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在山东大学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翻阅一本旧的《人民文学》。那是一本诗歌专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87年第1期，头题位置是一大组诗《最初的天空》，那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写给自己的年幼的女儿的。那是一种运用女性直觉与感性，迅速抵达事物本质的写法，女人天赋的创造本能使作者有一种潜在的骄傲，与孩子共同创造出的一段历史使她发现了生命的神奇，最为重要的是。在对女儿的私人之爱里又闪烁着普世情怀。面对这些诗，人们不能不动心，对于初学写作的我，更是一场罕有的愉快的阅读，致使眼前一片澄明。甚至在幻觉里，地球那边正打得激烈的海湾战争结束了，世界永远和平。我对组诗作者一无所知，只是记住了她的名字：李琦。
从图书馆出来时，太阳已经西斜，肩上书包里放着奉老师之命需要在近期阅读的一本书，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想象着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穿着曳地长裙跑过茫茫荒野穿过白桦树林的情形，默诵着她写给奥涅金的信，“我在给您写信，还要怎样呢，我还能说什么?”
那个下午，中国的李琦和俄罗斯的达吉雅娜，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女诗人与一个异域诗人笔下塑造出来的属于十九世纪的爱情女主人公，就这样毫无道理地，在我那原本就有些混乱的脑袋里斑驳地叠印在了一起。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偶尔会想起那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女诗人李琦，想起多年前那一大组美好的诗歌带给我的冲击和快乐。后来。当我第一次从某个杂志上得知她是哈尔滨人，并看到照片上她那个裙裾飘飘目光清澈的形象时，我忽然明白了，多年前那个下午在我脑海里那两个似乎没有关联的形象的叠加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既是由于我阅读经历的某种巧合，同时也是由于李琦诗行里弥漫出来的与达吉雅娜精神相通的气息。在地理和人文上。哈尔滨本是一个与俄罗斯血脉相连的地方，李琦的诗行是温暖的，那温暖不是南方式的，而属于北国，里面有着高纬度的温柔敦厚和坚忍肃穆，有着达吉雅娜式的女性之淳朴、天真和倔强，总是让人觉得那么可靠。
在《最初的天空》之后，我又读到过李琦的一些爱情诗篇。李琦比达吉雅娜要幸运，她和她爱着的那个“奥涅金”终成眷属并且生活美满。“从当年的同学成为陪伴一生的亲人”。她的奥涅金“原是一个，写诗的书生”，他们相看两不厌，“成为彼此的名胜”“三个字，像三根美丽的火柴”点燃了周身热血。这个抒情女主人公不懂爱的技巧不会权衡得失，更不会以压一压感情的方式来抬高身价：“我召之即来勇往直前”，这个怀揣数张火车票千里迢迢赶去外省结婚的新娘一点也不矜持，也不会装作矜持，“果然我落下了终生笑柄，星夜兼程我比电报还快”，读到这里，谁都会大笑，感到这个女诗人已经单纯透明到了幽默的地步。而她在每个生日收到的鲜花全是爱人送来的“合法的花朵”――这“合法”不是由于循规蹈矩和保守，而是出于对理想和诺言的虔诚，是因了康德所说的“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这里的道德当然也不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个狭窄的伦理道德，而指的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读者如果不理解这“合法的花朵”里的深情，也就不会读懂达吉雅娜最终对于奥涅金的拒绝。我们完全可以用茨维塔耶娃对达吉雅娜的理解来注解李琦的爱情诗，“哪一个民族有如此这般谈情说爱的女主人公：勇敢而自尊，钟情而百折不回，有先见之明而又一往情深。”
近年来，李琦的诗作仍然保持着那种从个人日常生活之中开掘诗意的风格，就是在一个瓷盘中、一个花瓶里、一束白菊上也能大做一番文章，写出波澜壮阔的生命体验，被她凝眸过的事物和瞬间都放大了延长了，别具意味。而近年来的这些诗作，又发生了可以明显昭示着进入新阶段的变化，在那原本的真纯浑朴的底色上，又多出了一层苍茫。那《最初的天空》里的普世情怀如今已经上升为了一种大雪洁白的宗教感。她在诗里更多地探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写那永远也写不完的窗台上的积雪、站满桦树的森林、和那条身边由明净到污染的松花江，认为那些被砍的树“纷纷落下的木屑，一定是它们，最后的疼”，那些做成家具的树“必须过着，我让它们过的／沉闷的日子”，至此她不仅从万物有灵的浪漫主义角度，而且已经是从生态关怀的角度甚至人性改良的角度来探讨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了。她多次写到死亡，写亲人之死，写友人之死，写到墓地，那题为《怀念》的组诗里，对于友人之死的感同身受一点都不亚于她写祖父母之死时表现出来的血脉之亲，会让人读得泪花闪烁，然而，死亡于她并不全是哀伤和怅惘，更有着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使她得以冥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同时在这种仪式感里她寻找到了生与死相连接的那个关键点，似乎使得这人生更加雍容和沉稳。
的确，李琦是这样一个诗人：她是日常的，却因了对真理的眺望和对生命的敬畏而变得辽阔博大。她能把琐屑的世俗生活写得天高水远，把细微的心理感受写得汹涌澎湃；她是纤弱的，女性的，并且有一种罕见的与生俱来的天真之气令人莞尔。最终又全都由于生命责任感和君子之风使得她心中的“爱”演变成了呈现人类共同情怀的“宽大的春风”，具有了韧性和重量；她的诗在“内敛”的同时又能做到“飞扬”，大约诗意来自灵魂而非头脑的缘故，语言更像是从身体里自动生长出来的，鲜有“用力”的痕迹，正是王国维所谓“不隔”之诗。是的，读李琦的诗，读者会渐渐变成一个懂得爱珍惜生命的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
从美学的本质意义上来看。李琦不是一个写“恶之花”的诗人，她也不是贝多芬型的。她不悲愤，不跋扈，不尖酸，她应该属于莫扎特型的：温情脉脉。保持着微笑的表情，就是写到苦难，也绝不渲染苦难，而是企图超越它，把它上升成对人类的明亮的祝福。这一类型的艺术家是打算用爱来拯救世界的，用天籁将噪音压倒，以敏感、婉转和柔情将粗糙、蛮横和暴力排除在外，用善解人意将歇斯底里战胜。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写法过于良家妇女了，已经不合时宜了，可是，时宜又算什么东西呢?偏偏有这样的诗人不想为各种标签而写作。不想要各种文学上的出生证明和尸检报告，她想要的唯有永恒。阿波利奈尔说“时光流逝了，我没有移动”，我很想套用一个时下极其流行的语汇来形容一下这个不肯流行的人，这个一旦认准了方向便一条道走到黑的人，这个如今看来实在已经算得上任性的人，我觉得她最配得上这个字：酷。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无论诗歌在社会上变得多么寂寥，中国诗坛内部却从来都是风起云涌着的，那么，李琦又在哪里?她是一个信奉“字要端正，人要大气”、把“君子”二字当成“人类最好的职称”的“很旧很旧的人”，她有着“所剩无几的交往偏僻荒凉的心境”“本能地躲避喧闹之地，以及那些看上去有力量的姓名”，其实她一直都是在场的，只不过那是一种为了艺术而甘愿活得不显著不张扬的默默的在场，这也许才是更大的“在场”。她呆在祖国版图上那个遥远的雄鸡眼睛的位置，清洁地活着，孤独地写着，一字一字地构建着她的诗歌大厦。当人们把疲倦的目光从闹市收回，重新把视线投向她，感受着她那“由纤弱汇集而成的那种巨大的沉静”的力量，不禁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连这孤单和寂寞，这边缘和多余，也像了达吉雅娜。
2007年末。我在冰雪覆盖的哈尔滨第一次见到李琦，在漫无边际的闲聊之中，不知不觉地，我对她说：“我觉得你一定喜欢达吉雅娜。”她竟像早就准备好了一样，肯定地回答：“我很喜欢达吉雅娜这个人物。”当时我真的吓了一跳。头脑再次恍惚起来。那天晚上我在宾馆灯下翻开李琦送给我的诗集，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读到了她向达吉雅娜致意的短诗，还有她那首长诗《死羽》的开篇部分，在那里写到了普希金这部诗体小说对于少女时代的她的重大影响，那几乎是她人生价值观的奠基。后来又从她的散文里得知，她家里墙壁上就挂着一幅达吉雅娜的油画像――一切都是真的。在这之前，我从未读到过她的任何关于达吉雅娜的只言片语，却分明已经感觉到了她与她之间的微妙联系。这更加可以证明，她的那些诗篇的字里行间其实早已渗透进了这个可爱的俄罗斯女性人物的气韵，而这一切完全出于自然，她们有着相同的生命质地。
2009年初，一个偶然机会，我又见到了李琦那已经长大了的女儿。当时我想，“这就是《最初的天空》里写到的那个孩子，她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时空发生了一点儿错乱，我又有了恍惚之感，想起了许多年前山大图书馆里那个与诗歌有关的下午――阳光如此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