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被逐始末 1932年正值民国“开发西北”第二个高潮。东北沦陷，淞沪蒙尘，民众反日反帝怒朝澎湃的同时，朝野上下也颇显出向西北谋求发展的意向，而国民党当局当时直接的行动，就是于当年3月5日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简称“西京筹”）聘元老张继为委员长，居正、覃振、杨虎城等19人为委员，即行着手筹备。之后不久，许多党政要员托名考察，纷然西来，时任国民党中常委、政府考试院长的戴季陶先生也决计到西北走一趟。此前，戴先生也曾来过陕西，对陕西历史知之甚稔，对陕西这块土地别有一种炽热的情怀，但是当时陕西人似乎对这位“圣人”并无好感。其缘由，一方面是以“反共专家”闻名的戴先生，“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卖国贼”和不抵抗主义的鼓吹者，素为爱国情绪高昂的陕西进步学生所不满；另一方面，是戴先生所奋力高举的“开发西北”的招牌下，据说有着为中央势力向西北渗透积极张目的深刻背景，而此点尤为陕西地方人士所反感。故其西来考察的消息传出后，中共陕西地下省委预计其此来必然公开发表演讲，继续“推行不抵抗主义和‘开发西北’的滥调”，遂决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俟其到西安后即设法施以颜色；而陕省名宿、当时因故正蛰居郑州的刘守中（字允臣，人敬之亦作允丞）先生，更以不满蒋介石、戴先生既往所为，也估计戴先生此行还将以视察的名义，一以探测当时主政陕西的杨虎城对时局的意向，进行分化，二以压制陕西抗日运动，深恐“大不利于陕人”，遂巧设妙计，假托“陕西难民”名义撰作《致戴季陶书》，指其此前某时，曾有侮骂陕甘人民之语，难听刻毒之极，并责任启明先生刻印数十封，抢在戴先生抵陕之前，从洛阳陆续寄送陕西教育厅、西安学生联合会以及西安高中、中山中学，西安师范、女子师范第一中学等校的学生会，以期激起陕人对他的愤恨，届时打压一下戴的气焰。一场“驱戴”斗争已然俨如箭在弦上，触之即发，而戴先生行前对此竟一无所知。
4月20日，戴先生如期抵达西安。果然不出中共陕西省委与刘守中先生所料，在惬意地游历了许多古迹名胜之后，他似乎听到或感觉到了什么，居然对杨虎城说陕西学生有些“嚣张”，学风不好，提出要在演讲的时候对学生训话。杨虎城何等人物？知道玄机所在，却也不想惹事，便以西安那时多是中小学生，不解院长“高深理论”为由一再予以婉拒。但是戴先生自恃尊大，就是听不进去，仍坚持非讲不可。于是省教育厅遂于23日致函各校，谓25日上午扩大总理纪念周，拟“假民乐园举行欢迎戴院长大会，届时并请戴氏莅场讲演”。接闻此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李艮即于24日下午，在西安高中召开各校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将计就计，组织学生参加，在戴先生演讲时相机发难；共青团西安市委也于同日召开干事会议，动员各学校支部加紧在学生中进行“驱戴”宣传鼓动。与此同时，刘守中先生“揭发”戴先生侮辱陕甘的《致戴季陶书》，也已经在西安辗转传布开来。25日欢迎会如期在民乐园礼堂举行，到会的各校学生达3000多人。会议主席、教育厅长李百龄简短致辞后，即请戴先生发表演讲，戴先生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寒暄几句之后，便大讲西北古代历史的辉煌，大讲近代当下的落后，大讲“开发西北”的重要和必要，大讲他对西北故土的向慕和对陕西人民特殊感情，从文、武、周公、孔子和孟子一路下来，一直说到孙中山和蒋介石，而对大家共同关心的抗日问题，则三缄其口。存心给他难堪的学生开讲不久就倒掌不绝，接二连三地向台上递纸条，甚至以军乐哄乱会场。李百龄见状急忙示意大家肃静，但群情已然鼎沸，如何静得下来? 学生纷纷起立，厉声质问：“自九?一八事变后至今，政府以不抵抗断送了东三省，近复划上海为中立区，不知究竟用什么方法收复失地?”“南京政府已经成立了六、七年，不见开发西北，为什么直到日本近逼京畿，才起来开发西北?”并且要求他回答“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出卖东三省和上海？”“缕述政府出卖东三省之经过”，“宣布政府对日方针”。
面对突如其来的发问，戴先生当时均拒不作答，或不作正面回答，反而劝告学生，抗日是政府的事情，你们年幼不谙世事，不宜过问政治，以免受人蒙蔽，要学生信赖政府，安心读书。焉知其势更如火上浇油，引爆学生满腔久蓄的“炸药”，立时就有人掏出一把铜元向台上掷去，“打倒狗委员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戴季陶滚回去”等口号，声震屋瓦，间或还有人以砖头和土块砸向主席台。主持会议的李百龄眼见大事不好，拉着戴先生转向后台躲避，省府当局也急调军警进行弹压和保护。激愤但有组织的学生，一拥而上便把民乐园礼堂团团围住，边呼口号，边用砖石瓦块追着向后门打去，强烈要求戴先生出来答复问题，大有不如此便断不罢休的架势，连德望不错的李百龄出来劝止，也险些为砖瓦所伤。戴先生惊悸万状，不及坐车便在省府派来“保驾”的军警护卫下悄然仓皇以去。共产党员魏光波见其久匿不出，一怒之下，就率学生把他停放在礼堂外面的黑色轿车推到广场，掀翻捣毁，然后一把火烧了。
次日，也就是4月26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西安市委和陕西抗日学生总会的策动下，西安学界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驱戴”斗争，要求“驱逐狗委员戴季陶即日离陕”，并对当局出动军警弹压学生的行为，游行示威以表抗议，结果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且有50多名学生遭到逮捕。陕西地下省委和西安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号召“一切劳苦群众”行动起来，罢工、罢课、罢操、罢岗，抗租、抗债、抗粮，向地方当局不断施压，一方面“发动工人、学生、士兵以及市民等社会各界群众，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救援被捕学生，弄得陕西当局十分被动。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压力下，省府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戴先生在西安周边盘桓浃旬，继续完成他的考察之后，也终于于5月12日带着收获与尴尬，低调地离开了西安。
“侮骂陕甘”真相
“戴季陶骂陕”，准确地说，“戴季陶侮骂陕甘”，是西安近代史、党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也是导致其1932年“驱戴”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事传之既久，说法各异，要之就时间而言，有来陕前、在陕时、离陕后三说；就内容而言，则有骂陕西穷荒，“大姑娘都不穿裤子”（实则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有类似记载），和骂陕西野蛮落后，要在“陕”字或“秦”字旁加上反犬儿两说，有的甚至说“陕西”的“西”字也要加上反犬儿，言人人殊，有趣固然有趣，热闹也算热闹，但究其实多系道听途说，经不起起码的推敲。实际据赵文杰先生《“四二六”驱戴先声》称，其源盖在前已涉及的刘守中托名“陕西难民”撰作的《致戴季陶书》，录之如下：
季陶先生青睐：
西北琐尾之子，赋《旄丘》责卫伯也，亦既劳矣。近检南北大小报章，载先生与朝贵一堂为纪念周时，因痛斥冯玉祥并连及其所处之地，曰：“极不开化之域，永不知文化为何事？国家为何物？世界为何时代？”且曰：“愚若鹿豕。”又曰：“古称野蛮人者加以反犬、虫旁，今可就陕、甘二字增益偏旁以状之。”吁！民等亦知苏杭为人间天堂，孰能为广厦以荫之乎？
陕本弘农古国，与作“狭隘”解之“陕”字有异，所以从阜(阝)而不从反犬者，“益烈山泽禽兽逃匿，禹驱蛇龙而放之菹，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矣。“甘”加“虫”为“蚶”，音读为“憨”，已先先生而见于《尔雅注》中“蚶药“之文，《唐书》孔?传亦有其目。况蚶田、蚶山，久居闽越之区，固无法僭称者也。
窃闻子规、子?、杜宇屡易三名，初产西蜀，继长吴越，合戴胜而四之，皆形异禽兽，其实尽为鸟之专名。民等从人论史，酷好武则天之勇于创制，类似妇皇，独惜其与王皇后、萧淑妃以争宠而相骂曰为“猫”、为“鼠”，改王、萧之姓为“莽”、为“枭”；诸王乱平，一例易姓为“虺”；边疆失利，改突厥“骨笃禄”为“不卒禄”、“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虽属取法王莽，究未脱女儿床笫间诅咒习气，亦可慨也！
先生身荣市朝，行同牙侩，纵吾西北垂死之民无力置喙，宁能不重为国家名器惜耶？且前利后患者，蝉也、螳螂也、黄雀也，比假依附者，?也、蛩蛩也、巨虚也，士君子之视为兴名利于天下者，在民等议其得失，直鸡虫耳！
先生趾高气扬，岂以民等为重轻，而民等又岂以先生之言为重轻哉？古人防奸宄立朝，比之为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愿先生毋一意狐鼠其行，败乃翁事，幸甚，幸甚！
陕西难民同具
二十一年四月
赵先生是民国著名报人，在西安文史圈素有令声，据闻此书原件他是见过的（其以“驱戴先声”目之，盖亦以此）；刘先生既称名宿，其学问气节，也是令人高山仰止的，此书出其椽笔谅亦不成问题。然而尽管如此，说戴先生“侮骂陕甘”，却始终让人难释怀疑。
首先，戴季陶是“开发西北”的积极鼓吹者，其当年屡屡“痛斥”驻军西北的冯玉祥确是事实，但对其时冯玉祥部“所处之地”，却似乎多具悲悯心肠，略无“痛斥”之语。譬如，其1929年10月在中央军官学校所作《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的演讲就说：
旁的不说，单就西北的灾祸一项而言，大家总以为西北是贫穷苦寒不过的地方，其实何尝如此！譬如新疆是无尽藏的财富之地，陕甘也是将来开发不尽的财富。这可以暂时不说。即就陕西关中之富和河南中原之富来说，目前关中、中原的人民是饱受野蛮官吏、野蛮军人的压迫剥削。去年西北天灾之甚，为数十年来所仅见，大家本于不忍心与同情心都起来办理赈灾，而国民政府也以全力从事爱民救民的赈灾工作。这是从来少有的。哪里晓得野蛮的人无可理喻，就是中央办赈灾也要破坏的！他们这般残忍的野蛮人竟把赈灾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了！西北遍地皆是一息将毙的老百姓的生命，也灌进了他们的腰包里了！冯军第一次逆变就是破坏交通，就是截断人民的生计！这次西北天灾，美国向来热心救灾的慈善家偏偏不肯救灾。美国慈善家调查西北的结果说：“中国西北并没有天灾，只有人祸；天灾是可救济的，人祸是咎由自取，不配受人家的救济！”这句话何等令人伤心！
其中便无一字“因痛斥冯玉祥并连及其所处之地”。
其1929年在洛阳所作11月24日《西北文明之再造》的演讲也说：
大家知道在全中国最苦的地方，人民生活最艰难的地方，社会文化最落后的地方，受军阀、官僚、土匪、强盗搜刮剥削最甚的地方，无疑的就晓得是西北，再加之近年来天灾流行，所以西北变成天灾人祸最苦恼的地方……谁知正当全国同胞全党同志作救济西北人民的苦功夫的时候，冯玉祥和他的部下外面勾结侵略我们压迫我们的敌国，里面勾结各种反动的叛徒，希图破坏中央威信，图谋颠覆中央政府，在地方上做的就是截留赈款，把救济西北人民的钱款统统抢劫去，做他攘夺政权的功夫。当中央尽力救济灾民的时候，就是冯玉祥和他的叛将截款骗粮的时候，也就是冯玉祥对于革命同志和困苦的人民尽力摧残的时候……
其次，戴季陶此前关于西北问题发表过多次演讲，其中确有讲到西北落后的地方。如：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哪里来的？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基本文明什么地方建设起来的？我们大家的老家在哪儿？中国前代的黄金时代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造成功的？要是问到这些问题，大家决计不会忘了中原、关中、西北的地方。大家要是回家找家谱，那么大部分的家谱都是载明从中原、关中搬过来的，即是极南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都是一样。现在我们试到我们民族策源地的北方看看成何种景象呢？地方并不远，今天动身，明天就可以到河南的开封、洛阳，可以想象到古代的两都之美、中原之富；如果再到西安，可以想象到长安之美、关中之富。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情景？一般人民都吃很坏的东西，甚至很坏的东西没得吃；穿很坏的破烂衣服，甚至很坏的破烂衣服没得穿，满目都是穷困凄惨、荒凉寂寞。我们古代先民在三千年前所造成的灿烂光明的食、衣、宫室、车马和各种农业、渔猎以及政治、军事上的组织，在当时可以夸称世界第一的文明，现在到哪里去了？我们试走到古代民族文化之母的雄伟的黄河边上，从荥阳到洛阳以上，到处都可看到老百姓所住的土洞，大家挖了土洞在“土窑”中过“土器时代”的生活。“穴居野处”是教科书上叙述上古时代的名词，是五千年前的蛮状，经过我们先民不断的努力创造，而现在黄河上流的居民又回复到四千年前的原状了！
又如：
我们抬起头来向东看是开封，向西望是洛阳，正是东西两京，所谓两京之地，而郑州正居两京之间。此地是中国最强盛时代的中原之地，是文物之邦，是以前的黄金之世。更西是长安，是几千年前成为文化与政治中心的地方，现在这些地方有些什么？我们常常想要走到这许多地方观察中国文明，现在走来一看，我们中国文明究竟在哪里？说道路吧，仅仅有一条铁路，其他都是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房子呢？到处都看见是古时穴居野处野蛮时代的情景。中国五千年前本是这样的，但是从唐虞三代以来，到了春秋战国，便已经文明得很，其后在汉唐之世，更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发扬光大，再融合了西方各国的文物，造出中国的黄金时代，全世界舟车所到的地方，对于中国都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然而再过了一千多年，现在这些锦绣山河，反而又回到了五千年前的穴居野处的时代去了。
其中也无侮辱西北之语，甚至连点儿轻慢的意思也不曾看出，更不要说刻毒地咒骂陕甘为“陕犬甘虫”了。至于此书所谓“且曰‘愚若鹿豕’”，本为“蠢如鹿豕”，见于戴《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的演讲，其原话为“现在代表西北野蛮势力的人，尤其是某一部分的军人，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他，即是‘蠢如鹿豕’”。只要不是别具怀抱，谁都知道这是针对冯玉祥及其部属而说的，并非是指冯及冯的部属“所处之区”的人民。而所谓戴氏侮骂陕甘为“极不开化之域，永不知文化为何事？国家为何物？世界为何时代？”则显然是对这篇演讲中下面一段话的演绎：
论起他们（即前所谓“现在代表西北野蛮势力的人，尤其是某一部分的军人”）的教育程度，恕我并不是刻薄的形容，他们正当得前清的“古斯哈”。“古斯哈”者在前清是最普通的东西，就是戴起水晶帽子、穿起袍儿，摇摇摆摆在轿子前边喊着“嚎！”的人。他们的头脑也和“古斯哈”一样，只晓得某人某大帅，不晓得国家百姓，更不明白主义。
第三，戴先生亲蒋附蒋，甚至唯蒋马首是瞻，固为识者侧目。其所谓“开发西北”的堂皇言论之下，也容或毋庸置疑地带有为中央或曰蒋氏势力西进张目的企图，但是他对西北地方的关注，对西北古史的赞赏和对西北人民境遇的悯叹，至少在有文可考的多次演讲中尚似一以贯之。刘先生书中所谓“近检”一语，颇为含糊。前举戴先生1929年的几次演讲，不可云远，而其端无侮陕辱甘的痕迹已如上述，便是翻检1932年4月他来陕之先数月几种不算太小的南北报纸，也并没有发现如其书中所说的任何报道（揆情度理，既要把国家重心向西北转移，便不会咬牙切齿的咒骂西北，更何况在公开场合，又何况见诸报章），至少像《申报》这样的大报就没有。相反，倒是发现晚些日子，即1932年5月16日《中央周报》载其抵陕后，戴先生于4月21日在西安各界欢迎会上曾如此表明心迹：“西安为吾华民族文化故乡，向往之忱，蓄积已久，一旦天幸，如愿相偿。在此山川明媚之都，得见故里诸父老昆季，私心快慰，莫可名言”。并称：“关中之地，古来素有‘天府’之号……若就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地位以言，则建设西北国防，当先借西安为起点。现在中国整个之国防计划，主力全集中西北，则国防建设，自当自西安始。关中之建设既毕，乃经营兰州，而以甘肃为起点，完成整个中国之国防建设”。循字按情，其对陕甘，不可谓之不亲；其对陕甘之人，亦不可谓之不恭；其对西北的关注似乎与前几年倡导西进时并无二致。如果戴先生行前或行前不久确曾那么狠毒阴损地骂过陕甘，何以甫到西安即有如此轻松畅亮之腔调？难道这是刘书讥其“善变”的他抵陕后不得已而作秀？可倘若如此，那么前面所举其几次演讲，可都不在南京即在汴洛，又当如何解释？
第四、戴季陶为南京政府要员，以其当时的身份，在公开场合怒斥“称兵叛变”的冯玉祥等西北军人，也不过指其野蛮无知而已，而对无辜之西北人民竟发为如此刻毒的诛心之论，似亦不近情理。书中说他侮骂陕甘之事载诸“南北大小报章”，本身就若有若无，闪烁其词。倘若果有其事，则何不点明某日某报，别人也好质对？又倘若“南北大小报章”俱载其事，则何以泱泱陕地、文化古都，竟无一人知晓亦无一人置辩，反须客居他乡的刘老先生“揭发他（戴）的作为”，着意激之？莫非刘老先生及相信此书的人，竟和戴先生一样认为陕西“极不开化”，蔽塞到如此地步！再有，如书所示，骂陕骂甘，本为一事，既为“南北大小报章”所载，则甘肃恐怕也不会初无一人知晓，何以亦竟不见一人起而驳难，莫非刘老先生及相信此书的人，也竟和戴先生一样，认为甘地无人，“愚若鹿豕”！陕人被骂都还知道还以颜色，而甘人竟然唾面自干，血性全无，比陕人更其不如？
基此数点，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世传所谓“戴季陶骂陕”，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或者说，它原本就是桑梓观念极深，对戴先生侧目久之的刘守中先生，根据1929年年底前后戴先生集中发表的一些演讲，曲意周纳一手自制造的一桩历史冤案；是当时以不满当局所为，适在郑州蛰居的刘守中先生侦得其不日赴陕，意其将假视察西北之名，替中央打陕西地方主意，故意自辱以激怒陕人让其知难而退而别出心裁设下的奇谋巧计。虽然据今看来，刘的此举主观上是欲使戴此行受挫进而打击其为虎作伥的气焰，客观上又从另一个特殊的角度，意外的配合了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驱戴”斗争。时过境迁，往事已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戴先生此次西行的所言所行及其是非功过，自可任由评说，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讲，其长期背负的侮骂陕甘的恶名，恐怕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给予改正的。
主导创办“西农”
“西农”即今天位于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其前身为上世纪30年代创设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说到“西农”，便不能不提到戴季陶先生，不能不承认他为创设“西农”所做的特殊贡献，并为之生出几多感慨。
一、“西农”是“开发西北”运动的产物，当年开发西北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建设西北专门教育，而戴季陶先生正是建设西北专门教育的最早提出者。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特殊需要，“开发西北”几乎成为上世纪30年代朝野一致的呼声。可是兹事体大，关涉万端，何处着手，见仁见智，身为运动先驱和高层政要中对之鼓吹最早最力的戴季陶先生，其不同凡响、影响至巨的一点，就是他赴陕被逐之后，在多年究心西北问题的基础上，不计前辱，博采众议，率先拟具并约同中委陈果夫、居正、陈立夫、段锡朋、叶楚伧、顾梦馀、朱家骅、洪陆东、余井塘等人联署，1932年10月12日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公决施行的《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其要旨略谓：“西北文化经济之发展，关系于国家存亡，不俟论列。发展西北之切实计划，自有多端，而交通之建设与军政、民政之整理，尤为当务之急，此政府急应尽其最善之努力，根据总理之主张与地方之实况，以从事于政策之推行者也。惟建国以教育为先，施政以得人为本，现在即当借专门教育之建设，为国家培植人才，以作一切改良与创造事业之原动力也。就西北教育之现况论，人人均感其可危。陕、甘各地连年天灾人祸，其原因半由于外国势力之压迫，半由于过去三十年间全国教育学术上之失误。盖西北之天灾，大半由人为之错而起！今日西北高等教育直可云尚未开始，今后唯一救济之道，只要新建设之专门教育不再错误，则他日或能造成一至良好至确实之学风也。”其核心之目的有两个：一是“造成发展西北经济事业所必须之各级专门人才”，二是“令现在各中学生有确实而正当之生活的出路”。
戴的这个《计划》，当时许多文献都有披露和记载， 1932年10月《中央周报》第二二九期曾对其做过专门报道，1932年11月《西北言论》第一卷第二一四期天无《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必要》一文，也曾有“‘建设西北专门教育’本来是中委戴季陶先生的提案，业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报载同时政府并聘于右任、戴传贤、杨虎城、张继、朱家骅、王陆一、焦易堂、沈鹏飞、吴敬恒、李煜瀛、褚民谊、王应榆、辛树帜诸先生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筹备委员。” 而且当时舆论对此评价极高：中委戴愧生1935年11月5日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所提《促进西北教育案》称，“兴办西北专门教育，造就实际人才，其为当务之急” ；天无《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必要》在“佩服他（戴）的智慧过人和眼光远大”的同时，认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在开发西北的方法中，是最切实、最必要、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凡此均可见其此举真实可信、高瞻远瞩与深得人心。
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校名是戴季陶先生起的，其教学大楼上的校名是戴季陶先生题的。戴季陶是筹建“西农”机构的首席常委，教学大楼奠基时也是戴亲致祝词。
戴季陶先生的身份和他率先提出的建设西北专门教育计划，使他无可替代、历史性地与“西农”牵上了关系。上举戴愧生的《促进西北教育案》曾说：“举国所知前年戴委员传贤（戴名传贤，字季陶）、陈委员果夫、居委员正等曾提《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案》，极切实际，当经第三二七次政治会议通过，交行政院饬教育部负责计划，嗣由中央决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西北农业大学校史》也说：“一九三二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于右任、戴季陶等人提出的‘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委任于右任、张继、戴季陶、朱家骅、王世杰、李石曾、王陆一、王应榆、吴敬恒、辛树帜、邵力子、沈鹏飞、焦易堂、杨虎城、褚民谊等人为筹备委员。同年十二月，上述‘委员会’，更名‘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址设在教育部（南京），并公推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三人为常务委员。”然而其鲜为人知的尚有如下数端：
（一）、“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之校名，原本是戴季陶先生在上述《计划》中就已提出的。《计划》主张“今后西北新兴之大学，应以理科为中心，而农、林、矿、工、医各实科为之血脉四肢”，其最简略之规划，是“先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农林专科学校完成，满三年后即开办国立西北理学院”，“理学院开办满二年或三年，主要各学系内容、设备既已充实，人才已集，再开办工学院，或同时开办工、医两学院，而农林专科学校亦可扩充为农学院”。
（二）、戴季陶先生对“西农”的创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确定建校后，他曾发表过《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办法之意见书》，也曾与筹备主任王子元先生专函探讨过该校用人施教的方针（均载《西北农林》创刊号），1934年4月20日“西农”教学大楼奠基，他还曾以考试院长和专校筹委会常委的身份专程亲临，并发表了文采飞扬、热情洋溢的奠基祝词，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名。如今，戴先生的祝词原件仍保存在西北农林科大档案馆，戴先生题写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校名，仍赫然悬置于农专大楼上，历历在目，兀自确凿地昭示着这段历史。
此外，作为“西农”筹委会三常委中的首席常委，戴季陶先生所依凭的，并非仅是他的高官资格，而更主要的则因为他是创建此校的最早提出者，是这个学校的精神之父，用心殊多，远非他人所可替代，而其他两个常委，于右任先生是陕西走出的名人，且一向热衷桑梓教育，自不必说，张继先生则完全是因为当时担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西京陪都的筹建工作，而此项工作与西京陪都的筹建也不无关涉。“西农”之设在武功，不能说与戴季陶先生等人的关照无关，更不能说与他《计划》预设的“农场及林场、牧场之面积：（一）高平原二千亩至一万亩；（二）低平原一万亩至五万亩；（三）冈陵地及山林地一万亩至五万亩。今后经营之法，必须完全以经济为前提”的条件，和《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办法之意见书》的“若设农林专校培养人才，可藉学术机关与地方人士合作，以学校为造林及垦荒之中心，再求民族之生路，全国之命脉，庶几可得”的基本认识无关；其校址之最后定在张家岗，固然是王子元先生亲自复勘之后努力争取的结果，而王先生当时与包括戴季陶先生在内的三个常委多次信电往还，也是现存档案中在宣示确定不移的史实。“西农”的选址，作为创校始作俑者的戴季陶，也不容置疑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日月流转，物是人非。戴季陶先生在创建“西农”上的作用与贡献，长期被人有意无意地掩盖，或不可思议地归于别人名下了。
戴季陶先生是国民党要员，是反共的急先锋，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戴季陶先生与西安还有上述一桩至今说法纷纭的公案，这点也影响深远。因为他鼓吹“开发西北”时多所指陈当时西北落后的事实（不落后还开发什么？），被刘守中先生曲意周纳为有侮骂陕甘的言论；因为他于中央决议筹设西京陪都后来陕时对西安学界的“训话”中有不合时宜的“攘外安内”言论，被愤怒的学生群起殴逐，所以陕西人对其似乎一向怀有成见。解放以至今日，凡是提到其在陕事迹的，几乎可志者就此两件事情（也可说是一件），方志上这么说，党史上也这么说，而其创设“西农”之善举壮举，则长期不可思议地被归乎别人名下，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掩盖着。其中有归于邵力子的，如向心堂《邵力老主陕时的嘉言懿行》说：
邵师已努力开荒，注意造林，创办武功农林专校，调建所留德专家寿天章为校长，童山面目，顿时改观。（《和平老人邵力子》第128―129页）
有归于焦易堂的。如《咸阳市志》焦易堂传说：
1932年，焦易堂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赴陕视察，至武功县后，看到灾情惨重，荒地颇多，遂建议在武功县境设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业大学）以振农业，以济民生。翌年，焦易堂与于右任等关于在武功成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提案获得通过。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成立，焦易堂以筹备委员身份，亲临武功张家岗勘察校址，共商建校事宜，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卷第461页）
有归于杨虎城的。如杨瀚《杨虎城大传》说：
以前，陕西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没有。在杨虎城的积极倡议争取下，在陕籍革命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人的支持下，争取到南京政府批准，兴办了西北第一所高等院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有归于于右任的。如任志竞《王子元先生的一生》说：
1932年，于右任提出“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力争在西北创办一高等农业学校，为发展西北农业创造条件，在各方面支持下，同年成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以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三人为常务委员。（《西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有归于杨虎城、于右任两人的。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方网站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我国西北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在“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的时代呼声中，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杨虎城将军选址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杨凌，于1934年创办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也有归于于右任和戴季陶的。如《打造中国高新农业科技的航母》说：
1932年秋，于右任、戴季陶等人提出“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1933年秋开始选择校址。（2003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还有归于于右任、戴季陶和杨虎城的。如杨凌区政府公众信息网说：
1932年春，知名人士于右任、戴季陶、杨虎城等倡导要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建立中国新文化。1933年开始择定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址，选址张家岗。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以至前举西农《校史》在提到《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时，也居然毫无根据地在戴季陶先生的前面，加上于右任先生的大名；提到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名单时，也莫名其妙的将戴季陶先生放在于右任、张继两位先生的后面；戴季陶对该校的策划和题写校名的事情，同样有意地隐而不彰。西农的官方网站、就业指导中心和档案馆网上介绍该校早期的历史的文字，更是决绝而且口径一致地将戴季陶先生排斥在外！
这的确使人遗憾之余复觉意外。《懿行》昧于历史，《大传》人云亦云，姑置不论，如果说《校史》编写在早，闪烁其词尚是政治禁忌使然的话，那么像《咸阳市志》、杨凌政府网，特别是西农自己官方网站等后出的文献和媒体，仍齐齐地兀自不愿说出真相，不敢说出真相，就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很不应该了。不是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说要尊重历史，不是还有“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的古训吗？何以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改革开放30年了，居然仍是这般模样！天地良心，如此做法，确实有失公平，有损我们老陕的厚道，对先人，对后世，甚至对现在的人们，显然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