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日本人，一个日本小伙子。这个日本小伙子，纵鼻深目，发长而微微卷曲，高挑精干，一点也不像日本人，而像一个欧洲人、但的确是一个日本人，一个叫内藤彰一的日本小伙子。许是像费翔一样，一个日本的二钻子吧。
有意思的是，这个日本小伙子，怎么看都有点像我的儿子，不仅年龄、身材、长相像，而且一举一动都像。我儿子十八九岁，日本小伙子也就二十郎当岁。日本小伙子是那种额头上分了一条沟的发型，我儿子也是这种额头上分了沟的国际流行发式。日本小伙子叉开五指，往上梳理头发，手指一下一下的，头一昂一昂的，极青春的样子。我儿子也是这样叉开五指向上梳理头发，头一昂一昂的，也是青春到了极点。日本小伙子脱衣服睡觉，上衣脱下扔地上，裤子褪下来后，双脚一抽，就上了床。我儿子睡觉，也是衣服脱下来就扔木地板上，懒得把衣服挂起来放好。日本小伙子刷牙不用缸子(其实那缸子就在旁边)，胡乱刷几下，歪着头，就水龙头接了两口水，咕嘟咕嘟几下就完事了。我儿子刷牙简直和日本小伙子如出一辙。他刷牙从来不用缸子，也是胡乱刷几下，歪着头，就水龙头接两口水，咕嘟咕嘟几下就完事了。日本小伙子把相机、小物件什么的扔那里人就走了。我儿子也是这德性，什么东西随手一扔就不管了。我对我儿子的这种坏习惯几乎是恨之入骨。他还小的时候，打也挨过，骂也挨过，但就是改不了，真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见了日本小伙子这模样，这举动，心里就直发笑，怎么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相同的人呢?这样想着，对儿子就多了一分理解；对日本小伙子呢?也就多了一分亲近。
我和日本小伙子内藤彰一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相遇的。当时，他望了我一下，我也望了他一下，就各自走自己的路。仿佛是事先约好了一般，我登上了重庆丰都旅游公司的4603号游船，日本小伙子也登上了重庆车都旅游公司的4603号游船。我走进二等舱29号间，日本小伙子也走进二等舱29号间。游客少，本来4个人的二等舱就只有我和日本小伙子内藤彰一了。
这样，我就和日本人内藤彰一一同游览长江。而同时，我们也被对方游览着。
当然是在进了二等舱29号间，才知道日本小伙子内藤彰一的。内藤彰一不懂汉语，我也不会日语，彼此望着笑笑，一时无语。都想到了纸和笔，于是一笔一画，加上点头微笑，“啊”、“啊”、“咳”、“咳”的表示明白了意思的助词，居然可以进行交流对话了。汉语和日语本有渊源，相通之处甚多。这样，我就知道这个同路的陌生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一个叫内藤彰一的日本人。内藤彰一今年21岁，还在上大学。他一时兴起，趁着大好春光，就带了本《中国旅游》的书，一个人到中国旅游来了。内藤彰一说，其实是“写”，他的父亲的爷爷也到过中国的，不过不是旅游。我写下两个字：“侵略”。内藤彰一猜出了意思。不好意思的笑笑，脸都红了，大概觉得不该谈这个话题。
我拿出柚子和饼干给内藤彰一吃，内藤彰一笑笑，并不推辞，就像儿子接受父亲的食物一样坦然。内藤彰一吃得极开心的样子，绝对的纯朴可爱，看不出有多少鬼点子和坏心眼，这对我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是个不小的打击。
中国人的心中，是有一个日本人的影子跟着的。日本人蹲在中国人心里的暗角，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晃动一下，譬如日本的教科书修改的时候。譬如小泉首相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这使中国人无法忘记日本人。大概日本人也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让中国人以及东南亚人不要忘记日本人。要不日本人就不是日本人了。
日本人的形象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我爷爷蔡信波，人称蔡三爹，因为跛了一条腿，走路一拐一拐的，像是在跳舞，所以又称“跛爹”。我爷爷的跛腿就是日本人给弄的。那一年走日本，天昏地暗的。日本鬼子是从洞庭湖上过来的。日本鬼子开着小火轮，突、突、突地出现在洞庭湖上。我们村就在洞庭湖东岸。我爷爷那时好像是保长还是甲长，反正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小小村官。我爷爷一直关注小火轮的动静，小火轮突突突地停靠在村西猪婆潭的枫树下面。日本鬼子进了村，鸡飞狗跳的。我爷爷提一面大铜锣使劲筛，吆喝村民进兵洞、躲日本。兵洞是早就挖好了的，一般在树丛里面较隐蔽的地方。日本鬼子听到锵锵的铜锣声，搭拉着猪婆耳朵的帽子，呜里哇啦，端着长枪，刺刀明晃晃的，向筛锣的方向扑过来。我爷爷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最后跑到我家老屋后山上，从高坡上跳下去，然后爬进储藏红薯的茴洞里，没被日本鬼子发觉，躲过了一难。却不料，摔断了一条腿。那时候无法医治，就胡乱长成了一条“跛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弟弟拆老屋做新居，地基不够。弟弟开山挖石扩展地基。我正好回家，从那里意外地得到一棵树根，弯曲有致，很艺术的。那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我的爷爷来。我爷爷正是从这坡上被日本鬼子弄跛的。也许这树根正是我爷爷的化身吧。为了纪念我爷爷，我将树根稍加裁剪，去皮磨光，做了个“舞者”的根雕。我爷爷“跛爹”，年轻时一表人才，英气夺人，至老，说话都是高琴鼓瑟，精神无比，我是极喜欢我爷爷的。日本人损害了我爷爷的形象，这笔账是要记下来的。我就是要让我和我的儿子，以及我儿子的儿子看到它想起我爷爷，燃起对日本人的仇恨。
现在，日本人内藤彰一，就跟我面对面坐着，一个房里睡着，呼吸之声闻着．真是冤家路窄，什么人不好，怎么偏偏要和日本人住一个屋子呢?也许我爷爷的跛腿就是面前的内藤彰一的曾祖父弄下的吧?我简直就肯定了，那追杀我爷爷的日本鬼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内藤彰一的曾祖父。人的命运据说是早就定好了的，要不日本人内藤彰一不会那么像我儿子。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某种宿命。也许，我爷爷“跛爹”的仇一定要让我来了结。于是，上苍就安排两个仇家的后代相会长江。
我精神抖擞，系好领带，整理好西装，闪着二郎腿，总之，我用优雅的举止；我把柚子，把饼干时不时抛给内藤彰一，总之，我用豪爽和大方，展示我大中华的风采，同时也表示对日本人的鄙夷与不屑。狡猾的人，城府深的人，一定明白我的用意，我是在用这种方式为爷爷复仇。在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结束五十多年后的2001年3月的几个日子里，和平正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着，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为爷爷复仇了。可是，日本人内藤彰一却一点也没有看出来。这个笨蛋!这使我甚至有点扫兴。我把柚子投过去，我其实是投过去一把匕首，我希望看到殷红的血从内藤彰一的胸腔里流出来。我需要一拳把对方打倒，一刀把对方刺倒，那样才解恨，才痛快。然而，内藤彰一接过柚子，简直是乐不可支。他把柚子向空中抛着把玩了一下，又叉开五指梳理头发，头一昂一昂的，更显得天真稚朴了。内藤彰一剥一片柚子放口里，然后翻开他那个大本子，不停地在本子上“写”他的话。写他从天津港进入中国。写他此行到了北京，到了郑州，到了西安，到了拉萨，成都，然后从重庆上了船。“写”他还要去武汉、九江，然后从上海回国。内藤彰一全然没有注意到我是在打击他。又拿不知从哪个地摊上买来的周瑜与刘备的画片给我看。画是那种乡间画匠画的，粗俗至极。内藤彰一还写下“战国”“三君”：“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问我“喜欢”哪个“君”?内藤彰一还主动向我学汉语。把“吃”字念成了“气”，把“知道”念成了“鸡到”。我对内藤彰一简直束手无策，不知拿他如何办才好。
内藤彰一好像完全信赖了我，把我当成了他的兄长或是父亲。他还是一点都不知道面前的这个中国男人对日本人埋下的是如何深深的仇恨，内藤彰一去船顶看长江风光了，把相机就扔在了铺上。我担心外人进房来，随手拿走了相机，到时候说不清，也损害中国人的形象。弄得我只好在29号间呆着，为他看管起相机来了。这个狗日的日本人，竟让我当了他的守门人。
我在想，如果没有那一场战争，两个异国间的旅伴同游长江，那是一定很有诗意的。
战争就是这么的残酷无情。它夺去了我爷爷的腿以及我爷爷的英俊与帅气，同时也就夺去了他的孙子那一颗本来应当善良而美丽的心。对日本人，这颗心变得异常的戒备和不信任。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彼此不设防，推心置腹地交流吗?我想，起码在日本政府没有对那一场侵略战争进行彻底的反省之前是做不到的。
我知道，我是对这个叫内藤彰一的日本人心存了芥蒂。老实说，我还不能接纳他。我总是在寻找我认为得体的而又不失理智的方式，发泄对日本人的愤懑。我想日本人内藤彰一也是在用他的方式，继续着他父亲的爷爷的事业。他会把我当成他的兄长和父亲么?见鬼去吧!小小年纪对中国历史那么熟悉和了解，而且一个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种对中国版图的傲视不是明摆着的么?中国又不是日本人的菜园子，可以随便地让日本小年轻浏览么?
我在想，当日本学生内藤彰一，目光四射，独步天下时，我们的教育却把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圈在分数的围城里，消耗心智与体魄。知识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一个民族来说，独立的精神品格，独步时空的生命姿态才是最重要的。
长江涌动着，卷起一个个漩涡。两岸群山壁立。峡风浩荡，峡雾迷蒙。
日本人内藤彰一一蹦一跳地回到29号间，眉眼全是兴奋。他是来拉我去船顶看长江风光的。此时，我无法面对内藤彰一那一脸的稚气和那一双单纯可爱的眼睛。也许我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即使我爷爷“跛爹”的腿是内藤彰一的曾祖父给弄断的。但是也不能让内藤彰一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内藤彰一是无辜的。他熟悉中国历史，他来中国旅游，是因为热爱中国。中国应当伸出热情的双臂，拥抱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日本人。
3月15日下午，我的行程即将结束。看得出，内藤彰一流露出依恋之情。他舍不得我这个给他柚子吃的，给他看管相机的旅伴。他无法表达此时的心情，只是默默地坐着，望着我。我的心也很不是滋味。我掏出笔写下两个字“朋友”，并留下了通讯地址。内藤彰一明白了意思，“啊!啊”数声，激动地跳起来，并且拥抱了我，然后留下了他的住所：日本山梨县甲府市汤田1―10―2。
岳阳到了。家到了。内藤彰一为我提旅行包，把我送上城陵矶码头。他招着手，目送我消失在黄昏里。
城陵矶是长江与洞庭湖相汇的地方。这里，江也阔了，湖也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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