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莱坞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最近激起千层浪，而60年前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创作的探案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造就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福尔摩斯”狄仁杰。中西异质文化交流困难重重，而功夫、熊猫与狄仁杰这些源自中国的文化元素，却被西方作者推到全球瞩目的高度，并伴随作品引发巨大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本文研究此类西方“中国风”作品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并从接受学、美学、文化放送策略等角度探讨两者蕴含的共性，总结其中西异质文化交流成功实例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功夫熊猫2》；《大唐狄公案》；中国文化；文化传播
2011年5月底，好莱坞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席卷全球票房，同时引发国内关于西方作品运用中国文化元素的大讨论。抵制者认定该片“文化侵略”、“赚钱还洗脑”，支持者认为该片成功展现和传播中国文化。双方在客观上将中国文化如何传播的探讨推上舆论焦点，引发全民讨论。
60年前，西方人高罗佩创作由中国文化元素构成的探案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使中国古代法官狄仁杰成为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视角来考察。②在中西异质文化交流困境下，先有60年前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后有如今好莱坞的《功夫熊猫2》，两部作品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传播效果。这类西方中国风作品，以“西方的作者，中式的元素，西方的灵魂，东方的载体”为共性，是中西异质文明交流极好的实践范本，正好提供一个弗朗索瓦?于连所谓“外在的不同视角”，带给我们文化交流传播启示。
本文以这两部作品为例，分析此类带有浓厚中国风的西方影视、小说作品对中国文化传播形成的事实影响，并从接受者本位、审美价值、传播策略等方面总结其获得成功的共性缘由，希望为中国文化传播早日走出困境提供借鉴。
一 作品流传中的中国文化传播影响
讨论作品承载的中国文化的传播影响，需首先考察其问世前后，相关中国文化元素在受众中的知悉程度与流传情况，以及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被西方人推到世界浪尖之前，其处境和传播影响又如何?
狄仁杰在唐朝不仅官至宰辅，同时也是以断案著称的能吏。《旧唐书?狄仁杰列传》载：“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承载包公、施公、彭公等清官故事的公案侠义小说多产生于乾隆、嘉庆年间，并依赖评书、鼓词、戏曲等民间艺术演出形式流传，形象深入人心。然而对于狄仁杰这位具有相当价值的历史文化人物，却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才有为其量身定做的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问世，其刊行情况也不佳。资料显示，光绪年间清代主要书局刊印的传统公案、侠义小说版本数量已经较多，但是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都鲜有《武则天四大奇案》的身影。究其缘由，清代严苛的政治文化环境或许是最大的因素。顺治九年，清廷明发禁令：“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法律禁令对小说刊行构成巨大阻碍，而《武则天四大奇案》因以武则天影射慈禧，就更在禁刊之列，这也是作者隐名“不题撰人”原因。此外，该作品形式陈旧，和其他传统公案故事差异不大，尤其后半部转为政治题材而缺乏可读性，因而被众多公案小说淹没。由此可见，狄公题材作品即使在清代中后期也流传不广，其影响非常有限。
相比几乎同期的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热潮及火热程度，狄公案故事处境更显尴尬。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时务报》首先刊登四篇福尔摩斯探案，比日本首译柯南道尔作品还早三年，此后几乎各国所有流行的侦探小说都陆续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收入探案专集和单行本达30多种。两相对比，落差巨大。难怪荷兰高罗佩惊异中国人只崇尚西方舶来作品而冷落自己的瑰宝，并在由他翻译的《武则天四大奇案》前30回序言中说要“还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一席之地”。而即使对高罗佩创作的中文本狄公小说，当时国内出版商也并无兴趣，高罗佩只好在伦敦先出版英文本《铜钟案》，并立即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
《大唐狄公案》在西方风靡几十年，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深受读者欢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伦敦大学著名中西比较文学学者赵毅衡先生在国外读到这部小说，立即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文章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后来又被《人民日报》转载。由此，中国读者才开始关注这部由自己的历史文化名人出演主角并风行世界的探案佳作。到我国开始翻译出版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作品，距离1951年《迷宫案》被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已经整整晚了三十年。
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在国内出版后就再版不断，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胜于传统中国公案小说，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引起海内外华人收视狂潮。有关狄仁杰的电视剧超过200集，成为中国最长寿的探案题材之一。另外，狄仁杰的题材也屡次被拍成电影，其中2010年由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取得当时票房之冠。
研究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高罗佩。小说全部场景都由中国元素构成，全方位向世界读者放送，从而产生巨大的“辐射式”影响，在西方乃至全球传播中国文化，效果远超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人手的。”
《功夫熊猫2》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则直接体现在票房上。该片以大量中国文化元素为背景，甚至还将中国禅学理念融入功夫中，给观众描绘功夫的最高境界。
从2011年5月26日开始，《功夫熊猫2》在全球多个国家上映。中国内地上映首日，票房逼近6000万元，远超此前《唐山大地震》所创3790万元纪录；上映两日即轻松收获1，2亿元，全面超越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等在中国大陆票房破亿速度；在韩国上映首周末，超过150万人次观影；在美国，全美3925家影院首周末即席卷4800万美元。
伴随令人瞠目的票房，影片中大量中国文化元素向受众立体辐射。《新京报》发评论：“《功夫熊猫2》很中国很功夫很文化。”海外观众表示该片“有助于孩子了解中国文化，是很好的文化启蒙课程”，“成功地融入了许多传统标志性的中华文化元素，以吸引人的视觉艺术普及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美国许多亚裔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去看这部影片，相信这将帮助这些孩子了解他们文化的根。”影片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由该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突破学者小众圈，在媒体、普通民众中广泛进行，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更深层次的推动作用。《新京报》、《北京晚报》、《时代周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凤凰网、中国新闻网等国内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围绕该片对中国文化元素 的运用展开热烈讨论。几乎所有讨论者都在反思一个问题：好莱坞将中国文化全球放送，我们为什么没?
无论是如今的《功夫熊猫2》还是60年前的《大唐狄公案》，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强劲的中国风，另一方面也在唤起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自觉。学者乐黛云认为：“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始于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那么，西方的文化自觉则更强调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好莱坞影片对中国元素的大量运用、影片的广受欢迎和巨大的票房，刺激着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强烈复兴愿望，人们纷纷在各种渠道呼唤：功夫是我们的，熊猫是我们的，为什么《功夫熊猫》是别人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功夫熊猫》?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似乎总要等到别人先重视以后，才在酸楚中重新审视。由此看来，外来刺激从某种角度看未尝不是好事，西方的中国风作品起到了让我们重新高度关注自己灿烂文化的刺激作用。
中国本土动画片蕴含中国文化元素很多，如上世纪的《哪吒闹海》等。然而，由于制作技术、剧本编写、市场运作和资金等多方面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中国动画第一部长片《铁扇公主》问世至今，国产动画业积弱已久几乎没有市场。这导致本土动画片在使用中国文化元素时具有先天优势，而在文化传播上却落后于人。本土原创动画电影很少走出国门，国内观众也不买账，其票房惨淡血本无归。如《超蛙战士之初露锋芒》，投资5000万元却仅取得票房730万元。《梦回金沙城》这部“纯手绘、画面唯美、制作技术精良”的动画长片耗时五年投资8000万元，本土放映却仅有100余万元票房。和《功夫熊猫2》比较，中国本土动画电影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相形见绌。
西方作者通过各种媒介受到中国文化元素影响，形成作品之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本土受众，正好印证“在流传学的研究中，终点并不总是终点，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影响原来的起点”，也提示我们，在中西文化现代交流中，“影响不是静止的、单向的，而是流动的、互动的”。具体到两部作品，中国文化元素是其创作的渊源，而作品在全球取得的巨大传播影响效能，也反过来推动了中国本土对作为其渊源的中国文化元素的思考与重视。
二 作品文化传播实践共性
无论以何种媒介传播文化，吸引受众观赏兴趣是首要条件。作品的载体类型和美感价值是构成一部作品受到欢迎的两个基点。两部作品在文化传播中的成功实践正是因为具备上述两点共性。
探案小说曾被认为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动画电影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更不在主流。但是，这两种类型的载体却都是最受中西大众喜爱的通俗类别，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为其他主流作品所难达到，文化传播与输出效果非同一般。因此，探案小说和动画电影正是在普通大众中进行异质文化交流的最佳平台。
利用载体平台，狄仁杰探案系列和《功夫熊猫2》从热销、走红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引发对文化传播的全民讨论，实际上就具备了让一般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广泛基础。“艺术的目的在融合情感，不在设立界限，所以最简朴的小百姓所能了解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这是两部作品在文化传播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个共性缘由。
其次，作品蕴含的审美价值是引发受众欣赏作品的内在缘由。两部作品在吸引受众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高罗佩利用悬念设置刺激读者阅读欲望，把极富审美价值的细节穿插在情节之中；《功夫熊猫2》则牢牢把握动画电影娱乐本质，让观众在“寻开心”的心态驱使下愉快地观看，其蕴含的审美价值通过电影画面、角色动作、语言甚至神情悄然传至观众。美感和故事情节并不一定必然相关，却渗透到接受者心中。朱光潜先生曾经感叹：“图画的美本来在颜色、线纹、阴影诸成分的谐和配合所现出的意向。多数人看画却不着重这一点而着重画里的故事。”《功夫熊猫2》的成功却证明受众能够因为作品的审美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故事，因为客观上这部影片故事本身并无新意，很多观众喜欢影片就是因为受到动画场景美感的震动和吸引。
“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这两部作品所共有的美感价值首先体现在角色的形象塑造上。
高罗佩对狄仁杰的形象塑造突破了中国传统公案脸谱化和程式化的套路，与中国传统公案式官员形象截然不同。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是身材高大、言谈庄严、举止稳重、思维敏捷的壮年男子，胸有韬略又精通剑、棍，集官气、侠气、智者气质于一身。仪表堂堂的狄公尤其能引起西方读者好感。《施公案》作品中的施世伦，麻脸、缺耳、歪嘴、鸡胸、驼背、瘦弱，御赐“施不全”，《刘公案》中的刘墉外号“罗锅”，残疾而弱小。虽然两人外形丑陋却智慧善良，但外在形象很难引起有浓厚绅士、骑士情结的西方读者共鸣。
在性格设计上，高罗佩赋予狄公浓厚的“人味”：对美好的事物心怀喜爱，对凶暴的恶行充满愤怒，对卑鄙的小人心生厌恶，对弱势的女性满怀同情。同时，刻意安排一些与案情关键无关的情节，使狄公人性光辉洋溢，带给读者深层次的阅读美感，也使小说的审美价值内涵更加深刻。《铁钉案》中狄公微服勘查，“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冰冷的石阶上抽泣，小小的脸蛋冻得通红，头上身上都落满了雪花。狄公赶紧上前将那小女孩抱在怀中，用皮袍一角将她裹紧。不一会儿，小女孩感到了温暖，不哭了。”仁厚的美德是能开启无论种族和国籍所有读者情感的“永恒的钥匙”。仍以该案为例，狄公找到善良优雅又饱受磨难的郭夫人求证其杀夫事实，郭夫人纵身跳入深渊保持自己最后的尊严。这一段的描写，高罗佩用了探案小说中极其少见的诗性描述，让狄公目睹那美好的女子“与梅花、飞雪一起坠入那不见底的深渊”。第二天狄公对随从说：“昨夜我做了一件大错事。如今想来十分后悔……”当别人褒扬狄公破案有功时，“狄公只觉芒刺在背，脸上热辣辣，心中酸楚。他想，不正是他的巨眼才逼得郭夫人含恨跳崖吗?”“不知怎么，他又想起那两句诗来：‘飘落疑有声，蛾眉古难全’。”读到此时，读者被如诗如画的凄美场景所感，又岂不为在情与法中矛盾和痛苦的狄公而倾倒?
超凡的自制、沉稳的心态、含蓄的表达、丰富的儒家知识和缜密的逻辑思维，配合着人性的光辉，这样的狄公形象就是西方人心中古代中国最为理想的“儒吏”。当然，这也是西方作者对中国文化事物“异域想象”的产物。
《功夫熊猫2》各个角色形象性格设计都很考究。主角阿宝魁梧高大，脸大腹圆，厚道搞笑又百折不挠；鹅爸爸鼻子高高，走路摇摆，哕嗦善良；悍娇虎身材挺拔，刚烈中透露女性的温和；师父身材矮小、不苟言笑又有点扮酷。大反派孔雀沈王爷，两撇八字胡，清瘦而傲慢，行为刻毒又有些神经质。他伴着音律挥舞华丽的羽衣时，这个坏蛋也优美扯眼。此外，影片中阿宝追问鹅爸自己身世时欲言又止的神情、熊猫爸拼命护子时定格的一瞬、熊猫妈舍身救儿时的眼光、鹅爸对阿宝无微不至的?嗦……影片情感描绘之细腻、显露之自然，透过这些不起眼的细节，传递了全人类共有的情感，使中西观众都敞开心扉接受作品。
- 在作品故事背景和情节中融入和运用大量中国文化元素，是两部作品提升审美价值的又一共性。
高罗佩不露痕迹地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人情、地貌等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侦破学知识和具体案情巧妙地结合起来，以高卓的艺术感染力和趣味性，把最地道的中国文化味万花筒般地放送给西方读者。在案情中他有意穿插许多中国文化“道具”，刻意传播多维的中国文化。如《断指记》的阴阳八卦图、《湖滨案》的围棋残局、《玉珠串》的葫芦和算盘、《柳园图》的青花瓷器等，不胜枚举。他亲手绘制的每一幅案件插图都精心设计场景，如墙上挂的中国画、桌上供奉的观音像、雕花的窗棂、人物手中的长笛、公堂案上的惊堂木等，可以说把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生活场景都绘于其中形象展示，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异域文化美感显现十分突出。正是这些“中国味”世俗风物，如磁石般强烈吸引着西方读者。
《功夫熊猫2》则在整部电影中充满了中国元素，水墨山水、九天塔、庙会、功夫、针灸、四川民居、青城山、鸡公车、中国剪纸风格的片头以及中文店招等，配合着好莱坞式的画面表述，以其富于韵律的画面、诗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别有一番浓郁的中国文化美感。值得注意的是，片中大量运用蕴含中国文化风格的颜色和音乐，带给读者巨大的感官冲击和视觉上美的享受。
首先影片根据情节变化大量运用反差极大的颜色对比。“一般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大半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最简单的实例是颜色的偏好。……红是火和血的颜色，……青是田园草木的颜色，所以看到青色令人联想到乡村生活的安闲。”片中大量场景都设置在悠然的青山之中，广阔的草地绿得心旷神怡，恬适的农田和青山绿水让人顿生世外桃源之感；当情境变化时，自然背景由彩色转为黑白，水墨之中，飞速流转的风云让人切身体会风云变幻；在沈王爷的地盘，大幅采用象征血与火的红色，在影片中显得尤为动人心魄。绿、红、黑白的对比，加上好莱坞特有的恢宏的场景技术，给观众以最大的视觉冲击，观影时的情绪随着颜色更迭在恬静与狂热之间剧烈转换，时而激荡起伏，时而又体会到绚烂至极归于平静的“太极”心境。
另一方面，影片背景音乐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颜色的转换而更替。中国的民乐也运用其中，画面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烘云托月的效果。叔本华认为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因为其他艺术只能表现意象世界，而音乐则为意志的外射。图画所不能描绘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音乐往往能曲尽其蕴。它的节奏的起伏，音调的宏纤，往往恰合人心的精微的变化。……到极精微的境界，它能直接引起心弦的共鸣。”这也是《功夫熊猫2》能够突破语言、文化的疆界，获得全球观众共鸣的重要原因。
良好的载体平台、独特的审美价值内涵，是《大唐狄公案》和《功夫熊猫2》在文化传播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的共性缘由。
三 对中国文化传播策略的启示
首先，从接受学角度看，任何作品如要追求传播效果，都应立足于接受者。好莱坞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理念保障就是始终立足接受者，认为商业动画电影最终是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国产动画的失败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多数国产动画闭门造车，动画形象平庸，故事老套却热衷说教，板着脸的面貌和动画轻松、娱乐的精神背道而驰，完全不顾观众观看动画的娱乐预期。然而，“有道德影响和有道德目的应该分清。……有道德目的的作品不一定就产生道德影响……最可注意的是没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往往可以发生最高的道德影响。”无论何种类型作品，不从接受者角度出发就没有市场，道德说教也是枉然。
其次，向异质文明放送中国文化必须讲究策略。中国文化元素是“敲门砖”，我们在跨文明交流时，能够取得良好放送效果的，不是冰冷的学术，而是体现在生活中那些看似微末的文化元素。一花一世界，再小的中国文化因子也能折射出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两部作品启迪了我们这样一种文化放送思路：从接受方兴趣点切入，顾及其文化接受底线，精心组织己方文化“道具”植入作品，引起接受方的探视欲望，将己方文化不显山露水地向对方渗透，同时不应触及对方总体文明和接受底线。这里所指的文化道具，是那些看似边缘、琐碎而实际中国文化味浓厚的世俗风物，它们正好形成西方人的“接受欲望”，覆盖他们曾经听说、最感兴趣、最觉神秘的所有模糊的异国形象想象。一般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往往源自一些具体而形象的文化因子，诸如太极、青花瓷等，并没有对整套中国文化系统进行了解的追求。这正如普通中国人刚开始接触西方时有看“西洋景”一说，感兴趣的也是从放大镜、烟斗、照相机、时钟等细枝末节的文化事物开始，并无深入了解西方哲学系统、人文精神的需求。因此，只要把握这些文化道具磁石，就能吸引对方兴趣，文化传播放送就效果显著。“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输出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只能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当这种欣赏进入深层次时，进入文化的神经中枢时，西方就会打破语言的障碍，一窥东方文化的堂奥。”
此外，异质文明交流中应尽量找寻双方文化价值共性，这种共性正是双方交流的基础。异质文化双方不论有多大差异，同为人类则必然有其在价值追求上的共性，比如在两部作品中所展现的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对弱者的同情等，这些正好是无论中外作品“共同的诗心”。只有找到这种共性并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传播，才可能实现异质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国文化传播才会可能。这种“共同的诗心”也表现为表述方式的世界化。中国文化资源被西方作者娴熟运用并获巨大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表述的“世界语言”――传统的文化，现代的表述，世界的眼光。“艺术的功用，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在传染情感，打破人与人的界限。”归结到一句，就是要形成交流中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中国文化的放送才能取得实效。
注释：
①[荷]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②⑧乐黛云：《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河北学刊》2008年1月第28卷第1期，第187页。
③参见苗怀明《清代中后期出版业的发展与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繁荣》有关资料和数据，《编辑学刊》1997年第2期。
④赵毅衡：《名士高罗佩与他的西洋狄公案》，《作家杂志》2003年第2期，第94页。
⑤《(功夫熊猫2)很中国很功夫很文化》，《新京报》2011-6-2。
⑥《(功夫熊猫2)票房创新高深刻剖析中国文化》，《中国日报》2011-6-8。
⑦《美国文化人士认为：(功夫熊猫2)有助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北京晚报》2011-6-5(10)。
⑨⑩参见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45页，第146页。
(11)(12)(13)(15)(16)(17)(19)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01页，第76页，第12页，第76页，第290页，第112页，第118页。
(14)高罗佩在小说后记中补充说明，在他小说中的插图，都是参照16世纪中国木版画、特别是明代《烈女传》版本的风格绘制的。图中人物服饰、习俗更多地反映出明代而非唐代的风格。
(18)王岳川：《东方文化身份与中国立场》，《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第115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子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7&ZD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