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生于吉林市。先后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有《探险亚马逊》《远东喋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等多部著作。作为“朝鲜当代著名画家邀请展”策展人,数度赴朝鲜访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对“红色经典”产生了新的兴趣。中国出版界重新出版“红色经典”,影视界也在重新拍摄“红色经典”,让人不得其解。怎样评价“红色经典”,怎样评价“红色经典”热,显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工作。有趣的是,在我们屡次赴朝鲜探寻朝鲜画的过程中,中国某影视机构试图拍摄电视版《卖花姑娘》,并请我们接洽《卖花姑娘》的版权买卖问题。此次赴朝,我们计划与朝鲜文化部门讨论《卖花姑娘》版权的转让问题。
版权交易,当然是与著作权人交易,或与其著作权的继承人交易。当我们知道《卖花姑娘》的作者是谁时,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件事要泡汤了。
一九三?年,在中国东北抗战的金日成同志,在吉林五家子创作了歌剧剧本《卖花姑娘》。战火硝烟,这个剧本一直躺在金日成的行囊中,直到朝鲜解放后,金日成剧作家的梦想才得以实现。一九七二年,在金日成同志的指导下,把歌剧《卖花姑娘》改编成了电影,在中国公映后反响强烈。花妮扮演者洪英姬几乎与金日成齐名。当年洪英姬年仅十八岁,成名后,进入平壤电影大学,不久,又主演《第十四个冬天》,被授予人民演员的称号,其头像印在了一元朝鲜币的上面。
无疑《卖花姑娘》是朝鲜经典的歌剧和电影,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只要提GTP,什么都可以卖。
一
结束了在万寿台创作社的采访,已经是傍晚。我与小金在万寿台的院子里漫步,身边的棵棵松树,像听话的战士,手拉手,成为一条直线。抬眼可以看见金日成伟岸的塑像。金日成骑一匹骏马,有气吞山河之势。殷红色的晚霞如同画家一枝运动的笔,不断变化,忽淡忽薄,忽远忽近。头顶上的天空,被“画家的笔”搞得浓郁,搞得深远,有诗情,也有画意。我停下脚步,仰望着,十分惬意。
今天采访金东环,也许与这位长我四岁的画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彼此谈起来通畅、和谐还有收获,金东环答应给我画一张肖像。
院子宽敞,即使一辆汽车从身边驶过,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很少看见来来往往的人,我们走在院子里,感受到了难得的空阔。
小金冲对面的人微笑,又举手打招呼。原来是金成民匆匆走来,他与我和小金握手,说了几句话,向万寿台创作社走去。我问小金:金成民干什么去了?小金说:开会。小金又说:朝鲜画家的会,比中国画家开的会要多。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小金:金成民的自画像画了吗?
小金回答:他答应画了。
我点点头,有了成就感。我请朝鲜画家给我画他们的自画像,目的是以后研究他们。研究画家,自画像当然是重要的参考。
我和小金来到大门口。这座大门的上端,并排挂着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淑的画像。我几乎走遍了平壤的大街小巷,并排挂三个人画像的场合并不多见。我本能地抬起头,看着三个人的画像,猜想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我和小金等车。接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到,小金开始吸烟,并与我讨论朝鲜画和朝鲜画家。
他告诉我,自己喜欢金东环。他想在中国办金东环画展,也希望我参与。我说:这是好主意。
与小金闲聊时,一辆凌志吉普车停在我们身旁,司机李东木迅速下车,打开车门,殷勤地把我们送上汽车。汽车驶往市区,一路向北,最后来到小金开的金达莱饭店。
最近,小金在金达莱饭店的一侧,开了一家羊肉串店,生意兴隆。小金吹嘘,他开的羊肉串店无与伦比,希望我去品尝。我当然乐意品尝。
羊肉串店的生意真不错。三三两两的朝鲜人拿着铁签,大快朵颐。我们围着一个方桌,先要了四瓶啤酒,悠闲轻酌。小金用朝鲜语安排着我们的晚餐,细致而体贴,令人陡升敬意。
羊肉串正在烤炙,我们喝着啤酒,美好地期待着。这时,一个熟悉的旋律进入我的耳畔,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见一位朝鲜女孩一边工作,一边哼唱着一首歌曲。这首歌我自然熟悉,即使她用朝语唱,我也清楚歌词大意――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
朵朵红花多鲜艳
花儿多香、花儿多鲜
美丽的花儿红艳艳
卖了花儿呦来呦
治好生病的好妈妈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
朵朵鲜花红艳艳
我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吃平壤最好吃的羊肉串的兴致顷刻间失去了,我的脑海里渐渐出现了花妮和顺姬。两姐妹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人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们悲惨的命运,善良的品德,她们顽强抗争苦难的性格,深深打动了一代中国人的心。至今,我仍然记着那个曲折的故事――
花妮为给母亲看病,去山上采花,再拿到市场上去卖。母亲给白地主家当长工,贫穷、疾病,使这位刚强的女人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二女儿被地主婆烫瞎了眼睛,儿子为给妹妹报仇,又被警察抓起来。花妮卖花积攒起来的钱,换来几服汤药,可是,母亲还没有来得及吃,就在遗憾中故去了。花妮、顺姬悲痛欲绝。掩埋了母亲,花妮去外地寻找哥哥。在一家监狱里,她得到了哥哥死亡的消息。花妮不知所措。
妹妹顺姬期待姐姐回家,她常常一个人在村头的大树下,呼唤着姐姐。白地主心怀鬼胎,认为顺姬是他们家的不祥之兆,于是,把她丢在深山里,置顺姬于死地。幸好奄奄一息的顺姬被老猎人发现,使顺姬死里逃生,躲过了人生的一劫。
花妮回到家里,知道妹妹被害,便去白地主家里要人。毕竟人单势孤,花妮被白地主抓了起来。
花妮的哥哥并没有死,他参加了革命,在回家的途中,在老猎人的窝棚里,见到了妹妹顺姬。
花妮被抓,惹怒了群众。他们揭竿而起,打死了白地主,救出了花妮。兄妹三人得以团圆。在花妮哥哥的鼓动下,乡亲们投身到寻求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中。
《卖花姑娘》严谨的戏剧结构,动人的故事情节,还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让我对这部朝鲜电影记忆犹新。
热气腾腾的羊肉串摆在餐桌上,我已经没有食欲。我看着那位唱《卖花姑娘》主题歌的朝鲜姑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我似乎是自言自语:唱得真好。
小金说:朝鲜人的歌喉是一流的。
这句话我信。
我问:唱歌的服务员姓什么?
小金说:姓崔。
哦,姓崔,也许叫“崔花妮”吧。这个晚上,我记住了这位朴素的女孩子。
二
我的少年时代,看得最多的电影就是朝鲜电影。当然,还有苏联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越南电影,罗马尼亚电影。也许朝鲜是我们的近邻,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电影看得尤其多。
当然,我们与朝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一致的意识形态,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历史生活,符合我们的价值标准。比如说《卖花姑娘》里所揭示的反抗殖民压迫,控诉阶级压迫,冲破民族枷锁,都是那个年代共同的心声。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目光转向西方,自然觉得冷战时期的某些文艺作品说教意味太强了,概念化、公式化的特点太重了。于是,在二十世纪末,我们对那一时期的电影作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值得思考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对“红色经典”产生了新的兴趣。中国出版界重新出版“红色经典”,影视界也在重新拍摄“红色经典”,让人不得其解。怎样评价“红色经典”,怎样评价“红色经典”热,显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工作。有趣的是,在我们屡次赴朝鲜探寻朝鲜画的过程中,中国某影视机构试图拍摄电视版《卖花姑娘》,并请我们接洽《卖花姑娘》的版权买卖问题。此次赴朝,我们计划与朝鲜文化部门讨论《卖花姑娘》版权的转让问题。
我喜欢电视,对这样的想法容易激动。《卖花姑娘》的的确确是红色经典,其艺术水准,甚至高过中国某些主旋律电影作品。姓高的制片人约我们多次了,由于我们没有能力回答他这件事行还是不行,每一次与我们谈,都是务虚。不过,这样的务虚还是有意义的。我问他,把《卖花姑娘》拍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国能有市场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卖花姑娘》在中国家喻户晓,受众面极广;另外,《卖花姑娘》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人来讲刻骨铭心,如果请韩国明星出演,自然引起轰动;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太享福了,需要苦情戏调剂一下生活。
我们真的进入市场经济了,谈《卖花姑娘》几乎不再追问其主题或认识价值,感兴趣的是它在文化产业领域里的卖点。
一个什么都可以出卖的时代,《卖花姑娘》能幸免吗?
李成日先生到北京,与高制片人见面,谈到了《卖花姑娘》的实质问题,即《卖花姑娘》的版权属于谁,可否交易,价格多少?毕竟是企业家,李成日也看到了《卖花姑娘》的市场价值。他提到了中方出资的底线,合作形式,是否聘用朝鲜演员等等。甚至直接提出参股。高制片人一一回答了李成日的问题,表示这个项目共同合作,把它拍成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电视剧精品。
达成了共识,彼此快乐。晚上喝酒,气氛热烈。我向高制片人敬酒,并说:《卖花姑娘》开机,我可以演一个角色吗?
高制片人看看我,说:当然,我觉得你适合演白地主。
我说:演坏人,好像不行。
高制片人问:你想演什么?
我说:改剧本的时候,可以加一个男角色,这个角色最好与花妮有恋爱关系。
高制片人说:想的美。如果加这个人物,也轮不到你呀。你看看,你老成什么样子了。
然后,我们哄堂大笑。
后来,高制片人又与我谈起电视连续剧《卖花姑娘》的市场价值,他不无吹嘘地对我说:《卖花姑娘》可以卖到一个亿。
是天方夜谭,还是真有可能性?我陷入了深思。
三
这是第几次到万寿台创作社看画,已经记不清了。依旧是金成民陪同,他要求工作人员把数十幅美术作品摆在大厅里,让我们过目。朝鲜画家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作品构思雷同,如果不是娴熟的技巧和出奇的表现能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一样的河流山川,一样的姿势表情,一样的伟大崇高,看久了,当然有点麻木。
不过,有几幅历史题材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作品所画的人物,很可能是朝鲜革命史中的真实人物――戴着手铐脚镣伤痕累累,目光有一股寒气,直对着眼前的敌人。他的对面,是日本宪兵和两个朝鲜伪军。朝鲜画家精湛的艺术功力,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凸显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我的判断没错,这个人曾在中国东北与金日成并肩作战,在一次战役中被俘,因宁死不屈,被日本人杀害。
金成民讲述的时候,我突然想,这个人是不是花妮的哥哥呢?在很大的程度上,电影《卖花姑娘》也会有生活原型的。
还有一幅画,也让我浮想联翩。在某炼钢厂,工人们正在炉火前炼钢。拿着木棍的把头在一旁虎视眈眈看着工人,红艳艳的炉火与阴险的把头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主题是反压迫的,是控诉殖民统治者的,是唤起工人觉悟的。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我一直怀有好感。这类题材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冲突,会给艺术家带来激情,往往会产生好作品。中国画家袁武对于抗联英雄群像的刻画,是中国画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突破。只是袁武的画具有悲情,朝鲜画常常乐观。
休息的时候,我与金成民等人闲聊,提及《卖花姑娘》金成民告诉我,这部电影是根据歌剧《卖花姑娘》改编的。难怪,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细致而巧妙。金成民又说,《卖花姑娘》是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委员长的直接指导下创作的。
我插了一嘴:不仅得到朝鲜人民的喜爱,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扬。
朝鲜人不愿意闲聊,《卖花姑娘》的话题到此打住。不过,短暂的交流,我知道了《卖花姑娘》与金日成委员长有关。这一消息我会转告高制片人的,一旦投拍《卖花姑娘》不妨把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请来助兴。金正日无与伦比的影响,会把中国版《卖花姑娘》搞得风生水起。届时,高制片人就会赚了大钱,如他所说――一亿,甚至二亿、三亿。
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聪明了。
在万寿台的工作结束后,有人提议去高丽饭店吃冷面。我在这家饭店吃过冷面,的确不同凡响,也的确贵,一碗冷面需要五十元人民币。当然,这是给外国人设定的价格。我表示反对,提议去小金的金达莱饭店,并且要去那家刚刚开业的小店,也就是羊肉串飘香的小店,可以听到“崔花妮”唱歌的小店。那天听“崔花妮”唱《卖花姑娘》的主题歌,我就被这家小店迷住了。大家赞同我的提议,其中一人说,吃羊肉串、喝啤酒,颇有情趣。
汽车停在金达莱饭店门前,刚刚跳下汽车,就看见了李小姐,也就是那位让我再说一遍“我爱你”的女经理。我告诉她,今天去吃羊肉串。她问:好吃吗?我说:当然好吃。她又说:吃多了当心变成羊。然后,嘻嘻笑起来。我也不尴不尬地笑起来。
小金习惯把这家小店叫串店,也许是这家店以烤串为主,比如说这里有羊肉串、牛羊串,有木耳、蘑菇串,有洋葱、大蒜、萝卜串等等。串店是简易建筑,材料是在中国丹东采购,并由中国人安装的,没有防寒层,只适合夏季经营。
进入串店,肉香扑鼻。我刚一落座,就抬眼寻找“崔花妮”。她正在把一束烤好的羊肉串送给顾客,并用朝语与他们寒暄。我对小金说:朝鲜人喜欢来这里。小金说:他们喜欢吃烧烤。我又问:来吃饭的人朝鲜人多,还是中国人多。小金说:当然朝鲜人多。
“崔花妮”来到我们身旁,微笑着问我们吃什么,小金用流畅的朝鲜语点菜,“崔花妮”点点头,便去后厨安排去了。“崔花妮”上倾的身材,轻盈的步履,如一头年轻的小鹿,渐渐走出我的视野。
我问小金:服务员可以随便招聘吗?
小金说:不可以。需要向朝鲜政府申请,由他们推荐。
我说:“崔花妮”是推荐来的吗?
小金说:朝鲜对劳务管理的比较严,不准私自用工的。
先上来几瓶啤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吸烟,间或聊着有趣的话题,比如朝鲜的核问题,比如朝韩关系问题,比如中朝边贸问题。
正说着,“崔花妮”把不同的烤串端上来,我道一声谢谢,就悠闲地吃,一边吃,一边赞扬“崔花妮”,我说:“崔花妮”的歌声撩人心魂,我快成她的粉丝了。小金小我几岁,他当然知道《卖花姑娘》里花妮扮演者洪英姬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中国人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代人的偶像,是第三世界人民心中的疼痛,是我们对历史模糊的认识。阶级、压迫、仇恨、剥削,这些已显陌生的语词,分明是那一时代的关键词。
今天,“崔花妮”没有唱《卖花姑娘》中的主题歌,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正在忙碌,也没有同她打招呼。不过,在串店门前,我不无玩笑地对小金说:在朝鲜投资办实业,要人道,不能学《卖花姑娘》中的白地主。
小金大笑起来,说:我当白地主,花妮的哥哥会把我杀了。我可不敢。
回到酒店休息,小金接到一个电话,是朝鲜人打来的,通知我们明天可以和朝方谈谈有关《卖花姑娘》的事情。
四
我想象的谈判应该是正襟危坐,有翻译,有记录员。我准备了记录本,计划把谈判的要点记下来,尤其要记下朝方索要的版权费的数额。
没有严肃的气氛,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争执,就在金达莱饭店的包间里,李成日提出了购买《卖花姑娘》版权的问题。
朝鲜来的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已经记不清了,当我们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对方频频摇头,说什么,我自然听不懂。
关于《卖花姑娘》的版权问题,轻而易举地撂浅了。至于什么问题,我后来才搞清楚。
《卖花姑娘》是朝鲜血海歌剧团的代表剧目,歌剧版的《卖花姑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风靡朝鲜和中国。后改编成电影,再度掀起波澜。
版权交易,当然是与著作权人交易,或与其著作权的继承人交易。当我们知道《卖花姑娘》的作者是谁时,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件事要泡汤了。
一九三?年,在中国东北抗战的金日成同志,在吉林五家子创作了歌剧剧本《卖花姑娘》。战火硝烟,这个剧本一直躺在金日成的行囊中,直到朝鲜解放后,金日成剧作家的梦想才得以实现。一九七二年,在金日成同志的指导下,把歌剧《卖花姑娘》改编成了电影,在中国公映后反响强烈。花妮扮演者洪英姬几乎与金日成齐名。当年洪英姬年仅十八岁,成名后,进入平壤电影大学,不久,又主演《第十四个冬天》,被授予人民演员的称号,其头像印在了一元朝鲜币的上面。
无疑《卖花姑娘》是朝鲜经典的歌剧和电影,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只要提GTP,什么都可以卖。
回到北京,见到高制片人,未等我把《卖花姑娘》的情况说清楚,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改编《卖花姑娘》的“宏伟计划”。第一,把《卖花姑娘》的背景搬到中国东北,因《卖花姑娘》具有极大的品牌价值,片名不变;第二,把白地主改成乡绅,不要脸谱化,其实生活中还是有好地主的;第三,把花妮改成白地主的情人,增强电视剧的情感因素,不要把人物关系简单化、概念化;第四,白地主婆一直暗恋花妮的哥哥,因哥哥不从,才诬陷他,并将其送进监牢;第五,不要把花妮的妹妹写成瞎子,要把她塑造成靓丽的青春偶像,请韩国明星出演;第六,……
我打断了高制片人的谈话:你的改变已经不是《卖花姑娘》了。
高制片人说:对,我们就是借《卖花姑娘》的外壳
我摇摇头,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高制片人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我说:作者对卖版权的事情不感兴趣。
高制片人说:作者是谁?
我站起身,说:不用问了,你不会认识的。
关于购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版权的事情就这样曲终人散。但是,有关《卖花姑娘》的话题还没有结束。据我所知,歌剧《卖花姑娘》经久不衰,2008年春天,歌剧《卖花姑娘》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当时我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记住了《卖花姑娘》,难道仅仅是怀旧吗;我们为什么喜爱花妮,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的善良吗;我们为什么为弱者流泪,难道仅仅是被剧情感动吗;我们为什么反对压迫、凌辱,我们仅仅是不满殖民统治吗?
《卖花姑娘》有很多寓意,我也想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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