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官方依据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建立信息传递系统，而平民百姓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平时是怎么传递信息的呢？ 原始通信
在人类的老祖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远古的人们用肢体动作或一些物品进行非语言传播，比如跳个舞、比划个手势，或者在身体上描描画画，以达到把信息传递给他人的目的。可是，这些肢体语言以及符号只包含很有限的信息，表达不出完整的意思。 云南的佤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进行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便命人给乙寨送去一块木条，在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学家们在青海乐都柳湾也发现过。那里的原始遗址出土的记事骨刻，其所刻缺口与佤族十分相似。这说明了距今数千年前的原始居民已经有了简单的通信活动。
怀之好音
凭借语言来传递信息的例子，捎口信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的人，携带他人口授的信息，到达目的地后再转述给接收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口信比以往非语言的信息传递要准确很多，可以表达明确的意思，但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遗忘，甚至捎信人的伤亡等。不过，这些问题在有了文字后大部分得以迎刃而解，人们将所要传递的信息内容用书写的形式保存在实体媒介上，比如纸张、布匹、动物皮毛、树皮、竹简等等，再通过旅行的人传递到对方，信息内容的正确性得到保证。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先秦，没有私人通信机构，所以孔老先生告诫后辈，要么守着父母，非要出去也要告诉父母自己在哪里，这是那个时代比较靠谱的生活定位方式。《诗经》中有几首关于戍边兵士希望有人捎信的诗篇。有一首《采薇》唱道：“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意思是：心中忧闷如烈火中烧，又饥又渴，驻地还未安定，哪里能找一个顺路人，给家中捎个平安书信？《匪风》中也有“谁将西归？怀之好音”这样的句子，就是托熟人给家里报个平安。
驿馆传舍
战国时期，一般百姓和普通官吏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只有当时手握大权的少数贵族才能建立自己的通信联络组织。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都有自己的情报通讯机构。《史记》记载，一次，魏国官方通信机构接到边境的烽火情报，说是赵国兵陈边界，要向魏国进攻。魏王十分恐慌，找信陵君商量对策。信陵君却稳若泰山，告诉魏王说这仅是赵王出外狩猎，不是举兵攻魏。不久，前方来报证实了信陵君是正确的。魏王很奇怪信陵君为何能未卜先知，信陵君解释说这是他家里的食客向他报告的。这说明信陵君拥有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准确地向他通报情况。
随着卿大夫势力的扩大，战国时代出现了若干由大贵族兴建的私人驿馆传舍。这些驿馆既可以作为他们私人的驿传设施，也可用来聚养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宾客”。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招揽了许多谋士。据《史记》记载，齐国的孟尝君所设驿舍有等级各异的不同规格，最上等称为“代舍”，中等的称为“幸舍”，下等的称为“传舍”。春秋战国时还出现了一般商贾开的旅舍。《国语?晋语》中说，晋国太傅阳处父去卫国访问，中途曾住在一个叫宁嬴氏的人开的旅舍中。这位旅舍主人本想追随阳处父去干一番事业，后见此人好说大话，言不由衷，便改变主意了。后来阳处父果然落了个被杀的下场。战国时期的史料还记载了许多名人曾居住在邮驿、馆舍的事，如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赵国名相蔺相如，都曾在传舍中住过。
私信困难
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进行。有时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考古学家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这可能是两名当地的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吃饭。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妻子幼孙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达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等（《居延汉简甲编》）。从这两封信中可以了解到两汉时民间通信仍是极为困难。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同于秦朝，开头各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夫妻间如此客套，很有意思，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规格。在这两封汉简中，丈夫称妻子为“少妇”，称岳父为“丈人”，可看出秦汉时的称谓与今大致相同。
在汉朝古诗里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3年，可见书信的珍贵，也足见通信之难。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自组一套通信系统，为他收集各地情报。
天涯逆旅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经济中心南移，商人这一群体逐渐壮大起来。他们专事货物交易，因此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账单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于是“逆旅”、“邸店”应运而生。这些店既可以囤货、交易，也可以住宿，成为商人行商旅途中有效的中转站。史载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就在建康城里开了数十家这样的店。当然，由于官府对这些店课以重税，因此它们的发展还很有限。
隋唐时期的私营逆旅发展很快。这些私人旅舍比较自由，一般开在驿路沿线的村镇之中，有的还同时开设酒店，使旅途劳累的客人有吃有喝，美美休息一宿。唐张籍诗：“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描写的就是四川成都附近一些私人逆旅兼酒家的状况。
唐代时，在长安到洛阳、成都的路上出现了“驿驴”，就是在路上的旅舍中专门饲养着供人租借的驴子，速度虽然比不上驿马，但还是大大方便了人们往来通消息，特别是对于民间商人们来说，尤为方便。唐朝时候人与人之间通信较前增多。人们之间让人捎带书信，有时还互送一些小礼物。贵族和军将书信往来可以由官府和边防提供方便，中下层官员可以通过州县邮驿捎带，一般百姓仍是靠同乡和商旅带信，如大文学家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平日书信便是如此。但这毕竟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了。
私书附递
到了宋朝，官员的“私书附递”成为皇帝诏令中明文规定的事，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允许私书附递，士大夫中的书信往来猛然增多，宋代名人的文集中“书牍”体裁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苏东坡便有许多家书体的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递中”指的便是递铺传送的书信。私人通信的增多，也让远隔天涯的亲人常能从来信中读出感动来。晚年的陆游被朝廷罢官后在家闲居多年，正在愁闷无所排遣之际，忽然听到“邮递员”送信的声音。拿到信后，他非常激动，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写诗云：“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
私信的发达也让地方小吏有了合法投递私书的途径，用以表达态度。当时，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桧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乡邻巴结他，唯独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账，不愿对他奉迎，引起曹泳的不满。秦桧死后，厉德斯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处。曹接书一看，原来是一篇题为《树倒猢狲散》的文章，痛骂秦桧奸臣一伙的。而这样的情形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如历史上著名的枚皋、朱买臣、东方朔、李白、韩愈等一干人众，当初为了出仕，都是跑到京城投书才获得任用机会的。
民信有局
时间的指针拨转到了明朝，商业通信机构―民信局正式出现了。民信局最早出现在沿海和沿江商业发达的地区，由宁波商人首创，老板出资雇佣店员，专门为民间投递信件、汇款和邮包。他们一般在上海、广州、福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设立总局，然后在各地设立分局或者代办。各信局之间的业务可以协作和联号。如宁波地区各家信局的邮件可由任何一家差役代运，费用公摊，因此有的信封上一个地方会盖两家信局的戳。同时，各地信局签订协议，可以互换邮件投送。因为各局虽然在外地设立了分号，但是由于人力物力原因，有时送信速度赶不上当地信局的速度，所以这样做可以加快信件的周转。在邮资方面，可以由发信人全付或者半程，也有由收信人付全资或半程的。而对于一些老客户，信局可以记账，年底结算，而且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折扣。
民信局的业务十分广泛，而且服务周到，除书信传递外，衣服包裹、食品医药、四时鲜果、鲜鱼活虾，甚至家禽等也能捎带。
而在广东、福建这些地区，到海外谋生的人较多，这些侨胞经常会给家里写信、寄钱原来主要靠托人捎，很不方便。为此，当地一些民信局向海外发展业务，组织“侨批局”，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信和汇兑业务。因为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把华侨汇款附寄的信叫做“侨批”，所以机构就取名为“侨批局”。侨批局除在国内出国华侨较多的城镇开设外，还在国外设立分号。到1930年，全国登记的侨批局共有180家，所属国内外分号共700多家。它们对便利海外华侨寄信汇款和与祖国联系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除了不贴邮票之外，浑身带有欧美邮局特点的机构，从明代起源，清朝光绪年间发展到顶峰，全国民信局达到3000多家，网络覆盖包括东北、西北在内的全国主要地区，直到1935年才被迫停办，而侨批局则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民信局的出现，才真正让普通老百姓也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递。
捎口信是古人经常使用的通信方式。
德宏州景颇族的实物信：冬草叶、针线、树根、芝麻，代表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
德宏州景颇族的实物信：（男子给姑娘的第一封信）红线扎的烟叶、槟榔、树苋、竹篾丝，表示对姑娘有好感；钱币代表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
壁画《驿使图》，画面上是手持信物、跃马疾驰的信使。
苏轼写给友人的慰问信
江苏扬州高邮大运河边的邮亭
同治五年（1866）黟城（安徽黟县）公利信局的实际封的正面和背面
我国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
我国现存最早的家信，是1975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发现的距今2200多年前秦代士卒所遗留下的两封木牍家书。这两封信是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的两个秦国军人黑夫和惊向家中的同胞兄弟中所写的。两封家书的开头都向兄弟中问好，并请他向母亲请安，并向家中要钱和衣服，然后说到他们在前线的情况，说黑夫即将参加淮阳的攻战，“伤未可知”。信的反面还有几句向家中各亲友问好的附语。
两封木牍家书是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发现的，至今保存完好，正反面的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从这两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首先，秦朝被征发的军人所有衣物皆家中自备，服役有一定期限。他们在军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所以黑夫和惊都十分想家。
其次，当时秦国战事十分频繁，所以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黑夫家的三个兄弟就征发了两个上战场，这势必使其家中的劳力不足。但从家信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秦军一般士卒家中经济状况还过得去，所以黑夫才有可能向家中要钱和衣物。
再次，根据家书可推断当时通信制度的一些情况。家书是从河南淮阳发出的，如今在湖北云梦出土，说明书已到达家中。专家们考证，黑夫和惊绝没有可能把信交由官邮递送，因为战国末期和秦时，官邮只传递官府文件，不许私带书信。这两个身份不高的一般士卒根本不可能利用私邮。这两封家书很可能是由军队中服役期满的老乡回家时带到家中的。这种不正规的私书捎带通信方式，秦朝以后在我国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宋朝，政府才有了“私书附递”的规定，明朝以后方出现民邮组织。可见古时的民间通信是何等艰难！
另外，从这两封家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秦汉时候书信的写作体例和格式和今天我国民间通行的有较大区别。首先，时间不写在信尾而写于信头。如黑夫和惊合写的第一封木简书信，正面一开头文字便是“二月辛巳”，而现在日期都是写在信的最末的。其次，注明书信写作时间之后立即跟上的不是收信人的称呼，而是写信人向收信人的问安：“黑夫、惊敢拜问中、母毋恙也！”不像今天我们习惯把问安放在信末。此外，通过这封信还可以了解当时书信的常用词汇，如“毋恙也”、“敢拜问”、“敢问”等，有些词至今尚在中国人的信中常用。