的失败又谈何容易！
对于李自成的失败，姚老的认识也是在创作中不断深入，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姚老说：李自成进了北京，仅一个多月时间，便从胜利的顶峰摔了下来，连吃败仗，时间不长，事业全毁，第二年的五月便牺牲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成了一位大悲剧的主角。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他迅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边有远因，也有近果，原来隐蔽在胜利背后的隐患和隐忧，此刻迅速浮出水面；也有在关键时刻李自成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凸显出来，导致失败的因素迅速发展而难以控制的复杂性。然而失败的结局也并非不可改变和避免，倘若李自成及时发现致败的因素，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加以弥补和扭转，也许可以缓解，甚至扭转败局，改变最终的结局。然而历史的局限性和客观的严峻形势，是李自成这样的农民领袖很难、很难发现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很难克服其自身上的消极因素，实际上从他纵横中原，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失败的因素就已悄悄地跟随着他的脚印同步向前发展，把这一点认识明白，分析透彻，对李自成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发展和最后的悲剧结局，也就不觉得突然了。
对李自成的失败，姚老谈得最多的是以下六点：
1. 姚老一直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李自成是历史上流寇主义的代表”的结论，他认为，这是李自成失败的要害所在。如果李自成能够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或者他从李岩的建议中能够受到启示，自觉地转变方略，其最后的结局可能就不是这样。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入豫之前，多是东流西窜，行动飙风疾雨，当时采取这种战略战术是完全对头的，避免同较强的明军正面作战。
但是到了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入豫之后，特别是在破洛阳、杀福王之后，闯王的兵马大增，声势大振，此后他便不再采取飘忽流动的作战方法，而采用大规模的攻城战、运动战，一次又一次地歼灭明朝的主力。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李自成的战略战术变了，但他的流寇主义思想却没有得到及时的转变，一直到崇祯十五年，他才开始建立地方政权，但是由于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太迅速、太顺利了，许多明朝的官绅望风归顺，李自成对他们没有在政治上采取什么打击，也没有在军事上彻底摧毁，甚至有的军事实力原样保存，只是把明朝的旗帜换成大顺的旗帜，这样的后方如何谈得上巩固？
姚老对于建立稳固的后方这个问题，早在《李自成》第二卷李岩起义时写给闯王的信中就提出来了：一是占领洛阳，经营中原，然后逐步向外发展。二是在中原占领区恢复农桑，发展生产，然后向东边出兵山东，截断运河；往西边派兵进入潼关，再入山西，把北京的左右臂全都砍断，成为死城。三是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出兵夺占北京。李自成虽然口头上对李岩的信连连叫好，但在实际行动上完全没有采纳。当他进入西安后，从没有考虑过所占各地的政权是否都站稳脚跟，生产有没有恢复，民心是否都向着大顺朝。他只想迅速东征，进入北京，登基做皇帝。所以才出现他只率领六万人马，便远离后方，东征幽燕，去占领北京。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孤军深入过早东征是战略上的一大失误，是他走向败亡的一步关键性的败棋。
2. 李自成东征另一个大错，就是对当时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不认识、不理解，导致出现难以挽回的大错。这就是大顺军在中国北半部把明朝的各股部队连续歼灭击溃和招降以后，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真正的对手已经不再是以崇祯为代表的明朝统治集团，而是以顺治和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清朝统治集团。李自成对于满洲的威胁没有认识，也没有直接感受，加上他进入西安后便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只想东征成功，攻入北京登基做皇帝，然后进兵江南。他根本没有考虑到明朝灭亡之时满洲乘机入侵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姚老说，他在动笔写第四卷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对李自成进北京怎么认识、怎么去写。这是姚老动笔之前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也是《李自成》碰到的一个禁区。过去人们一直把李自成进北京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光辉的胜利”，而在《李自成》这部小说里，姚老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李自成进北京是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顶峰走向大悲剧深渊的转折点，李自成从这里开始迅速走上了败亡的道路。如果李自成和他身边的文臣武将头脑比较清醒的话，在占领陕西和山西以后，能够认识到将要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先不急着远征北京，而是用上一两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经营他已经占领的广大地区，设官理民，恢复农桑，抚辑流亡，让人民有粮吃饱肚子，有衣蔽体，有屋容身，生儿育女，过上一段时间的安定温饱的生活，人民就会继续支持他拥护他。李自成失败原因很多，但与他在困难时期同人民建立的密切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失去了以前的号召力，是他迅速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这个问题，姚老研究了大量资料，他认为，当时大顺军已进入了苏北和山东，运河已经截断，北京处于孤悬无援的地位，随时都可以攻破，晚攻一两年对整个形势不会有大的妨碍，但对李自成和大顺朝来说，形势只能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现在的结局。这是一。
即使李自成决定孤军东征，如果从西安出发时，对将会出现的新形势有所认识，考虑到清兵可能入关的危险性，尽管当时兵力不足，再抽调十几万人马还是有办法的。退一步说，就是山海关大战失利，也还会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再加上保定、天津的援军，清兵也不敢直向北京；即使向北京进军，碰了钉子就会缩回关外去，大顺朝的命运也不是后来的样子。这是二。
如果李自成进北京之后，保持清醒头脑，对满洲的清兵保持高度戒备，对保卫北京作一些必要部署，如把军队驻扎在城外，保持良好的军纪和士气，在一些战略要地驻扎几万人马，做好防御准备，即使山海关吃了败仗，北京也不至于轻易放弃。只要北京不放弃，或者留下一员大将坚守一个时期，对整个形势就会起积极作用。由于李自成打算建都西安，忽视了北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所以他在进入北京之后，根本没有采取巩固北京防务的任何有力措施，这是李自成在战略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这是三。
李自成从北京出发时，带着吴三桂的父亲和崇祯的三个儿子出兵山海关，说明他当时仍然希望和平解决吴三桂问题，没料到吴三桂那么快便投降了清朝，更没料到满洲骑兵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由于思想上和军事上都准备不足，再加上一连串的失误，使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中本来应该在意料之中发生的情况，在紧急时刻出现时，他便无法应付，无法应变，只能溃败，而北京方面又没有部署强大的援军阻击清兵前进，最后只好匆匆退出北京，造成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全局被动，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3.由于李自成向贫苦农民宣布三年不纳粮的政策，再加上在他占领的广大地区又忽略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的庞大财政开支（包括军饷政费）都得依靠追赃为来源。所以在他占领的、收降的地区，大顺政权派出地方官后，一到任首要的任务就是追赃助饷。在他进入北京后，继续贯彻这一任务，铸成了政策上的大错。
对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政策上犯下的错误，姚老想得很多、很深、很细，特别是在他进入四、五两卷的写作后，他原来的一些想法，有的有所发展，有的有所变化。比如，对于李自成进北京后，严刑追赃的行动和后果，分量就比他原来的构思大大加重了。
4. 李自成的失败与他左右文臣集团的消极作用和李自成本身的弱点有密切关系。这些人的归顺虽然扩大了李自成的反明力量和政治影响，加速分化和瓦解了明朝的统治势力，但是也把封建的政治思想带到农民军中来，成了农民军的消极因素。李自成愈是“礼贤下士”，重用这些士大夫，则农民军中的消极因素就上涨得愈快，最后则使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改初衷，在大顺朝政权还没有达到稳固的时候，就变了味。姚老非常深刻地，令人信服地，一步步地写出了这一点。毕竟李自成是封建社会的农民领袖，受的是孔孟思想的教育，他不可能摆脱封建的思想影响。帝王思想、宗法思想、宿命论思想、神鬼迷信思想，到了后期，随着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他思想中的这些消极东西，显露得越来越多，而他身边的封建士大夫们对他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在第四卷姚老把这一切写得十分精细，场面也很热闹，但字里行间又都显示出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自成，处处浅薄、目光短浅又毫不自觉的现象。这与第一、二卷中处处谨慎，事事严格要求自己的李自成完全不同了。
5. 两次大战惨败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大顺军将士的心头，军无斗志，加速了李自成败亡的进程。在战争中，有时一个战役的胜败可以决定全局，有时虽然不能决定全局，但对全局会产生严重影响。大顺军对清兵作战有两大战役，即山海关战役和潼关战役，特别是李自成御驾亲征的山海关战役，虽不是决定全局的战役，但对全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自成从崇祯十三年冬天进入河南，到十七年春天进入北京，三年半的时间内，大小战役，每战必胜，对明军如摧枯拉朽。但是在山海关遇到满洲和吴三桂的联军，吃了败仗，使东征的胜利前功尽弃。从山海关退回陕西，连吃败仗。倘若潼关战役打个大胜仗，还可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挽回败局，开展一个新局面。潼关一败，大局就不可挽回了，所以这两次战役对全局极为重要。
6. 李自成失败的其他原因。
1）大顺军在同明朝作战中，马匹多是一个重要的胜利条件，但大顺军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马匹消耗很大，补充不易。李自成的骑兵比之清兵处于劣势，他曾打算派大军出河南去河北，但并未成为事实，这与士气不振，兵力不够和马匹欠缺都有关系。
2）当时威力最大的武器是红衣大炮，原是明朝镇守北京、山海关守城之用，两地被清兵占领后为清兵所得。清兵把这种大炮运到前线，在攻延安和潼关的战斗中都使用了，特别是潼关前边地势狭窄，大顺军人多，密集作战，清兵忽然放开大炮，不惟杀伤力大，而且对心理的震慑作用也大，加上被包围的三千清兵突然杀出，内外配合，使大顺军阵容大乱。战争中装备的优劣，有时起关键作用。
姚老说：“对李自成失败的分析，虽然是我今天的认识，但我绝不是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李自成，那样做是反历史唯物论。但就以三百年前的历史具体条件来说，李自成完全有可能避免失败，也可以改写大顺朝乃至中国三百年的历史，改变李自成自身悲剧的结局。正因为这样，我对他的失败深感痛惜。同时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清楚，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也就会使我比较容易地写出李自成失败的深度了。”
姚老说：“我写《李自成》目的不仅仅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反映，让读者认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们认识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时起积极的作用。”所以在四、五两卷里，姚老既要写出李自成起义的后期在军事上取得空前胜利的道理，又要写出李自成从胜利的顶峰迅速走向失败深渊的原因。姚老深有体会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让我经过若干年的学习与思考、探索与研究，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一下形成的，是渐进的，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不细致到细致，从不系统到系统，到这时我才有了写好《李自成》的信心和勇气。”姚老在四、五两卷中，就是以这样的胆识和见解，打破过去的禁区，出色地描写了李自成从进北京到退出北京，一败再败，最后败亡这个惨痛而沉重的悲剧故事。
从姚老对李自成失败的分析和理解，让我对老人家严肃的治学精神和认真的写作态度不能不感到十分敬佩。就我看到的文章和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其论述之全面、深刻、细致来说，姚雪垠还是第一人！难怪吴晗对姚老说：“看来论明初你不如我，论晚明我不如你。”所以我在记述整理姚老这些论述时，常常停下笔来，深思且赞叹不已！我想，就是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姚老要读多少书，做多少读书卡片，花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分析、去研究、去比较、去查证啊！正因为有这样的艰苦付出，才保证了他的四、五两卷写得深刻，写得精彩！所以我说，如果说姚老关于李自成失败的论述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史料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坚韧顽强、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刻苦钻研、敢于探索的治学精神，则是留给我们的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李自成》这部长篇小说，确实如姚老所说，他是几十年如一日，不骄不躁，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但求少愧。从1957 年他写《李自成》第一卷开始，到1999 年四、五两卷出版，他一直在边写作边思考，他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变化。就是在五卷本全都写完之后，他还计划从头开始再通盘进行一次认真的修订，才算定稿。所以姚老一直把过去已经出版的一至三卷和现在出版的四、五两卷称之为“未定稿”，就是这个道理。姚老常说，这种边写作、边思考、边修改、边定稿的做法，有无尽的好处，使他的认识水平永不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总是在提高，在发展，这就有可能使《李自成》越来越接近完善。在《李自成》的创作中，姚老的这种追求完美的毅力和精神，实在让人敬佩。
重中之重的四、五两卷
从《李自成》第三卷出版，到四、五两卷出版，整整间隔十八年！读者常常不解地问：为什么四、五两卷花了那么长时间？我想一是姚老年事已高，其精力已不能与写一、二、三卷时相比，虽然姚老依然是凌晨三点起床，一直工作到中午十二点，但这中间他要小憩二三次，这在他七十岁以前是没有的。古稀之年，精力不济，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四、五两卷在《李自成》全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全书的高潮，而且关系全书的成败，是重中之重的关键两卷，也是《李自成》五卷本中含金量最重的两卷。从他动笔写四、五两卷开始，就不断思考，反复斟酌，写出初稿后，又几经修改，是他颇费心思的两卷。姚老在总结《李自成》的创作经验时说过一句话：“深入历史，跳出历史。” 他说：深入历史是前提，是基础。深入就是在历史科学研究上狠下工夫，目的是不随意瞎说，不武断片面，评史论史有根有据。所以姚老说：首先要深入历史，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才能够认识历史的真面貌，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认识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深入历史是用艺术笔墨反映历史的前提，只有深入才有跳出，没有深入就谈不上跳出，因为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首先是科学地认识历史，然后才是跳出历史，根据艺术特征和艺术要求，运用艺术的笔墨，再现历史。所以姚老一再强调：深入历史是前提，是基础，没有深入就没有前提，没有基础，只能是瞎写、乱写、胡写。
对于跳出历史，姚老也用一句话概括：反映古代。姚老说，“立足现代”， 立足现代，就是我们必须用现代先进的思想、观点、方法来研究、认识、处理历史题材，使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够出新、创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要立足现代，不让传统的、习惯的囿说拘泥自己的手脚。但历史小说毕竟是反映古代的历史生活，要真实可信，绝不能将古代的历史生活现代化，要推陈出新，不能以今代古，不严格划清这个界限，就写不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典型性、真实性、深刻性。
作为学者和作家，姚雪垠是无所畏惧的。他坚持自己的认识，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而且是不惜时间和精力地走下去。姚老这种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和对待文学创作的认真精神，让我十分崇敬和钦佩。1985年《李自成》第四卷“崇祯皇帝之死”和第五卷“李自成之死”这两个单元在《小说》上发表时，已很精彩，但后来姚老通通推翻重写。当1990年《小说》第二、三期连载“李自成进北京”时（即现在出版的第四卷中的“围城时刻”“崇祯皇帝之死”和“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的第十三章）， 我又一次通读了这个大单元。我敢说这次修改是相当成功的，给《李自成》第四卷增加了几倍的艺术力量！当时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登门祝贺姚老的成功！姚老说：“崇祯皇帝之死”发表后，反映很好，但我并不满意，在写“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时，又有了新的想法，把“崇祯皇帝之死”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融入“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之中，作为第四卷的一个重要内容，使第四卷一下就进入大悲剧的高潮，使四、五两卷的衔接处在故事上一气呵成，结构更加严密完整。围绕崇祯皇帝之死这部分，有的情节重新构思，有的情节精心修改，对一些不能体现或容易分散姚老总的创作意图的文字，即使十分称心如意的情节，也宁可弃置，决不含糊吝惜。姚老说，要把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当作一个社会群体的大悲剧，一个封建阶层的大悲剧，而不仅仅是崇祯个人的悲剧，要写透这一点，就要把崇祯皇帝以身殉国的典型环境写得满意。就为这“满意”二字，姚老是写了改，改了写，他不是一万字、两万字地推翻重写，而是几万字地推翻重写。围绕崇祯死、明朝亡，姚老绘声绘色，写得凄楚悲凉，将亡国前后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似一团浓重的滚滚的黑云，游动在人们的心头，让人读这些段落时，想放也放不下，艺术的魅力，是那么真实而强烈，形象而深刻地将三百年前明朝的灭亡和它的末代皇帝之死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李自成》四、五两卷另一个方面的成就，就是更加深化了李自成的性格。姚老还通过五个宫女的活动和命运，不仅反映出了封建社会的复杂性，不同人物的复杂性，而且以精巧的情节设计和细腻的人物描写，又增强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的感染力，使我们对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又多了一些了解。
姚老写李自成东征前，里里外外充满了矛盾，尤其加上费珍娥“刺虎”这一悲剧情节，李自成东征受挫的气氛，大业失败的悲剧结局，已在意料之中。这些精心的设计、铺垫和渲染，把李自成悲剧一步步推了上去，使我们在研究姚雪垠的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时，不难发现姚老在悲剧思想和悲剧创作上的贡献。最显著的就是他在写崇祯皇帝悲剧结束的同时，就进入了李自成悲剧的迅速发展，乃至发生大转折的突变。姚老围绕李自成的下场，在最后这几章里，写得惨烈悲壮，把失败中的李自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作了最后一次深化，将李自成的悲剧艺术形象最终塑造完成。
在这里不能不谈谈“多尔衮时代的开始”这个极具功力的单元，这个单元最初发表在1994 年《小说》第一期上，发表时有四章，后来姚老又有了新的考虑，于是把这个大家都叫好的单元又打乱重写，现在出版的第五卷中的“多尔衮时代的开始”只有两章，不仅结构上作了调整，使整个单元更加集中、紧凑，而且在内容上加强了人物刻画，更加细致地描绘了事件的发展，使之更具有小说的特色。在这个单元里，塑造的满洲皇室中的郑亲王、肃亲王以及圣母皇太后和顺治小皇帝的形象，也是十分出色，令人难忘的。对范文程、洪承畴又进一步展开了深层的精细描写，这就使这个单元具有很强的形象思维和艺术魅力，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性和常识性，给人们无尽的美的享受。
姚老在《李自成》四、五两卷中，把悲剧冲突的核心提高到历史发展的根本上来，把个人性格悲剧提高到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悲剧上来，把悲剧的美学特征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这样展示在姚雪垠笔下的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的创造和效果就显得很不寻常。姚老说过这样的话：“从《李自成》第一卷动笔写作，我在长篇小说的情节上拟定了自己的美学追求。这追求就是，壮美与优美交互变化，而以壮美为主调。我又简化为两句话：‘笔墨变化，丰富多彩。’”可以说，从崇祯皇帝之死到李自成之死，从明朝灭亡到大顺朝灭亡，始终带有浓浓的、厚重的悲剧色彩，但又充满了悲壮之美、笔墨变化之美，这就是姚雪垠花在四、五两卷上十八年的心血结出的硕果。
四十二年磨一剑，终于走上成功之路
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读过《李自成》，又拜访过姚雪垠之后，激动地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姚雪垠成功了！《李自成》成功了！但姚雪垠几十年的艰苦行程，在国外却很少人知道……那年（指1957 年）他受到批判，被划成‘极右派’分子，但他没有倒下去，以高超的胆识，惊人的毅力，艰苦的努力，不顾一切困难，研究李自成，考虑李自成，写李自成。现在，他是中国最畅销、最受欢迎、最受重视的《李自成》的作家，仅仅他本人这个故事，就叫人很兴奋，很感动。”
到2010 年，《李自成》已经出版四十七年了，《李自成》全书五卷的总印数已达四百余万部，这个印数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中，不敢说是绝后的，也是空前的。第三卷出版后，一次姚老应邀到华南某大学作报告，主持人在向学生介绍时，竟然两次误称姚雪垠是“李自成同志”， 让姚雪垠捧腹大笑，让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姚雪垠和《李自成》已经难解难分了。
1999 年姚雪垠终于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重病中写下的“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的殷切期望。不幸的是，就在《李自成》四、五两卷已经发稿，即将在1999 年8 月作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重要图书出版的时候，姚老以他八十九岁的高龄于1999 年4 月29 日离我们而去，他既没有看到就要出版的四、五两卷，也没有成为千禧年的老人，这确实是十分遗憾的！但他倾注了四十二年心血的三百二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李自成》有如一座艺术丰碑巍然耸立。可以说，姚雪垠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和《李自成》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才远行的。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六部委隆重推出十部长篇小说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李自成》全五卷名列其中。在第十届全国书市上，《李自成》四、五两卷刚刚出版，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一、二、三卷再版，《李自成》全书成了书市上的热销书，在全国订货码洋最高的十种图书中，《李自成》排行第四（文学图书只有两种进入了前十名，一是排行第四的《李自成》，一是排行第九的《金庸作品集》），在当时文学图书滞销的状况下，《李自成》受到欢迎和好评，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喜讯。与此同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购买了《李自成》五卷本的电视改编权，拟拍一部长度为五十集的大型历史剧。在千禧年的年底《李自成》（一至五卷）又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从近十年来《李自成》一至五卷不断地被北京和外地的出版社重印的情况来看，《李自成》是建国六十年来受到中外读者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其地位十分显赫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