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雷蒙德?卡佛着力表现普通人对个体存在的感悟，以及在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中的人性救赎，透露着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卡佛的文学创作极富时代感，建构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特人文景观。
关键词：雷蒙德?卡佛 《大教堂》 极简主义
美国文学具有深厚和优秀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在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短篇小说名家辈出、佳作不断。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认为，对美国人而言，短篇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民族艺术形式”①。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是美国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标志着“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风格的成熟，他被公认为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极简主义小说追求文字的表现力，通过删减情节、减少作者介入、设置开放式结尾等方式创造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对于卡佛的极简主义风格，评论界有不同的认识。赞同者认为它忠于作品本身，忠于现实②；质疑者则指责卡佛等极简主义作家的作品是“次等的”，它“远离政治”，只描写“家庭琐事”，是“美国文学的人文主义软肋”③。诚然，过度强调表达的精炼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文学创作的艺术整体感，影响读者的审美接受。但若因此否定卡佛文学创作的价值则有失公允，因为卡佛的极简主义风格并非创作上的缺陷，而是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关注现代人在一个异化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是卡佛的创作主旨，这一点在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大教堂》（Cathedral）中得到了最佳诠释。在《大教堂》中，虽然极简的风格犹在，但文字和人物都更加丰满了。作品不再专注于失意的人生和语言的苍白与无力，而是表现普通人对个体存在的感悟，以及在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中的人性救赎，体现了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
一、在顿悟中感受生命的存在
“顿悟”（epiphany）原是宗教用语，指上帝在世俗世界中的“显现”（manifestation）。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改造了宗教意义上的顿悟，将其引入小说创作领域，提出了“顿悟说”，指某个特殊时刻，“经过小说家的艺术加工，那些平时最不起眼的人、事、物突然在那个时刻迸发出灵光，也就是把读者导入精神感悟的状态”④。在前期小说创作中，卡佛着力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以及由此造成的隔阂；人物虽不断尝试走出困境，但似乎总也找不到出路，总也无法从中有所感悟。因此，不同于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所展现的顿悟，卡佛在早期小说中呈现的是“反顿悟”⑤（anti-epiphanies），但《大教堂》中开始出现类似于乔伊斯小说中的顿悟瞬间。
在《瑟夫的房子》中，妻子虽尽力劝慰丈夫，但丈夫还是很难振作。无奈之下，妻子将丈夫的手贴在自己脸庞上，而就在此时，妻子突然回忆起丈夫“十九岁的样子，想起他跑过田野，奔向他父亲时的眼神。他父亲正坐在拖拉机上，手遮着眼，望着魏斯向自己跑过来”⑥。美好的过去在残酷现实的映衬下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意味，原本温馨的场面读来不免让人心酸。卡佛小说中的顿悟通常是人物在逆境或重压之下的感情释放，是浓缩爱的瞬间；卡佛对爱的描写往往具有穿越时空的深邃和厚重。寥寥数语，妻子对丈夫的爱、父亲对儿子的爱都跃然纸上。《保鲜》是卡佛描写“底层人物”⑦（submerged population）的又一经典之作。丈夫失业在家，整日无所事事，虽然在找工作，但始终没有结果。妻子虽尽量保持乐观的心态，但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不知“他们还会碰到什么事”⑧。妻子的担心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一天下班回家后，妻子发现冰箱坏了，这对经济拮据的夫妻二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番盘算后，妻子决定到拍卖市场上买旧冰箱。但丈夫对此似乎不感兴趣，没说几句又昏昏入睡。看着眼前的一切，妻子的思绪回到从前，想起自己和父亲去拍卖会的经历。父母离异后，父亲还经常写信告诉女儿自己非常怀念和她一起逛拍卖会的时光。生活中的细节处处体现着父亲对女儿的爱，女儿也在短暂和略带悲情的追忆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如果说在回忆中体验生活的百味是卡佛式顿悟的一种形态，那么对当下的感悟和超越则是卡佛式顿悟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好事一小件》和《大教堂》集中体现了这种形式的顿悟。《好事一小件》中，为了给儿子过生日，母亲去面包房定做蛋糕，但就在生日那天，儿子出了车祸。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孩子的父母不知所措。在医院里等待诊断结果的过程对两人来说是莫大的煎熬。心急如焚的母亲一直在为儿子祈祷，而当得知丈夫也在为儿子祈祷时，“她第一次觉得他们在共同面对这个困难。她吃惊地发现，这件事她认为只是发生在她和斯科蒂身上，她一直没有让霍华德参与进来，虽然他一直都在安慰她。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感到高兴”⑨。同样身处逆境，《好事一小件》中的人物没有回到过去寻找慰藉，而是选择珍惜当下的拥有。《大教堂》是小说集的压轴之作，也是思想内涵相对复杂的一篇。妻子的盲人好友要来家中做客，但丈夫看不起盲人，所以非常抵触。然而，两人在交流中慢慢拉近了距离。盲人让丈夫描述电视里看到的大教堂，但丈夫不知从何说起，为了缓解尴尬的局面，盲人提议让丈夫把看到的教堂画出来。在盲人的帮助下，丈夫画出了教堂，也打开了心中的结。画完教堂后，丈夫“觉得已经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了”⑩。如果说顿悟在《好事一小件》中是对当下的感悟，那么在《大教堂》中则是对当下的超越，上升到了新的境界，体现了广义的博爱。
借助这些瞬间，卡佛赋予平淡无奇的事件非同寻常的意义，丰富了文本内涵。事实上，卡佛非常重视并且有意识地通过人物的突然醒悟揭示小说主题。在随笔《论写作》（On Writing）中，卡佛谈到自己非常欣赏契诃夫小说中一句不完整的话――“……他猛然间明白了一切”{11}，并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艺术效果。对契诃夫而言，“他”或许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在卡佛看来，“他”既代表了作者的苦心孤诣，又意指人物的苦苦求索，还暗含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这个意义上，卡佛的顿悟与乔伊斯的“顿悟说”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与乔伊斯强调“小说家的艺术加工”不同，卡佛式的顿悟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朴实，也因此少了一些空灵，多了几分沉重。作为读者，我们很容易对这些文字产生认同，因为它们捕捉到了人物的存在，并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也正是卡佛的创作宗旨：“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12}
二、在沟通中实现人性的救赎
如前所述，卡佛在前期小说创作中致力于表现人物间的沟通和理解障碍，以及无法掌控命运时的无力感。被奉为极简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中的《严肃的谈话》和《还有一件事》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卡佛之所以钟情这类题材，与极简主义作家的语言观有很大关系，“语言不足以沟通，尤其不足以传递感情、主观概念和难以言传之事，这种观念是极简主义作家感受力中的重要元素。”{13}虽然《大教堂》中的《车厢》《保鲜》和《小心》等小说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交流的匮乏和语言的无力，但人物已经开始尝试走出自我，在积极的交流和沟通中理解他人的境遇，审视自身的人性弱点。
在卡佛所有刻画酒鬼的故事中，《我打电话的地方》无疑是最能给人希望的。叙事者“我”因为酗酒和妻子离婚，被送到戒酒所戒酒，是卡佛塑造的众多酒鬼形象中的一个。但和其他酒鬼形象相比，“我”是幸运的：既不像《瑟夫的房子》中的魏斯，刚刚看到希望就又被残酷的现实击倒，也异于《小心》中的劳埃德，想跟妻子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在戒酒所里，“我”结识了J.P.，他非常健谈，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J.P.的故事表面上平淡无奇，但对“我”来说却另有深意。J.P.小时候曾经失足落井，虽经历过等待和恐惧，但“井口的一小方蓝天一直都在”{14}；J.P.和妻子的感情虽历经波折，但依旧恩爱如初。“我”显然从J.P.的故事里读出了希望和坚守。尽管
“我”是听者，但J.P.的故事全部出自叙述者之口，而不是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这说明他已经融入其中，成为对话的一部分。{15}对“我”而言，J.P.的讲述是一种疗伤；在与J.P.的交流中，“我”意识到沟通的必要，继而萌发了想要跟前妻和女友通电话的想法。这种想法有没有成为现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丝毫不影响小说的表现力度，因为“卡佛的人物通常拼命想要被理解，即便理解（常常）无法实现时，它的缺席也被感觉或表现为故事中的一个中心要素，让卡佛的小说具有人文性和细腻艺术感的就是这种感觉”{16}。小说以“我”想象中的回答“是我”结束，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在给读者想象空间的同时，也象征“我”又重新找回自我。{17}
不同于《我打电话的地方》隐晦的艺术处理方式，《好事一小件》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表现了人物对于沟通和理解的渴望。“在《好事一小件》中，卡佛的‘底层人物’开始浮出水面，走出对自我的关注，意识到更大社会群体的存在并对其产生认同。”{18}与其初版《洗澡》相比，《好事一小件》的人物更加丰满，情节更加完整，主题也更加明朗。{19}首先，《洗澡》没有明确交代儿子的死活，而在《好事一小件》中，虽然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但儿子还是不幸死去。其次，《洗澡》中一直身处幕后的面包师在《好事一小件》中走向前台，成为表现小说主题的关键人物。儿子死后，毫不知情的面包师不停地给夫妇二人打电话，催他们取蛋糕。已经悲痛到极点的母亲忍无可忍，冲到面包房对面包师开口大骂。了解实情后，善良的面包师请他们吃面包，和他们促膝长谈，矛盾由此化解。面包师的努力尝试和夫妇二人的善解人意体现了“人类间一种深沉和有创造性的联结，它向卡佛孤立和简化的人物表明，在一个他们认为没有意义或爱的世界里，交流是存在的”{20}。
在谈到小说集的同名小说《大教堂》的创作时，卡佛认为它比“之前的任何作品都开阔、宏大”{21}。通过大教堂这一意象，小说意在说明宗教不仅是人与上帝交流的平台，更是人类之间相互和解的有效载体。但《大教堂》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人与人之间隔阂的不是语言的交流，而是线条的流动。阿瑟?布朗（Arthur Brown）认为勾画教堂轮廓在小说中是一个象征后现代小说的隐喻，因为它关注表面细节，拒绝深度模式，并且具备自我意识{22}，因此称卡佛的小说创作为“人文后现代主义”{23}（humanist postmodernism）。但叙事者画出的不仅是教堂的轮廓，还有内容。在依次画出了屋顶、窗和门之后，盲人指点叙事者：“现在画些人在里面。没有人算什么教堂？”{24}这一细节凸显了小说的主题，因为“通过在曾经类似他房子的大教堂里画人，叙事者象征性地成为一个更大群体的一部分”{25}。所以“卡佛的艺术不是一种关于分离的艺术，而是一种讲述联结和参与的艺术”{26}。
上述分析表明，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追究卡佛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忠于现实是不够的。卡佛本人也承认，虽然他的创作属于现实主义传统，但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讲故事也会让他厌烦。{27}因为“极简主义作家似乎与后现代主义者拥有相同的信念，即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而不是确定的，受控于一套稳定的规则、真相和原理”{28}，所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卡佛的小说都具有后现代小说的特征。
但卡佛的小说又和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美学保持一定距离。不同于后现代小说中人物的“无指涉性”
（nonreferentiality）和“自反性”（self-reflexiveness），极简主义小说“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真实世界实体的人”{29}。卡佛多以暗示，而非直接介入的方式揭示影响人物命运的社会力量，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恰恰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处于“后越战”“后水门事件”和“后能源危机”时代的美国悲观、消极的社会氛围。{30}因此，卡佛的小说创作扎根于社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这是我们理解其小说人文性的前提。卡佛准确地诠释了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和如影随形的危机感，建构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特人文景观。就其创作的人文性而言，或许《芝加哥论坛报》的一段评语最切中肯綮：“与那些标准式的美国英雄相比，他这些角色可能属于混蛋、晦气鬼、失败者、傻瓜、同性恋，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又都心存关怀。这一人性特征促使我们进入了每一个卡佛故事。”{31}
①⑤{15}{16}{17} Scofield，Marti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Short Stor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1，228，229，228，229.
②③{30} Lainsbury，G. P. The Carver Chronotope: Inside the Life-World of Raym ond Carver’s Fiction [M].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4，2-3，8.
④ 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195页。
⑥⑧⑨⑩{14}{24} Carver，Raymond. Cathedral [M]. Alfred A. Knopf，1983：32，37，68，228，130，227.
⑦ “submerged population”是卡佛对契诃夫小说中人物特点的总结。在一次访谈中，卡佛以契诃夫为例，说明自己的人物塑造并无标新立异之处，而是对前代文学创作的继承。见Ewing Campbell.Raymond Carver: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M].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2：111.
{11}{18}{21}{27} Campbell，Ewing. Raymond Carver: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M].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2: 94， 122，100，112.
{12} [美]雷蒙德?卡佛：《大教堂》，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13}{28} Hallett，Cynthia Whitney.Minimalism and the Short Story: Raymond Carver，Amy Hempel，and Mary Robison [M].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9：35，16-17.
{19} 但也有论者质疑卡佛的这种变化。比如，李公昭教授就认为“卡弗最大的艺术成就不是他表面的丰满，而是他洗尽铅华的简约”。见李公昭：《论卡弗短篇小说简约中的丰满》，《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第127页。笔者认为，卡弗的这种变化并非“表面的丰满”，而是有深层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作者的人文理念。
{20} Facknitz，Mark A. R. “The Calm”， “A Small Good Thing”， and “Cathedral”：Raymond Carver and the Rediscovery of Human Worth [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86，（03）：296.
{22}{23}{26} Brown，Arthur. Raymond Carver and Postmodern Humanism [J].Critique，1990，（02）：125，126，133.
{25} Bethea，Arthur F. Technique and Sensibility in the Fiction and Poetry of Raymond Carver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1：156.
{29} Abadi-Nagy，Zoltan. Minimalism VS.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J]. Neohelicon，2001，（01）：135.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